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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社会离我们还远吗?

2020-6-30 22:5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04| 评论: 0|原作者: 迎春|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现在,无论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看,还是从社会制度看,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是被绝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另一方面,当今的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马列毛主义者为共产主义革命所做的理论、思想准备也有了一定基础。  



现在,无论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看,还是从社会制度看,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是被绝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另一方面,当今的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马列毛主义者为共产主义革命所做的理论、思想准备也有了一定基础。

  共产主义社会离我们还远吗?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迎       春

  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在这里纪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最合适。是毛泽东赋予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把革命引向了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进入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人类才开始由不自觉的社会人,开始转变为自觉的社会人。

  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可以自觉地运用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开始使人成为自觉的社会人,懂得了不同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任务,变成了一种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使世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初,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发动了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由此开始了当家作主的崭新生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把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发展成为拥有原子弹的苏联;把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围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

  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劳动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加入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

  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紧接着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向共产主义进军指明了具体道路:在政治领域如何消灭国家机器,消灭“官、民”之间的界限;经济上消灭商品经济这个私有制的经济根源;在思想意识领域消灭私有观念,具体的包括教育、艺术、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都为后人指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形成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就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为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指明了道路,而且为新中国继续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农业集体化,把数以亿计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劳动,根本改变了小农经济在大自然面前的奴隶地位,成为一支改天换地的劳动大军,把几千年来的旧河山,改换成了新天地;把几亿手握手工工具的小生产者,转变成运用机器的现代工人;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转变成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要彻底战胜几千年的私有制,必然要经过多次反复,想象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大踏步跨入共产主义,只是人们主观的一种良好意愿,不可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带领广大劳动群众不断革命的结果。

  当前世界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技术发展,无论是物质力量还是理论指导,都具备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更是暴露无遗。

  当前世界人们已经能够在太空建立空间站,可以运用电子技术生产机器人,但是,这些先进技术只属于资本家所垄断,对于劳动群众是严格的禁区,至今还有数以亿计的劳动群众仍然使用着最原始的手工工具,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专利制度,束缚着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技术发展到今天,每一个劳动者如果运用最新技术装备,完全可以生产出消费不完的生活资料,但是,至今劳动群众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有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失业,更多的劳动群众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的再生产,处于贫困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发展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压迫劳动群众的政治工具,在这次美国的种族压迫中更是暴露无遗。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穷途末路已经表现的非常充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共产主义。

  现在,无论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看,还是从社会制度看,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是被绝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另一方面,当今的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马列毛主义者为共产主义革命所做的理论、思想准备也有了一定基础。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至今还在人们、特别是中国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距离,像火箭发射的倒计时那样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附录:

  一,毛泽东指引向共产主义进军

  ——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

  迎        春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种社会制度革命的伟大领袖,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领导我们进行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国外的,即中国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33页)这是指引我国人民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令;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又一次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冲锋号”:向消灭商品经济、消灭私有观念和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进军!虽然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曲折,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继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一,我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

  1,国际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写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共产主义的幽灵是什么呢?就是 “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最后的私有制。从经济的细胞形态看,就是实现产品经济,消灭商品经济。

  理论

  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幽灵”,而是一整套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组成部分;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的经典著作。

  实际斗争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自发地反对个别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开展独立的政治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兴衰史》第141-142页)而且有1871年3月建立巴黎公社、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这样一个庞大的新社会实体。这种国际环境,是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是不能不讲的重要内容。

  2,国内

  A,共产主义理论的传入

  19世纪初,中国的大地上还是封建地主占据着统治地位,没有现代工业的影子,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当然也不存在共产主义的幽灵。

  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入侵我国,对封建王朝宣战,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大门”,从此我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开始出现了一点现代工业;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逐渐展开。当时国际上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远远超过我国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但是,这种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舶来品”,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展现出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B,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传来马列主义理论,点燃了我国遍地的“干柴烈火”。当时我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贫苦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激烈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70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大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段历史已经有很多人记述过,这里就不再叙述。

  二,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起点

  1,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动员令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又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65页)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说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实际上是动员劳动群众向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进军!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是建设共产主义的起点。

  1952年,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上书   第89页)这就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令!中国人民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朝着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前进。不过当时生产力水平太低,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人们不敢把自己的斗争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罢了!

  A,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实现国家工业化,不仅是为了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且是发展一种崭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产品。

  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产品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谈到商品与产品的区别,涉及共产主义萌芽等问题。他说:“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第49、63、70页)产品就是共产主义的“细胞”,是共产主义“萌芽”。实现国家工业化,从生产力方面看,是用机械化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就生产关系方面看,则是增长共产主义经济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刚建国不久,又值反对否定商品经济的错误倾向,能够准确地区别产品与商品;认识到存在共产主义萌芽,联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页)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学风和深厚辩证法的素养。

  为了说明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区别,我们举一个实际事例。建国以前,我国火车所用的轮箍,长期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火车轮箍不能进口,整个铁路运输就要瘫痪。为此,国家决定在马鞍山钢铁厂建立轮箍车间,自己生产轮箍。建立轮箍生产车间需要一整套机器设备,则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国营工厂生产,按时供应马鞍山钢铁厂;而轮箍车间生产了轮箍,又供应铁路局,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机器设备等是产品,不经过市场进行买卖,而是通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组成部分订货会议联接。

  产品当时通俗称为计划调拨物资。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联系是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实现价值;产品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商品连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间交换商品的关系。所以说产品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商品有本质的区别。

  发展国营经济,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就是扩大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具有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以后,产品经济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而高速发展。物质生产领域的企业,不断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每个劳动力所运用的生产资料相应增多,产品经济随之迅速发展。过去,工人运用手摇纺车纺纱,用的棉花少;采用纺纱机器纺纱,不仅纺纱机器昂贵,而且需要的原材料也大大增加。可见,实现了机械化,每个工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加,在国营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绝大部分都是产品(调拨物资),所以,在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产品经济必定远远快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增长得更快,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于商品经济的限制。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0页)这种经济,从生产力方面看,使用的是手工工具;从经济关系方面看,是个体经济,是一种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当时,大量农民还是依靠“鸡屁股”下蛋,换一点钱购买针线之类的商品,这种经济的自发趋势必然是资本主义。

  面对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首先出现的是“原始积累”的来源,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增加大量的工人,需要供应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粮食等农产品;另一方面是提供大量的机器设备等所需的资金。我国的现代工业非常落后,只有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节衣缩食,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和资金。

  我国对于小农经济的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统购统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第一阶段:统购统销,商品经济运动的新形式

  我国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暴露的就是农产品供应问题。“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极大的推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19、122页)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社会的“细胞”形态看,就是对于商品经济的“限制”。

  小商品经济运动的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这里的货币(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需求量大,供应不足,价格就上涨;反之,供过于求,价格就下跌。而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之后,价格由国家计划规定,不因供求变化而变动。这就是对于小商品经济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国营经济决定的。要发展公有制的国营经济,就必须“限制”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可见,对于商品经济的“限制”,在农业实现集体化之前就开始了。从此,我国商品经济就出现了新的形态: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不仅计划收购的和计划供应的农产品是这种运动形态,国营经济销售的商品,也都是按计划价格出售。例如,当时供不应求的自行车、手表等商品,不管怎么供不应求,价格仍然不变,有的紧缺商品采取发行票证的办法,限制投机倒把。这些都表现了发展公有制经济道路的特点,私有制的商品经济要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国营经济的限制。

  对于经济规律的错误理解

  这里要说一说我国经济理论水平低下的事实。在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时,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认为按照计划价格收购和供应,违背了“价值规律”。在他们看来,“经济规律”不是存在于现实的经济活动之内,不是从客观经济运动的现象内部寻找规律,而是悬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之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不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谓的“等价交换”,就是不符合经济规律。

  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论述的等价交换的规律,是从小商品经济运动中抽象出的规律;而在公有制国营经济占统治的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动形式必然发生变化,存在另一种内在联系、规律,这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我国的教条主义者的这种方法论,被长期作为科学的方法被推崇。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他不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不懂得社会化大生产,是指生产力,而商品经济则是一种生产关系。到了共产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消亡以后,这种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也必然随之消失。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85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开始设立并评选,这一奖项还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可见,对于“经济规律”的这种错误理解,至今还奉为圭臬。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界更是历史唯心主义猖獗,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客观规律,认为经济都按照长官意志发展,宣传什么把“梦想”变为现实等等。

  第二阶段: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我国手工工具的条件下,能不能实现农业集体化,党内高层有过一场理论争论。

  有关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争论

  1951年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华北局报告:“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向着富农方向发展。”“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少奇同志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在批语中说:“-----已有人提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随后,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第185、186、187、188-189、191页)毛主席有关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的观点,在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河山的面貌。

  1955年,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小脚女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小农经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制。是劳动者,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是私有者,自发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共产党执政、国营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组织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转变,既能够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协作力,又逐步改变小私有者的性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1955年冬1956年春季,我国农村就开始出现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我国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集体劳动这种生产力,从小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拜的巨大浪潮,推动着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迅猛发展。2亿多有组织的劳动者,在农村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1,农田水利建设----首先是水利建设方面:a,修建水库-----b,引水上山----c,洼地改造-----d,一个流域的治理-----其次是对土地进行改造:a,深翻土地,加深松土层-----b,改良土壤-----c,平整土地-------2,实验田、丰产田--------3,集体经济办工业------由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到专人负责种植实验田、集体办工厂等等,除了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不同外,从集体劳动看,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由集体劳动的低级形态——简单协作,发展到了分工分业的协作”。(《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载《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181-184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一章《协作》中分析的:“---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资本论》第一卷上   第365页)。北京修筑十三陵水库就充分发挥了协作的威力。“----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库容为6000万方,比颐和园的昆明湖大二十倍------在没有什么机械设备的条件下,由于先后集中了约四十万人参加劳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协作,仅仅只用了16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同上书   第181页)又如,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动员了全县的劳动力,修筑了长达7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大寨大队的梯田等等,都是发挥协作威力的“代表作”。我国毛泽东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现在我们还在“吃”着这个“老本”。

  第三阶段: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组织的出现,正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有的需要成百上千的劳动力,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由于集体劳动在农村办工业、试验田,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发展,小社、小乡的界限被突破了,要求建立规模更大的单位来进行组织。这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显示了不适应的一面。“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农民在着手大规模第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植树造林、同自然灾害做斗争、举办农业机械化事业和水力发电事业、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时候,已经不能不打破小社、小乡的界限,有时甚至县界也不能不打破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最初建立的人民公社,因为它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发展工业,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称为已经不适应;它不仅从事物质生产,而且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因此,被命名为“人民公社”;其特点是:“一大二公”。1958年全国共建立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5442户,23700多人;平均每个公社拥有6万多亩耕地,这是“大”;其次是人民公社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生产资料和产品,基本上属于公社所有,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并且实行的是工资制与供给制向结合的分配制度等,这是“公”。当时公社的这种“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虽然有适应农田水利建设等使用大量劳动力协作的一面,但是,严重地脱离了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我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等,是农村生产的主要产业,只适应较小规模的协作,与公社所有制严重脱节,这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密切关注农村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查研究,不仅亲自到地方视察,而且于1958年10月专门派吴冷西、田家英等人到河南省武修、新乡县实地调查,派陈伯达到遂平县调查,并提出“留有余地”、“压宿空气”,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忆毛主席》吴冷西著   第94、95页)他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将农村人民公社确定为“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公社的这种所有制形式,既能够适应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办工业等的需要,又适应种植业的生产力需要,从而使我国的农村经济和全国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从经济细胞的形态看,农业集体化也是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农产品的商品,如粮食、棉花等大部分按照计划价格收购和销售;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由集体经济统一使用,就没有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了。农业实现了集体化,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共产风”、“浮夸风”的起伏

  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实现人民公社的初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几千年小农经济死沉沉的面貌,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试验田的建立,农村工业的出现等等,使广大农民群众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感觉:水库拔地而起,水渠迅速建成;试验田由于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棉花长得小树一样高;烟也长得一人多高。(《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番薯地里更是搭架挂蔓,“像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广东番禺县访问记》陈毅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当年我正在北京上学,曾经和几个同学到徐水县参观,看到毛主席视察过的棉花,确实长得高大,因为密植,自然通风不足,要用鼓风机帮助通风。总之,确实出现过小农经济时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因此,人们被这种新现象所迷惑,对于农作物的产量估计脱离实际,十分正常。但是,走资派在鼓励下,一些具有私心杂念的干部谎报产量,从而造成了全国性的“浮夸风”。毛主席也一度被这种高产现象迷惑过,但是,很快就发现存在谎报的事实,派戚本禹、田家英等人到实际四川种田,搞清真实的产量,并以个人的名义,给六级干部写了《党内通信》,指出:“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根本不用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白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第235页)从而逐步纠正了“浮夸风”。

  由于对生产发展的估计过快,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认识错误,一些人出现了否定商品经济,把集体经济的产品无偿的占有,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刮起了一股“共产风”,要求直接实现共产主义。毛主席及时指出:“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56、58页)毛泽东从新中国建立起,就限制商品经济,无论是发展国营经济,扩大产品经济,还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是如此。但是,当人们否定商品经济时,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站出来反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避免了更加严重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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