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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有效的反帝统一战线

2020-7-1 13:09| 发布者: 金山一民| 查看: 1445| 评论: 0|原作者: 李良|来自: 李良书简

摘要: 此中最大的矛盾是,一方面给民族主义戴了多样帽子,强调和旁证列宁斯大林等对民族主义的贬抑,另方面又批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

建立起有效的反帝统一战线


李良书简 06-30-2020_08


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者使用污蔑斯大林的障眼法来暗中污蔑列宁,特别是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伟大卓见和指示起见,转发两篇:

  • 王兄列出的这些资料,真真假假,莫衷一是,需得花很多时间来证实,尤其是关于民族主义是非对错的争辩;王兄如有空,不妨一试,有结果,当洗耳恭听。
  • 此中最大的矛盾是,一方面给民族主义戴了多样帽子,强调和旁证列宁斯大林等对民族主义的贬抑,另方面又批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
  • 即使所列是真,也不能挽回共产国际于中国大革命时期透过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操作的惨重失败以及后期经由邓小平及其跟随着所引发的祸害。
  • 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新帝国主义联军再度侵凌中国以及邓修特色党误国的问题;相对而言, 任何人现在高喊漫无边际的无产阶级来打倒民族主义是一个假议题,是一种反动行为;实践上,对中国人民面对的困境无所帮助,让反帝阵容无法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结果是长了新帝国主义联军的气势,灭了反帝运动的威风;不但助长了帝国主义的刀锋,害了中国,更倒逆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等的初衷。
  • 今日立即而明显的急务,是要建立起有效的反帝统一战线,来一场新的反帝运动; 任何人有意或无意地去挖坑来埋葬自己或别人,都属不可容忍。


------ Original Message ------
Received: Tue, 30 Jun 2020 06:01:31 PM C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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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RE: 朋友们醒醒!- 要检讨共产国际的错失 Re: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和 讲个悲惨的故事 WAS RE: 頭條揭密》澳情報機構偷裝竊聽器 陸被迫拆除重建大使館

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者使用污蔑斯大林的障眼法来暗中污蔑列宁,特别是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伟大卓见和指示起见,转发两篇:

 

【参考材料 239 诬蔑斯大林的弥天大谎

点击: 504  作者:旗帜中流    来源:左旋  发布时间 :2018-11-02 09:51:49

 http://www.kunlunce.com/klzt/fanduilishixuwuzhuyi/2018-11-02/128992.html

  参阅:《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时期是最伟大的时代》;《从俄国人怀念苏联谈起

        在当今中国,“反斯为反毛,反毛必反斯”,这是一条定律。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来,陆续揭密的苏联档案,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攻击斯大林的“炮弹”,反倒一次次地戳穿了诬蔑斯大林的弥天大谎。这里,就例举几个最主要的问题,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一、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1亿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作被镇压的人数。《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 卷中,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 1938 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 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 人定罪,其中89 人被枪决,49641 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按照疯狂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的问题

以前有人认为斯大林“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

 

其实,斯大林是并不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的回忆文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

 

三、所谓“消灭了 4 万个指挥员”的问题

所谓“消灭了 4 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 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 36898 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 9579 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 19405 1 日前,有12461 名指挥员归队, 1500人被释放,有 70 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

 

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解密的档案证明,斯大林在 1941 5 月曾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四、所谓“流放少数民族”的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迁徙到边远地区,这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宣称,当时苏联内务部部队曾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让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确有投降行为。根据解密档案中贝利亚 1944 5 10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 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 1941 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 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三,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法西斯军队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因此,这件事决不能成为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

 

五、所谓《斯大林传略》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斯大林为替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

 

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 16 卷出版,就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信徒的捏造。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12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 1998 8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斯大林传略》一书“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

 

六、所谓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企图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

 

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 年代曾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穿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总之,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半个多世纪来对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议,不仅是在事实上有出入,而且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金石。

 

斯大林早在 1943 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污蔑攻击,不过就是朝伟人的坟上乱扔垃圾的无耻勾当而已,历史的风必将把这些垃圾,连同那些形形色色的跳梁小丑,统统刮走,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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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Hongqi/64/1964z2-71.htm

 

从一九二四年以后,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转入低潮,但是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革命的高潮震动了整个世界。

 

斯大林一贯重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号召“不要忘记东方”。

 

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以后,斯大林对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关注。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斯大林为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新贡献,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列宁的新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的基本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看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并且猛烈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观点。

 

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

 

(一)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狭隘范围内,他们根本没有把东方被压迫民族看在眼里。这些“文明”的老爷们只关心欧洲民族的命运。斯大林写道:“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民族和非洲民族,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二)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曲解民族自决原则,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甚至把民族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统治民族的手中。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三)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他们只满足于冠冕堂皇地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而不用实际行动去直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四)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一个改良的问题,看成一个孤立的问题,认为它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关系。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驳斥机会主义者缩小民族问题社会意义的企图时,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瓷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

 

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顿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达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的汇合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当时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反动派的注意,他们联合起来,力图用最残暴的手段扑灭它。同样,这个革命引起了全世界革命派的注意,他们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尽一切可能支持它,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期间,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论述,有很多都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而展开的。

 

当中国革命初露锋芒的时候,斯大林就预见到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在一九三五年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又说:“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中国革命既然具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它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注意。所以在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同时,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也按照帝国主义的节拍活动起来。他们利用自己假革命的伪装,作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样子,力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托洛茨基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一个阴险手法是: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以便使中国人民找不到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越过必要的革命步骤,结果必然陷于失败。托洛茨基说:中国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只有富农和高利贷者,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没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另外,托洛茨基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革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却把这种任务归结为实现“关税自主”。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受阻于关税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这些胡说八道,托洛茨基企图使中国革命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斯大林揭穿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斯大林指出:“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斯大林还指出,中国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任务,同时还有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不仅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般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革命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道路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革命的动力是哪些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抹杀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想通过改良主义的“立宪”道路来“解决”民族问题。

 

*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民族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斯大林指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主要不在于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于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基本群众即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斯大林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从另一个极端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群众性。他们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把无产阶级置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他们硬说,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甚至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反动与卑劣”。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是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敌人很强大,“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斯大林说,必须按照列宁的指示,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不触犯到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

 

斯大林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性。当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给以热情的支持。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强军事工作,“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

 

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曾经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可以经过国民党这种几个阶级的联合组织,用和平的方法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在中国,既然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既然有国民党右派,“那就非打架不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他明确地断定:这些人所主张的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特别注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要使革命达到胜利,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支持革命,但总是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使共产主义的歌声“融合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合唱”当中。“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掌握住领导权,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援殖民地革命,不能害怕得罪帝国主义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始终把支援世界革命作为自已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我们苏维埃联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进部队”,“我们第一个突破了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命运的支配,我们走在一切人的前面。”这种地位给苏联党和人民加重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责任。他说:“或者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东方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动起来,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破坏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共和国联盟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国主义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失败。”

 

斯大林在谈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时,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民族运动,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两种民族运动应当有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

 

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当中,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就要“得罪”帝国主义。有人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因而不敢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可耻的想法,指出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他分析了这种民族利己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他说:“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伟大意义,给以极高的估价,他预见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宣告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他在一九二五年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的革命运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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