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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谎言

2020-6-26 22:5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20| 评论: 0|原作者: 赵皓阳|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恩格斯也一针见血的批判过:“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恩格斯也一针见血的批判过:“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前天晚上请了一位在京东工作的朋友吃饭,618他连续加班几天几乎都没合眼,周六周日又要去抗疫志愿者,过于辛苦所以请他吃顿大餐。他讲现在北京疫情稳中趋好,所以没有什么太繁重的工作,而过年期间才是真的要命。过年期间京东公司承担起了不少抗疫工作,他是北京土著,彼时交通不通,没有什么人能回到京东总部;而协调抗疫工作总部又是重要枢纽,所以我这位朋友包过彼时回到公司的人,承担起了大量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为抗击疫情尽心竭力。

  我这位朋友从初二开始加班,整整到正月十六,都没回过家(毕竟亦庄离北京市区还是有距离的,虽然主要是线上办公,但是需要实地协调很多事宜),真正体会到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心境。而且他从初二开始工作,到初八这段时间是不算加班的,没有过年期间的三倍工资,只给一个北京市志愿者的补贴(大概率是国家出而不是公司出),初八之后才开始算正常工作,但是正常工作之外又要承担很多的防疫工作——即京东公司的公益行为。

  当然钱是次要的,毕竟抗疫大局众志成城,也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更何况互联网公司本身收入就不低,公司也给这些他们志愿者发了奖金和大量内购券(算是变相补了一个三倍工资)。只是他说,略微有一点心理落差:一线的医务人员就不用说了,不管是媒体还是全国人民,都是轮番的致敬;武汉的志愿者也很辛苦,不过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但向我们这样也忙前忙后的,没有谁会给我们说声谢谢,反而觉得我这是为公司打工,理所应当,仿佛我们大公司就是欠全社会的,现在是要赎罪。

  我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你所说,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某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有一说一,今年疫情爆发初期,京东公司的反应和对策是甩了阿里一个身位的,毕竟京东公司有着自己庞大的仓储体系和物流体系,在紧急的环境下显示出了集中的优越性。而刘强东本人也通过疫情期间京东公司的种种举措,一举扭转了舆论口碑。去年整整一年里,刘强东都陷入了在美国的性侵案件的影响,大家都开开心心刷着“直视我,崽种”的表情包,热热闹闹讨论着“一东”的计量单位,而疫情期间京东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完全扭转了刘强东的名声,社交网络都充斥着类似“东哥又是我兄弟了”的声音。

  在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刘强东和夫人章泽天现身伦敦,高调共度情人节。相信没有整个京东公司在疫情期间给他赚来的好名声,刘强东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敏感时间点挑战舆论。而社交网络下面的评论也明显能够看到京东公司的公关痕迹,控评方向无非是“东哥为疫情做了那么多事,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他?”“人家有条件去伦敦,凭什么不能去,他为疫情做了这么多事怎么不说?”“就冲疫情期间东哥做的事,我就一辈子不黑东哥。”

  远在伦敦的刘强东做了什么呢?你说他什么没做,确实不客观,他“操心”指导一下工作肯定是有的;但是,京东公司为疫情做的种种贡献,是像我朋友这样千千万万个基层员工,无数平凡而普通的快递小哥,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的中层干部,过年期间十数天没有休息共同取得的成就。但网络舆论却把这样大的成就和善行全都归功于刘强东一个人,我能理解我朋友的心理落差,因为好名声是东哥的,他什么都没有。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劳动据为己有,同时也把劳动所产生的声誉、荣耀和成就感一并占为己有;劳动者从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正反馈或价值归属,自然会产生驱离、抑郁等情绪——这就是异化。而在公益慈善工作中,本身就是为正反馈去奉献,而资本家甚至都要把这种正反馈“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一个人的好名声。

  我向来实事求是不吹不黑,我从来不对大公司有偏见,疫情期间我把京东阿里美团饿了么小米华为,包括伊利五菱宏光康师傅夸了一个遍——不管他们平时做过什么恶心事,疫情期间确实肉眼可见的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夸京东阿里,并不是夸马云刘强东,因为我知道那是大公司中千千万万劳动者同心协力共同完成的伟业,跟那些疫情一爆发就忙不迭跑到国外的资本家有那么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再比如,这次疫情期间马云个人和阿里巴巴都捐献了巨额资金,但是即便是公司的捐赠,公关软文和自媒体的口口相传中不会用“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如何,而永远是“马云”捐了多少钱,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刻板印象——“阿里巴巴=马云”。但事实上马云在阿里巴巴占股才6.4%,譬如阿里巴巴捐赠一个亿,摊到马云头上才六百四十万。

  老读者都知道,我写过很多批评马云的文章:

  砸烂资本家的毒鸡汤

  在马云蝉联全国首富的这一天,我被淘宝投诉了……

  这些文章下面永远都有脑瘫回复:“你这么嫌弃马云,有本事别用支付宝/淘宝啊。”这就是犯了同样的认知误区,错误的把某个资本家个人等同于整个公司集体,等同于整个集体的劳动成果。根深蒂固的奴性让他们认同了资本家的戏法: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淘宝和支付宝是程序员们一行代码一行代码敲出来的,是产品经理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加上去的,是架构师们一层数据一层数据搭建起来的,是运营和商务一家商户一家商户谈下来的,是设计和美工一笔一划描摹出来的。他马云当然也承担了一部分劳动,比如领导规划职责,比如给大家加油打气,比如给加班的员工洗脑996是一种福报,比如一刻不忘都要强调“阿里巴巴的价值观”……但是你把支付宝/淘宝整个的功劳都放到马云头上,那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How dare you?

  马云再牛逼他也不能大包大揽,把代码自己写了、把架构自己做了、商务自己一个一个去跑、客服自己一条一条回复。所以无论是支付宝还是/淘宝,这是集体的智慧,是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共同的劳动结晶。我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份子,凭什么不能使用阶级兄弟用汗水铸成的劳动结晶?所以说“你批评马云,有本事别用支付宝”这就是王八蛋逻辑,只有资本家最恶心的狗腿子才说出来,其目的就是偷换概念,让资本家个人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

  我们都是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训练的人,唯物史观反对英雄史观,讲究人民史观、集体史观。毛主席说过:“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渺小可笑的”,这就是站在了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角度去审视问题。

  同理,一个公司中聚沙成塔搭建地基的基层、上传下达沟通协作的中层、战略规划统筹全局的高层,是一个有机的成体,他们共同产出了劳动成果。如果说真有谁是废物,那肯定也得是寄生在劳动者身上靠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过活的吸血鬼了。把一个公司集体的劳动成果,把无数基层员工加班加点熬夜秃头换来的成就,无脑的丢给已经占用他们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无异于杀人诛心,在对劳动者肉体剥削后进行第二次精神伤害。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慈善的第一重谎言:把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荣誉、成就感与正反馈占为己有。在此之上还有第二重谎言:把慈善活动作为购买名声的商业活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这篇文章批判的不是慈善行为,而是批判资本主义。慈善行为如果从结果来看,如果真的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好事,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但是,资本主义异化了慈善,让本应纯洁的、源于高贵心灵和道德感的善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赤裸裸与肮脏的金钱交易。剥离资本主义的虚伪画皮,让慈善回归本质,才是我们应有的目标。

  我在上一篇文章《“看不见的底层”和被污名化的穷人》讲到了著名球星贝克汉姆是如何用慈善行为购买名誉的:著名球星大卫·贝克汉姆在2005年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形象大使,并一直以热心公益、关爱特殊群体的形象示人。而在最近曝光的邮件中,小贝声称自己只是为了封爵才做公益,封爵没有成功就对委员会破口大骂。他在给自己公关经理的邮件中这样写道:“他们就是一群婊子!和我想的一点不差!这些荣誉谁说了算?说实话这很耻辱,假如我是美国人,十年前我就拿到这玩意儿了!”后续的曝光还显示,贝克汉姆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获取了超过百万美金的报酬,但是自己没有捐过一分钱。在他去菲律宾看望海燕台风中受难的孩子们之后,明明是赞助商为他购买的机票,他还要求儿童基金会为自己报销8000欧元的商务舱机票,并在邮件中对自己公司主管吐槽:“说实话,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我付任何钱。”

  非常巧合的,贝克汉姆的妻子,知名歌手、影星维多利亚,最近也陷入了一场风波。在疫情期间,英国政府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推出了无薪补助政策(Furlough Scheme):列入“无薪假补助”名单的员工,在保留职位的前提下,可以从英国财政部得到相当于80%的薪资补偿(每人每月最高2500英镑),这部分补助来自纳税人基金。一方面可以帮助经济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于是“贝嫂”维多利亚为自己的员工申请了“无薪假补助”。

  但这一举动在英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著名主持人皮尔斯·摩根在节目中火力全开,吐槽维多利亚:“身家3.35亿镑,150万镑的名牌包包,4800万镑的豪宅,随便甩出10万镑给大儿子办生日趴,贝嫂却让纳税人替她付工资!太无耻!”摩根盘点了一下维多利亚的INS内容:第一条是关于2000英镑的红酒,第二条是炫耀在迈阿密1700万英镑、有私人停机坪的豪宅。紧接着的新闻就是她申请用纳税人的钱给自己员工发工资。

  其实这件事情合规合理,作为企业家维多利亚自然有获得政策帮助的权利,但是与他们家一贯的表现来看,就显得有些荒诞了。贝克汉姆一向以热衷慈善自居,然而在疫情来临共克时艰需要给员工发工资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纳税人补贴”这一选项,无非是因为这种钱不能帮他买到“名声”而已。资本家每一笔钱都要花的无比“精明”,否则就是可耻的“浪费”(给自己享受不算浪费,给员工疫情补贴是浪费)。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嚷嚷着社保负担太重,企业都没钱了。企业确实没钱了,但是不代表企业家没有钱,他们首先要保证的是自己“150万镑的名牌包包,4800万镑的豪宅,随便甩出10万镑给大儿子办生日趴”级别的生活,其次再去心疼给员工多交的社保又要让自己少剥削多少剩余价值了。他们所谓的“企业困难”不过是自己年收入从一个亿变成了九千九百万,于是就开始哀嚎着国家“与民争利”,要削减社保和公积金了。

  同理还有何鸿燊。我在何鸿燊去世的当天就写了这篇文章:

  比“精神资本家”更恶心的,是“精神赌王”

  然而很遗憾的是,“爱国赌王”的孝子贤孙依然执迷不悟。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并不是针对所有资本家或针对所有慈善行为,我只针对欺世盗名的慈善行为、贪天之功的慈善行为。比如,同样是热衷慈善的资本家,邵逸夫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发的微博是这样的:

  然而“爱国赌王”去世的时候,我发的微博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首先,二者财富来源的合法性不同。邵逸夫老先生靠文娱起家,TVB经典电视剧、香港经典电影成为了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回忆,为宣传中华文化和加强两地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何鸿燊的赌博产业是最脏的“合法产业”(仅在部分地区合法),没有之一。“黄赌毒”三个字不是白叫的,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卖房卖厂,供起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小城市和几个吸血鬼大家族。一个靠赌博起家、三妻四妾的封建家族,其罪恶不是他捐几个文物、修几座学校就能洗净的。

  其次,就算单从慈善的领域来看,何鸿燊给邵逸夫提鞋都不配。这一比简直侮辱了邵逸夫老先生。就这样说吧,我小学有逸夫楼,初中有逸夫楼,高中有逸夫楼,大学有逸夫楼,研究生还有逸夫楼,这样的概率可不是随随便便捐点钱就能覆盖到的。反观何鸿燊,一直被他“孝子贤孙”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捐了几个圆明园兽头,然而这其中的门道绝非那么简单。圆明园兽头是清代铜制园林装饰物,从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譬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教授就指出过:“如果基于中国文化的立场,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看,圆明园兽首只是一般性的历史文物,它在超过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它的血缘缺少中国文化的基因,它所反映的是西方写实雕塑的传统,但将其放到西方雕塑史上来论,也只能说是一般性的雕塑。” 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称为国宝”。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也曾明确表示:其实圆明园兽首根本算不上国宝,它的真正价值也就是数十万元而已!叫出这么高的价格,谁买谁是"冤大头"

  圆明园兽首因为其背后包含了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的历史,所以具有国民关注度,并不是其具有超高的价值;而选择洗白的话,没有什么比具有如此国民关注度的文物更合适了。而且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有相当多的成分是作为洗钱的工具。虽然我们不做诛心之论,但是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价值百万元上下的兽首,能炒到亿元高价,以赌王之精明,为什么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兽首不过是洗钱过程中附带的手续费而已,一切似乎就变得合理了。把一个“手续费”捐给国家,仿佛就洗清他巨额财富的罪孽了,天底下还真有这样的好事。

  若真说“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当之无愧。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这时候霍英东就开始暗中与大陆做生意了。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霍英东冒着港英缉私警察的重重封锁甚至枪炮射击,给新中国政府运送了大量急缺的医药物资。这是什么境界?五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回归八字没一撇,谁知道英国人还要赖在这里不走多少年?霍英东就凭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不计报酬不顾安危,竭尽全力帮助了尚在幼年的新中国,他身后以国葬规格下葬,也绝对担得起这份荣誉。

  反观何鸿燊,有人说何家为澳门稳定发展做了贡献。贡献他个鸡儿了,澳门稳定发展有且只有一个前提:回归祖国。中央对澳门特区政府有了很大影响力,解放军进驻澳门,澳门才真正的稳定下来。回归前的澳门黑帮横行、治安极度堪忧,这时候他赌王就有那么干净吗?换句话说,这种环境下他要干净能成赌王吗?回归之后在中央的而支持下,澳门黑社会一扫而净,跟他赌王有啥关系?无非就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分子罢了。如果不捣乱就算功德的话,那这功德赚得也太容易了。

  何鸿燊在社交网络的“云孝子贤孙”都在赞颂着“爱国赌王”热衷慈善。但是早在葡萄牙殖民政府时期,何鸿燊为了垄断赌博产业,就像殖民政府承诺利润的90%用来做慈善,自己只拿10%,也让他获得了彼时澳门唯一一张赌博牌照。

  那么澳门回归之后,何鸿燊为什么没拿出90%来做慈善呢?难道说他爱葡萄牙殖民政府,要比爱我们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更多一点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何鸿燊只不过是在铁赚的局面里给赢家下注,霍英东才是毫无保留的“一颗红心向着党”。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霍英东和邵逸夫的发家史中,也有很多不干净的成分在。比如说邵逸夫与黑社会不清不楚的关系,霍英东的产业中也包含赌博业。但是,辩证法讲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霍英东和邵逸夫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主要的,他们的产业也在积极拥抱新时代,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何鸿燊,完全就是一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寄生虫,靠吸血养活一个病态家族,拿出边边角角的钱做一点慈善,就算彻底洗白了。

  霍英东身后蒙荫子孙,邵逸夫身后哀荣备至,而何鸿燊死了,我们要开香槟庆祝。原因就是这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言归正传,可以看到何鸿燊这个文物捐的好,那一笔洗钱的“手续费”就能让一群“云孝子贤孙”为他哭丧,这么划算的买卖资本家不做就是傻子。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慈善的第二重谎言:不过是富人购买名声的商业行为。

  还有第三重谎言,就是更深入的批判了:慈善行为掩盖了资本主义背后的剥削事实,掩盖了资本家财富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恶,更让人们容易忽视资本主义制度下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

  大卫·哈维就批判过顶层富人普遍乐于大量捐款给名校,名校再在招生时设置精英化壁垒,但他们却对世上大部分赤贫人口视若无睹。他发明了一个词汇叫做“慈善殖民主义”,用来形容那些靠慈善基金会避税以及用“假慈善”沽名钓誉的食利阶层。同时,资本主义贫富分化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完全取法通过杯水车薪的慈善行为来解决。

  恩格斯也一针见血的批判过:“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我们从宏观视角、经济基础去看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训练的人分析问题往往能直达本质。比如说美国超级英雄蝙蝠侠系列作品,设定在一个罪恶之都哥谭,蝙蝠侠作为资本大佬花重金研发打造一身装备,亲自下场打击犯罪。首富同志能够以身试险冲在镇压犯罪分子的第一线,可这是慈善中的慈善、公益中的公益吧?然而早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蝙蝠侠拿出他挖蝙蝠洞、造蝙蝠车、研发蝙蝠战衣所花费亿万金钱的一小部分,用来改善经济、提供就业岗位,那么哥谭的犯罪率也会大为改观。

  当然,我们没必要为一个商业文化作品的设定如此较真,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一定社会问题:如果人人吃饱喝足安居乐业,还有谁愿意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美式好莱坞英雄片,往往用人性、变异、辐射、外太空、命中注定等等怪力乱神的元素,来掩盖真实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这是众多文艺作品在意识形态的短板,也同样是我们大多数人观察分析问题的短板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关于慈善的问题就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以娱乐圈为例,慈善行为俨然成为了流量明星掩盖一切短板的遮羞布。“XX演技太差了”“你知道我家哥哥捐了多少钱吗!”“XX唱功实在不行”“你知道我家哥哥有多热衷公益吗?”“XX的新片太烂了”“我家哥哥捐了多少多少钱,有本事你也捐啊!”这些流量明星粉丝的嘴脸,就是明目张胆的把“花钱购买声誉”的商业行为公开认证。

  流量粉丝控评有一套固定的话术:“只要是慈善,就是好的。”而我们任何一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要警惕“只要……就……”的话术。从结果来看,慈善固然是好的;但是从动机来看,不妨碍我们批判你试图通过慈善购买名声的动机,这二者完全不矛盾。

  大哲学家康德为道德和善行做过一个规范:没有目的的善是真正的善、是纯粹的善。虽然我们现在还远远不到康德所设想的“绝对道德”那种社会,对于人们的慈善行为也往往是“论迹不论心”。但是,不妨碍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绑架慈善、异化慈善的社会现象,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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