后苏联地区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变革因素与转变方向
〔俄〕爱·根·索洛维约夫著
陈爱茹译
［摘要］从20世纪末开始的左翼思想危机与发达国家社会结构转型、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全球化等因素相关。从工业社会向服务和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过渡，全球化挑战、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危机以及苏联崩溃后社会正义观念受损，导致欧洲和后苏联地区左派的认同危机。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影响了后苏联地区精英，后苏联地区左翼政党没有驶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航道，而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理想与社会正义之间摇摆，进行社会民主主义信条现代化的“新修正主义”尝试。后苏联地区左翼思想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细微的思想变化战略并依靠传统选民以争取最多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实施这种战略上最具代表性。近些年后苏联地区左翼政党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共产党等亚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验。
［关键词］后苏联地区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政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久加诺夫
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左翼思想经历的危机
从20世纪末开始，左翼思想经历了沉重而持久的危机。这种危机与几个因素相关，其中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型，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全球化对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影响，还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境遇等。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人阶级在发达国家人口占比下降，总人数缩减的过程一直在持续。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社会根基和选举的支持者，拥有大量员工的大企业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或者遭受“新经济”“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包括服务、信息等领域)的中小型企业排挤。在这一背景下，首先是在西方社会，然后是在全世界，所谓的“新个人主义”得以传播，对进步的渴望、财产的所有权、财富和个人自由的思考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些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对集体组织以及福利国家具有包罗万象的影响力的定位是矛盾的。[1] 后苏联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其根源主要不是后工业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而是苏联解体后在这个地方的所有国家的去工业化，形成了快速的工业退化、社会原子化、人们意识和行为的个体化以及社会分裂过程，结果是公民对各种形式的群众活动和集体性社会规划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立场。
除深刻的社会变革外，苏东剧变给左翼思想带来了显著的消极后果。苏维埃联盟崩溃在西方受到欢迎，包括其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透过该事件看到了“极权主义的苏维埃制度”的失败，后者在思想政治领域与自由社会思想和欧洲左派积极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竞争。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面向西方的快速一体化，实际上给左翼思想带来了沉重打击，很多左翼思想的拥护者士气低落，在思想和政治上丧失了斗志。苏联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的一种有效模式，即“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剧变的后果之一是此后20年间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话语在全球政治和思想上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不过是最成功、最有效的历史现实而已，并且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左派的立场——包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其倡导的思想。
在批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时，应特别强调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全套手段调节经济过程的无效性，因为它逐渐导致官僚化和经济规范化，削弱了经济活力。反对者本着自由主义的批评精神指出，社会支出不断增多导致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对企业征收高额税赋抑制了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社会经济模型被认为既不能满足新自由主义共识，也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和计算机信息技术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和计算机信息技术要求市场主体具有灵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左派的传统战略遭受损害、停止运转。西方左派的传统战略包括提高税率，以资助社会发展规划和发展福利国家制度，这些在知识经济和计算机信息技术背景下逐渐失灵。
全球化进程使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倡议在西方建立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受到质疑，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经济调节举措只有在民族国家层面并在新凯恩斯主义社会经济模型框架内才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者积极倡导的社会民主制的反周期政策旨在通过刺激总需求来克服经济衰退，即增加政府支出、降低贷款利率并对投资和消费施以税率激励举措。需求依赖赤字融资支撑，在经济增长期间税收的增长可以弥补此类预算赤字，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该方案开始出错，税收的增长赶不上预算赤字的增长。事实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很轻松地就可以将生产从社会标准高的国家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且税收制度更具有吸引力的国家，而且在全球化框架内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使得维持福利国家以前向人民提供的社会保障变得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依靠高税收来资助社会规划会因损害本国商业的竞争力而不得不放弃，因而全球化进程给福利国家带来了更多压力，迫使政府限制其自身的职能，这打击了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基础。
全球化是一个影响生活方方面面的客观进程。工业时代被高科技主导的时代所取代，它们与新经济的核心资源——知识的生产直接相关。高科技在国际社会框架内正在成为确保国家安全、繁荣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决定性组成部分，其产业的发展能够确保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前沿领域及最有前景的部门中占最大的份额，包括抵消全球竞争背景下其他(传统)部门不可避免的衰退。在现代化竞赛中领先的国家在利用全球化客观趋势、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使非常具体的政治实践合法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奉行全球主义政策。实际上，游戏规则由少数参与者制定，他们决定了世界政治中可作为的边界，并对逃避这些新规范和行为规则的国家实行管控。
后苏联地区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尽管全球化未决定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方向，但为其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稚嫩的国民经济的运作创造了特定的环境。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强调融入全球经济进程，而不是探索自己的有效发展模式，在发生了社会结构退化(在去工业化背景下，产业工人数量缩减，技术性知识分子流失)并在社会标准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复制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在两极世界秩序崩溃的现实中，后苏联国家面临着如何确定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状态、地位和角色的问题，全球化给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些国家确定了跨大西洋的发展方向，其他国家则表现出政策的多矢量和多方案性特征。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优惠和政治红利，当莫斯科与其他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时，则与俄罗斯划清界限。
形成后苏联国家新政治身份的认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后苏联地区仍然是俄美之间、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存在尖锐地缘政治矛盾的地区，该地区各国的过渡社会被挤压在非常矛盾的诉求之间——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诉求和适应新的全球化发展的超民族和超国家趋势的诉求。这种情况制造并将重现这些国家严重的国内政治紧张局势，鼓励了民族主义，自动地强化了右翼立场。传统上，西方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是影响后苏联地区左翼思想和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社会思想和左翼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奠定了这个地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向量。试图利用共产党积累的威望和地位是左翼思想转变的另一个方向，对苏联的怀旧之情可以转化为政治舞台上的选举成就。
二、欧洲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从右倾到左倾
西方国家及其社会政治思想影响了后苏联国家精英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发展方向。从工业社会向服务和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过渡，全球化挑战，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危机以及苏联崩溃后社会正义观念受损，导致欧洲和后苏联地区左派的认同危机。解决已出现问题的尝试使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右派日趋活跃，他们采用新自由主义方法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应对全球化趋势，这对后苏联地区左翼有重要影响。
新修正主义者建议通过自由主义元素丰富社会民主主义，从而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主旨知识的现代化。他们呼吁放弃有关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认为这是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应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调整资本主义，以确保在其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公正、团结、平等)，使自由市场的主要原则不受质疑。[2] 由此可见，新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承认了社会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批判部分，且赞同新保守主义者有关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主义增多会强化官僚影响力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了鲜明的修正主义倾向，结果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两种发展趋势——新社会民主主义和旧社会民主主义。前者与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德有关，可称为“社会自由主义”。英国工党内部的“新工党分子”是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现代化这一变体的支持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新中间道路”的拥护者试图在西方社会主义者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技术(主要是测量)管理方式、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的福利国家之间找到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新自由主义者“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基本原则的理论奠基非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莫属，他是《第三条道路》(1998年版)一书的作者和布莱尔的顾问。[3]
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立场变得接近以美国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布莱尔和克林顿甚至提出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进步国际或左派中心国际的想法，但社会党国际此时坚守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在拒绝很多“陈旧的左的意识形态”后，在社会和经济政策领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4] ，如布莱尔和吉登斯主张把全面福利国家转变为“社会投资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不是以社会救助金，而是以社会投资的方式向公民提供援助，旨在让公民获得专业技能或再教育，提升残疾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人责任感，“劳动福利”(从事劳动活动的社会救助)被宣布为一项主要原则。同时，与老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同，新工党分子首先要消除“社会排斥”。平等被定义为社会包容，首先被解释为机会均等，能获得教育、提高职业技能并有工作是机会均等的条件。[5] 用吉登斯的话说，新社会民主主义与旧社会民主主义相比有两个主要区别：承认在变化的世界深刻反思左翼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渴望选举成功，不仅在产业工人中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中获得支持，而非保持自身学说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新工党分子支持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除带来风险和冲突外，还带来了巨大收益。施罗德持与新工党分子相似的立场，他认为吉登斯的许多观点都是旧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志，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通过了戈德斯贝格计划。施罗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早已不是那个对市场深表不信任、仅仅依靠产业无产阶级、期望加强国家作用的旧社会民主主义。他深信，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政策不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或新自由主义的，它首先必须是现代的，能确保德国经济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竞争力。1999年布莱尔和施罗德发表的共同宣言——《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6] ，正是对自己观点的否定和对新自由主义立场的顺应，该宣言被世界许多左翼思想的拥护者接纳，在欧洲亦如是。
《若斯潘文件》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对布莱尔和施罗德宣言的回应。该文件同样颁布于1999年，标题为《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该文件强调，社会主义者应尊重自己的传统，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而不是急于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案“打入冷宫”。若斯潘宣称：“走向市场经济,但不是走向市场社会!”[7]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第三条道路”拥护者对全球化进程持不同态度。“新工党分子”的依据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别无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持更加反对资产阶级态度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而言，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突变”，需要通过统一行动和政治监管加以约束。若斯潘指出，全球化是“需要加以调控的一个过程，不仅要预防危机，还要保护区域和民族的同一性”。[8] 在政治实践领域，若斯潘呼吁建立全球层面国际金融体系调控机制，并将其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领域。
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系列向右转导致长期争论和危机，还引起西方社会民主党一波又一波的分裂，其征兆是德国和法国一部分持更传统左翼思想的党员退党，这导致新的分裂并在德国成立了拉封丹的左派党和在法国建立了梅朗雄的左翼阵线，战斗一直持续到今天。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面对一些新挑战，这导致其改变与左派自由派合并的趋势。传统上的欧洲左派拥护自由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这源于其政治哲学和国际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是作为国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产生的，因为它的民族问题总是隶属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阶级认同则优先于民族认同。此外，社会民主党人继承了启蒙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人最主要的社会属性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和社会经济环境在人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那么重要了。社会民主党通常对民族国家问题缺乏理解，尤其最近低估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移民融入西方社会的困难，多元文化陷入危机，但左翼没有明确的选择。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打断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移”。从本质上讲，世界金融危机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这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靠政治调整经济进程观念的正确性，该观点在左派中得到传播。全球危机使许多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受到质疑，并促进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复兴。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社会主义者终止了“推销”自己纲领性目标的企图，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回归。英国工党是这种思想演变的最鲜明的例子，科尔宾的拥护者宣传一个改良主义的纲要，该纲要提升了管理经济流程的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方法的作用和国家在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使其能够集中更多企业(通过赎回实现国有化)，并再次扩大社会政策覆盖的范围。
欧洲社会党的转型表现出了这一面。举例说，在危机后的《欧洲社会党原则声明》中，全球危机的原因被解释为：“金钱和贪婪推动的市场力量攫取了权力，并寻求取消对权力进行的民主控制。这些力量服务于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保守分子和新自由主义者推销自己价值观的同时，加剧了经济、地理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短期获利且轻松地获利，不受任何规则约束——进而导致了最严重的危机……”[9] 这个声明确认，社会民主党人忠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团结、正义，欧洲社会党人一如既往地捍卫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获得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的权利，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集体捍卫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三、后苏联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由于苏共危机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后苏联地区的出现成为可能。欧洲的上述政党开始被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大多数团体接纳，他们以所谓“更灵活、更富有创造性和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遗产，一部分政治精英使用民众熟悉的、适应社会要求的左的华丽词藻，在竞争性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在后苏联地区的社会意识中，社会民主主义被联想为成功的改革、社会成就——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和“瑞典模式”，在其理念中融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与苏联版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情况在世纪之交决定了社会民主选择的吸引力。后苏联地区出现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驶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航道，他们一方面在“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正义之间摇摆，另一方面进行社会民主主义信条现代化的“新修正主义”的尝试，再现了欧洲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发展趋势。但这些政党也有自己的特点，既可以通过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来解释，也可以通过必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特点来解释。
新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自己的任务、目标和影响。在经济领域，关注构建允许多种所有制发展的、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依然重点强调国家调控和旨在确保社会公正和公民经济福祉的面向社会的国家制度。在政治领域，新兴社会党提出的任务是构建“议会型”政党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建立法治政府、权力分立、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利益、确保所有人丰衣足食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很时髦，但后苏联地区社会党连赢得大选胜利的政治高度都未能达到。摩尔多瓦共和国是唯一的例外，那里的社会主义者连年为争取国家权力而斗争，但这仅是一个普遍规则的例外。在一些后苏联地区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尽管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相对成功并几次在全国议会中组建自己的党派，但对实际权力杠杆和政治决策机制的影响是有限的。
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楚琼党或许是后苏联地区最古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其纲领性目标中，该党融合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纲领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很多国家的亚美尼亚侨民全都加入了该党。在合法化并恢复其在亚美尼亚的活动后，该党以与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强硬对抗而出名，其活动在1993年被法令禁止，1998年最终实现合法化。自此，该党坚定地参加地方和国家权力机构选举，其大量基层组织之间联系密切，组织机构纪律严明，拥有大量资金、媒体和人力资源，可以争取到更广泛阶层的选民开展政治斗争，在亚美尼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得票率通常是4%～6%。但由于该党资金来源于国外(亚美尼亚侨民)，因而放弃了足够激进的民族主义纲领，其纲领未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在2018年选举中，该党获得了3.89%的选票(48811票)，未能达到5%的议会准入门槛。
在相邻的格鲁吉亚，尽管产生了几个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政党，但都规模较小，未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格鲁吉亚左翼联盟、劳动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议会中未曾有过代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形式上，根据名称和纲领政策的社会定位，可以划归社会民主党的还有格鲁吉亚工党，但依据其他标准，这是一个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党，其实际活动并不总是与党的名称及纲领政策一致，在很多方面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相似。目前，格鲁吉亚工党在议会中没有议席，在2012年选举中获得了1.24%的选票(26765票)，在2016年获得了3.14%的选票(55207票)。
哈萨克斯坦政治取向接近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纲领的政党有“阿基利特”民主党和全国社会民主党。“阿基利特”民主党是独联体国家社会党人论坛(独联体国家联合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成员，该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其思想政治基础。2013年该党与精神复兴党合并成立“比尔利克”政党后，其思想政治基础可以概括为某种生态的和社会主义的主张。虽然该党倡导生态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只有放弃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但由于遵循西方发展方向而没有成功。在2016年的马吉利斯(指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中，仅有0.29%的选民支持“比尔利克”政党，结果导致该党名列末位——第六位，未能进入议会。全国社会民主党目前有成员约14万人，提出的目标是致力于在哈萨克斯坦政治实践中应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价值观，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的社会国家、经济创新并实行新的人道主义政策的任务。在2007年马吉利斯选举中，该党获4.54%的选票，没有进入议会。2009年该党与在思想和政治上更自由的民主党“阿扎特”联合，但联合政党——“全国社会民主党阿扎特”在选举中也没成功，也未进入议会。
在苏联解体和构建共和国政党制度的背景下，1995年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民主党“阿道拉特”成立，现有成员135000人，3700个基层组织。该党的主要目标是积极参与法治民主国家建设，在以社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建设更公正的公民社会，以及建设一个符合乌兹别克斯坦各民族利益的精神上团结的社会，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宪法权利与自由相一致。该党系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党，是乌兹别克斯坦登记注册的5个政党之一，在当前的“奥利马日利斯”(指乌兹别克斯坦议会)中约占20个议席。
在吉尔吉斯斯坦，尽管现有社会党组织薄弱(没有正式党员)，但有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政党在活动。“阿塔-梅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首个政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以社会民主学说为基础建设“民主社会主义”，但在随后的20多年间已从社会民主主义目标逐渐转向欧洲社会党人——“新修正主义者”所坚持的方向，从经典社会民主主义变为坚持“第三条道路”的政党，这在地方政治背景下意味着向自由主义和亲西方的方向转变，目前仍是该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之一。吉尔吉斯斯坦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是社会民主党，该党始终遵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2018年成为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先后由埃尔克巴耶夫和阿坦巴耶夫(2011～2017年任国家总统)领导，阿坦巴耶夫的政治继承人是热恩别科夫，他在2017年最后一届总统选举中获胜，赢得54%的选票。2019年该党处在分裂边缘，一部分党员仍效忠党的创始人——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而另一部分党员反对他。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总统大选期间，阿坦巴耶夫积极支持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后来又严厉批评他的行为，结果党组建的执政联盟分裂为总统的拥护者和阿坦巴耶夫的拥护者，后者是前者最强大的政治对手。分裂导致执政党的两个部分都声称有权保留原有的政党名称，把自己看成“真正的”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派别和热恩别科夫都反对阿坦巴耶夫，阿坦巴耶夫被逮捕后其支持者也都销声匿迹了。
戈尔巴乔夫及其拥护者首次尝试在俄罗斯创建与社会民主党类似的政党。但是，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尽管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和活动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盛行，甚至在公众意识中“瑞典模式”的社会福利国家有些被神话化了，但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没有取得成功。迄今俄罗斯的政治家之间仍存在争议，即按照思想主张什么样的政党可以归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长期以来，专家们把亚夫林斯基的“亚博卢”集团称为左翼自由主义政党，同时差不多就是社会民主党，但在该组织的所有活动阶段，其左派自由主义倾向显而易见。在1990～2000年初，俄罗斯联邦有几个政党，其名称包含社会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字眼，但均未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6年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力量领域由米罗诺夫领导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公正俄罗斯党”占领，实际上该党在俄罗斯政治坐标系中不如说是属于中间偏左，信奉社会自由主义标准。该党是俄罗斯当局制度性反对派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当局温和的政治反对派，没有对政权提出严厉的批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发挥实质性作用。虽然该党已第三次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组建党团，但由于此前一次国家杜马选举中表现欠佳，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有限，在本届国家杜马中占23个议席，而在上届是60个议席。该党与后苏联地区其他社会主义发展方案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不依赖欧洲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对派。
莫罗兹领导的乌克兰社会党从1991年登记注册起就坚决拥护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是乌克兰当局的反对派。在库奇马担任第二任总统期间，该党积极反对总统的政策，并在抗议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支持2004年的“橙色革命”，党的领导人莫罗兹与尤先科、季莫申科积极参加街头抗议活动，但由于“橙色革命”结束时莫罗兹个人政治野心未得到满足而转变为反对派，与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联手。该党的影响力在2006年达到顶峰，成员多达30万名，在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有议员党团，在最高拉达选举中获6%～7%的选票，在历届议会中占20～35个议席。但2007年非常选举失败后(赢得2.86%的选票，未过3%的议会门槛)，该党无力恢复常态并逐渐衰落，党的领导人莫罗兹离开了该党。2014年“尊严革命”后，民族主义者打着完全非欧洲的口号——“严格的秩序!用爱国主义滋养社会主义!”走上党的领导岗位。2017年基瓦开始领导该党，尽管他与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没有任何关系，但仍宣布乌克兰的“欧洲—大西洋一体化”方针，相应决议在201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
摩尔多瓦有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党，虽然地缘政治定位和纲领主张各不相同，但在思想政治上有很多方面相似。摩尔多瓦民主党成立于1997年，在著名的摩尔多瓦寡头(曾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普拉霍特纽克的资助下，民主党在摩尔多瓦得以重整旗鼓。自2009年以来，民主党一直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曾获得欧洲社会党观察员党地位，并在2015年成为欧洲社会党的准会员党，2018年被正式接纳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派别成员。该党根据其所宣布的“欧洲基本价值观”，致力于实现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混合经济，将充满蓬勃生机的私有制及其高效率的国有部门和高质量的、人人享有的国家公民服务体系结合起来。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系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摩尔多瓦的可持续发展，批评北约且拒绝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合并的可能性，反对国家采纳的欧盟政策，坚持传统价值观和东正教，社会主义思想被一些党的领导人看成“源起”。尽管2016年社会主义者党主席多东当选该国总统，但总统权力极其有限，实权属于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理。在2019年选举中，各政党极度对立，民主党明显倾向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者党则倾向莫斯科，结果是社会主义者党赢得选举，但未获议会多数席位和共同组建政府的可能性。民主党及其盟友和独立议员也无法构成议会多数，结果社会主义者与右翼的亲西方的行动和团结党结成议会执政联盟，执政联盟的领导角色是右翼联盟的代表，其代表人物桑杜成为总理。
后苏联地区其他国家左派的势力和影响较弱。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是社会党国际成员，其领导人阿里扎德系议会议员(此前该党联合主席是阿塞拜疆前领导人)，迄今为止该党选民基础薄弱，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仅获0.4%的选票(11288票)。根据其思想政治特征，塔吉克斯坦社会民主党和塔吉克斯坦社会党很难归入社会党(只是使用了社会党的名称而已)，现阶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白俄罗斯社会党人影响力微弱，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有支持总统卢卡申科的(如共和国劳动正义党、社会体育运动党)，也有他的反对派(如社会民主党“格拉玛达”)。
四、后苏联地区共产党人——重建社会主义的方针
后苏联地区左翼思想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试图通过细微的思想变化战略并依靠传统选民争取最多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实施这种战略上最具代表性。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不仅是后苏联地区人数最多的(约16.2万人)，也是所有在俄罗斯开展活动的政党和政治运动中最大的党。该党是传统的群众性政党，具有广泛的组织和群众基础，最近25年来拥有众多选民和稳定的支持率，尽管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减少。该党两次在按政党提名进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第一名，来自本党的总统候选人两次成为总统竞选胜利者首要的、真正的对手。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采取将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宣称的传统苏联方案相结合的方针，提出了俄罗斯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苏联“8·19”事件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颁布法令，中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活动，并颁布总统令禁止共产党活动。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取消了上述禁令，1993年2月13～14日俄罗斯共产党人举行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会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名称重建，久加诺夫被选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大会通过的文件宣告了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之间的继承性。俄共强调自己忠实于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思想，主张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发展联邦制，在独联体框架下签署新的国家协议，希望实现人民在自愿基础上恢复统一联盟国家的愿望。
久加诺夫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尝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希望国家成为强国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以及俄罗斯文明价值观结合起来。他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国家爱国主义”力量民族阵线的想法，目标是把俄罗斯从“世界主义者”“叛徒”和“西方代理人”手中解放出来。他在1994年发表的《强国》一书中宣称，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斗争不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那样)，而是发生在爱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与俄罗斯执政的反爱国主义者——崇欧派之间，前者捍卫俄罗斯强国的实力，后者出卖民族利益且实际上是西方代理人。他强调，俄共致力于将“红色”的社会公正理想与民族国家观念结合起来，其民族解放斗争应主要以和平、非革命的形式进行(参加议会选举和各个州的选举等)，因为“俄罗斯已经用尽了发动革命的限额”。[10]
除吸收爱国主义和强国价值观外，1992年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演变还包括采用了一些不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话语体系的概念(比如，地缘政治结构和某些“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当前情况的分析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章节和方法论原则(尽管在文件中保留了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礼节性回溯)，用久加诺夫的话说是“其拥护者为照顾到生活中的所有要素，不应该仅遵循一种分析方式或方法”。[11] 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纳入俄共思想体系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没有被看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而是被看成对其的发展和丰富。新共产党的建设活动条件与竞争性政治体制迥异，共产党人承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政治和思想多元化、多党制，承认宪法规定的民主、社会、法治国家原则，所有这些思想和意识形态混合的结果，导致俄共的意识形态按“社会发展方向”标准评价是左的，按其他方面评价(比如，对待国家制度、爱国主义的态度)则极其接近右翼保守主义。
1995年通过的俄共纲领试图将传统俄罗斯保护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传统共产主义的概念乃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起来，是党内各派别妥协的结果。纲领确定的党的任务是“将社会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群众抵抗运动”[12]，人民政权(通过苏维埃和其他形式的人民民主自治联合起来的绝大多数劳动者享有立宪权)、公正(基本社会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平等(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爱国主义、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和社会对公民的责任、“在未来宪法中确定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态安全、人类所面临任务特征的革新社会主义”，宣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未来”。[13]
20多年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可以预见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反对“新世界秩序”“帝国主义全球化”和外界干预俄罗斯联邦的内政和外交，宣布对外政策的首要事项是恢复苏联，国内买办机构和西方沆瀣一气使苏联遭到了破坏。与当代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人开诚布公地承认苏联在冷战中失败，其结果是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北约扮演着世界宪兵的角色”，该世界秩序给俄罗斯联邦安排的是糟糕的“半殖民地”角色[14]，但其外交定位在原则和战略方向上与国内政治精英的官方喜好并没有太大差异。国内政治精英在1997年前夕开始使用“国家利益”术语，至此还提出了关于多极世界和多极世界秩序的“普里马科夫理论学说”。
国际舞台可能出现的重大场景再现了久加诺夫早已提出的“世界独裁”“全球动荡”和“利益平衡”景象。[15] “世界独裁”指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16] ，全球动荡是“世界独裁”的一种映衬，并且“在西方金钱乌托邦轰然倒塌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成为现实”[17] ，其实质是如果西方土崩瓦解亦或西方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对西方而言，停止等同于死亡)，就会出现最强烈的内部系统性危机，而西方崩溃将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现有冲突加剧并引发新的冲突。打破“世界独裁”的出路在于，“要在全面加强国家体制，坚持思想、政治、经济和军事自给自足的道路上谋发展”。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冲突最少的发展方案是“存在若干个权力中心的多极化，这些权力中心可以在法律上加固现有的力量平衡，并采纳对各方皆有约束力的统一游戏规则”。[18] 革新的俄罗斯(“在融合了古老的精神传统、苏维埃人民政权和电子技术时代成就的基础上，战胜危机并巩固自己的国家制度”)可以扮演“平衡”世界的担保人角色。
俄共在国家杜马的实际行动表明，俄共领导层尽管其有反体制言辞，但已深深融入了现有政治制度，他们不断强调俄共是个“建设性反对派”政党。从俄共思想家视角看，贯穿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性妥协”思想是俄共政治战略和战术的主导思想，其实质与其说是致力于全面执掌政权，毋宁说是在与国家主要社会和政治力量达成战略妥协的基础上参政议政。主要社会和政治力量首先指在俄罗斯政治和商业精英中占主导性地位的派别和集团，对此类立场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一些解释着眼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另一些解释着眼于心理学领域。俄共推动高层干部与制度妥协，党的领导层意识到恢复旧制度是不可能的，有些党的领导政治意志薄弱，国家强调俄共的意识形态与激进共产党人不同，其宗旨不是破坏国家，而是要巩固国家。这样的结果是俄共领导人及其团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统治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俄共对类似全球化这样的现象所持的立场令人关注。俄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2000年12月召开)上专门通过了“关于对待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立场”的决议，在决议中全球化被视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一方面，俄共理论家认为，全球化导致经济、科学、教育和信息化一体化的深化;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利用这些趋势作为推动‘新世界秩序’获得全面认可的工具”，全球化的推进形式“保障跨国资本时代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导致人类分裂为“金十亿”人口和其他人口，并且有固化趋势。俄共呼吁拒绝“全球化的掠夺性和帝国主义本质，防止其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19] 久加诺夫把按照“世界主义者”方案实行的带有“掠夺性”“抢劫性”的全球化称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20] ，认为“今天的国际社会不过是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的化名”。[21] 富裕国家的少数人口与地球上大多数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让久加诺夫提出了“全球种族隔离”是“新世界秩序”主要形式的观点。
根据党的现行纲领，信仰是俄共的主要议题：“拯救祖国——只能依靠恢复苏维埃制度并遵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俄共清楚党的任务是将社会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人民阵线[22] ，因而为左翼政党提出了一个相当新颖的纲领，在国家的根本特征和社会的根本特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之间建立起联系。[23] 俄共建议，向苏联的过去而不是未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如果把共产党人提出的万能公式简化，可以将其归结为1917年加米涅夫的那个著名的公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但已经清楚的一点是，这个公式不太适合当代时局，在过去10～15年间俄共影响力不断下降，党员人数从21世纪初约50万下降到约16.2万，该数据是2016年1月1日俄共网站公布的。尽管有一些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外部环境，但俄共的选民基础没有增长，全国议会选举的最新结果是9.5%的得票率，这让该党在国家杜马仅获43个席位(俄国家杜马共计有450个席位)。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积极与后苏联地区的志同道合者合作，这弥补了国内政治领域某种程度上的失败。1993年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29次代表大会，来自后苏联地区的各共产党组织416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根据原苏联各共和国共产党活动的现实条件暂时决定，在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重建前，将苏共更名为“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并通过了纲领和章程，选举了舍宁领导的党的委员会。代表大会宣布，“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继承党，在苏联境内开展活动的共产党是苏共各个共和国组织的继任党。在1993～1995年期间，除土库曼斯坦外，所有苏联的原有共和国共产党都恢复了活动，一些共和国以苏共党员为基础，出现了几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到1995年7月，后苏联地区有26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在活动，其中22个共产党团结了130万共产党员，都是“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成员。
直到今天，后苏联地区一些国家都有几个共产党在活动，由于领导人、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共产主义民族组织队伍的分裂始终未被战胜。比如，格鲁吉亚有两个共产党：格鲁吉亚统一共产党和格鲁吉亚共产党，要了解其在全国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可以看2016年10月8日的议会选举，他们在选举中分获1469(0.08%)和1773(0.1%)张选票，自然未能进入议会。尽管统一共产党因加入“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而在国际舞台上更活跃，但在格鲁吉亚的政治舞台上没取得什么特别的成就。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一个共产党在2004年分裂，其一部分保留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名称，直到2015年法院禁止其继续活动;另一部分改称哈萨克斯坦人民共产党，还在继续开展活动，在上次国家议会选举中获7%的选票。许多后苏联国家的共产党人被视为苏联的某种残遗物，而且由于当地精英根本不想恢复苏联，他们经常要面对严峻的问题，甚至是其组织遭到禁止。除俄罗斯外，后苏联地区最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中西蒙年科领导的乌克兰共产党在2015年被取缔。因此，“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活动通常带有名义上甚至是模拟的性质，旨在展示后苏联地区各国家共产党的互动，而且起初认为这可让左翼力量的代表面对面，将苏联传统转变为后苏联一体化的要素，并带动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但这并未发生。
在历经复杂的斗争后，2001年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被选为“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存在提高了俄共的国际威望，但总的来说并没有打造出党对独联体其他国家局势和其他党组织施加影响的工具。迄今为止，有15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有3个来自未获国际社会全部认可的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其中只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共产党才有议会代表和相对宽泛的选民基础。今天，塔吉克斯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的共产党在议会各有一名议员，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还都处在政治边缘地位。
因此，从长远看，企图创造性地修改共产主义立场来解决后苏联地区当前的政治任务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后苏联的共产党人更喜欢诉诸苏联时代的社会文化原型和历史传统，在苏联解体近30年后苏联地区国家的人们大部分并未领会这一点。随着社会基础遭到侵蚀(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普遍缩减)、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理想持冷漠态度以及左翼试图依靠其他政治力量——这太可怕了，其中竟然包括中亚的伊斯兰分子——来抓住广泛的劳动者阶层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主动性，后苏联地区各国共产党谋求积极发展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五、结语
苏联解体后的几十年间，左翼力量未能成功扭转不良发展趋势，被推离了政治领域。甚至在危机期间，尽管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取得了一定的选举成就，后苏联地区也未出现公众意识向左转的情况。后苏联地区所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轻松战胜了左翼的抵制，实施了各种私有化计划，减少了社会保障，提高了退休年龄，等等。
后苏联地区的左翼政党正经历艰难的时期。这些政党在很多方面开始变得“包罗万象”，甚至加入联合政党——在联合政党框架下，政治家被看成是职业的政治剧团老板，与其他政治专业人士进行争夺选票的斗争。后苏联地区左翼政党往往缺乏核心思想体系，如果说它们(诸如俄共)有核心思想体系，也完全无法适应21世纪的政治斗争条件。全球化和后苏联的去工业化的结果是，左翼政党的社会基础——那些最初具有明确利益的具体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工人、劳动者)——持续遭受侵蚀。在失去了大部分工业后，后苏联地区以往的工人阶级力量及其明确的组织机构——工会和政党——生存很艰难。对左翼力量而言，脱离民众是致命的。
还有一种趋势会让人产生乐观情绪。后苏联地区在传统上，在精神和思想政治层面上，都是面向欧洲国家的。但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影响下，近些年后苏联地区左翼政党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亚洲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如果说欧洲左翼思想和政党普遍处于危机状态，那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明显增加。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发展速度上无与伦比的思想和战略是非常值得的，可能会赋予左翼力量以思想和政治创造的新动力，在选择政治理论和实践转向时成为鼓舞士气的榜样。
作者：爱·根·索洛维约夫系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后苏联研究中心主任
译者：陈爱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注释：
[1]Поттхофф Х.,Миллер С.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ДПГ.1848-2002.М.,2003.С.394.
[2]参见Sassoon D.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N.Y.,1996.pp.730-735。
[3]R.Cuperus, K.Duffek, J.Kandel(eds)，Multiple Third Ways: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Facing the TwinRevolution of Globalisation and the Knowledge Society.Amsterdam etc,2001.
[4]Гидденс Э.Ускользающий мир: как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меняет нашу жизнь.М.,2004.С.92.
[5]ГидденсЭ.Социальн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 программ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сегодня.М.,2002.Вып.1.С.12-13.
[6]БлэрТ.,Шрёдер Г.Европа: Третий Путь-Новая середина //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глобальныхпроблем.М.,2000.С.88-105.
[7]ЖоспенЛ.На пути к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у миру //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М.,2000.С.106-127.
[8]Жоспен Л.На пути к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умиру.С.121.
[9]Декларацияпринципов Парти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http://www.socialistinfo.ru/socialXXI/988.html.
[10]ЗюгановГ.Держава.М.,1994,C.102.
[11]Оппозиция,1994,№11,C.2.
[12]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1999,C.4.
[13]ПрограммаКПРФ.М.,1999,C.4-5.
[14]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Осно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М.,1997,C.75-76.
[15]См.об этом: Зюганов Г.А.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мир.М.,1995,C.74-79.
[16]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C.79-80.
[17]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C.81.
[18]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C.77.
[19]Очередныезадачи КПРФ.М.,2000,C.49-51.
[20]Зюганов Г.А.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тупик или выход.М.,2001,C.29.
[21]ЗюгановГ.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М.,2002,C.149.
[22]Программапартии.// https://kprf.ru/party/program.
[23]См.об этом: Зюганов Г.А.Наша формула будущего-это Святая Русь,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жавностьи советск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Г.А.Зюганова 10 октября2019 г.// https://kprf.ru/party-live/cknews/1885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