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台湾“批判与再造社”出版的金宝瑜新作《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此阶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一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前进和后退的斗争一直在发生。金宝瑜老师悲哀于美国左派运动的浮沉，亦不忍见中国曾经获得的革命成果付诸东流，在八十余岁高龄、新冠病毒肆虐美国之际，写就《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书，欲以历史为镜鉴，警醒当下之民众，可敬可佩。感谢金宝瑜老师授权激流网对此书进行连载，本次刊载内容为本书第一部分，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师的一腔热忱。
金宝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一部份：农业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土地改革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在最初发展时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成为统治者，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多少年来都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结束封建制度，因此无法完成民主革命，进行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给我们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仅根据中国长久的封建历史，而且根据总的世界情势。毛主席这样写到，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后，毛主席接着说，在1917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改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连在一起作了分析，说明了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之后，整个世界革命性质的改变，因此，也就决定了革命策略的改变。
毛主席接着分析了在俄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将更加依赖苏联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这个新时代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帝国主义，及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这个新的范畴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这种殖民与半殖民国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着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更进一步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他说的完全适用于80年后的今天。他这样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了解了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年后中国的土地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后取得的成绩，它是为社会主义铺路，它不是为资本主义铺路。我们也同样可以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80年之后，落后国家的“英雄好汉”们即使是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自称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还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是由地主和资本家结成的，与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与农民紧密的联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统治，土地改革将几亿的农民从暴力的、残酷的、极端剥削的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中国的土地改革无论从土地和人数的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般从上到下的将土地分发给农民，中国的土地改革是经过一场发动群众运动来完成的。在广大的农民（尤其是占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参与的运动中，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他们世世代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来自地主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农民在意识型态上发生了跳耀性的变化，这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为未来农业集体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现代化上的分歧
从革命开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工人与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盟。毛主席深深了解在发展落后的中国，工业化尚未真正开始，取得革命的胜利，少数的产业工人必须要和中国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中国的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取消地主世世代代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革命战争中，农民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用他们的生命来支持革命。没有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英勇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参加了武装斗争后，普通农民变成了革命战士，在反帝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的国民党作出英勇奋战，取得胜利。在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革命战士成了共产党的中坚干部，他们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后农业集体化，以及集体化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内对土地改革没有争论，因为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结束封建制度。但是差别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革命之后，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
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争论就是中国未来的农业政策。长久以来，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国发展农业难以克服的问题。土地改革后，每户农民平均只拥有0.2 公亩的土地，贫农、下中农和雇农所分到的土地更小。除了耕地面积小之外，土地非常贫瘠，其中一个原因是长久以来地主只顾用收租来剥削农民，但是却不肯花钱来保养土地，这说明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发展生产力。再加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导致大部份农田灌溉设施（包括解放前修建的水利设施）都已荒废。1949到1952年，除了土地贫瘠和荒废了的农业基础设施外，农民更缺少农具，很多贫农、下中农和以前的雇农连最简单的农具都缺无。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第一次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但是基于所有的这些客观上不利的因素，即使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也无法继续增加生产。到了1953年，粮食不再增产，棉花产量反而下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在1953和1954年间还经历了旱灾和水灾，个体小农户无法抵抗这些天灾。另外，五十年代初期，农民因为长期营养不足和农村根本没有医疗卫生设施，一个家庭里有人生病，甚至早逝都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些天灾和人祸都是个体农户无法应付的，他们常常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欠下了债，当债堆积起来之后，农民开始出卖刚才分到的土地来还债，自己再去给别人耕田。在集体化开始前，卖地的农户和受雇的农民都在增加。[1]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土地贫瘠的中国小农耕种经济是不能长久持续的。经过一段日子，在两极分化下，土地必然会再度集中起来。而且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人民食物的需要和工业发展原材料的需要，只有将农业现代化才能解决中国面对的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农业必须要现代化是没有争议的，共产党内的分歧在于如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由刘少奇所代表的共党产党员主张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在有了工业基础之后，他们认为只有到中国能够生产足够的钢材，和掌握了制造农用机械的技术后，中国农业才具有现代化的条件。虽然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面，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把生产力永远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张批评为机械唯物论，也就是说机械唯物论者认为提高生产力当作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这样的看法批评为“唯生产力论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们不同，他认为当落后的生产关系妨碍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像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时只有改变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制度），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土地改革之后，毛主席认为农业的发展可以进可以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私有的生产关系为集体所有，把生产规模扩大，来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很多，他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试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国发动革命？中国人民面对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帝支持的国民党，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军事力量的对比，谁能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可以战胜他们？毛主席看到在农民参加了革命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已经成为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帝国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对农民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从毛主席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组织的能力和他们的战斗决心非常佩服。农民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与地主对抗，当然他们也会有能力和决心组织起来改造他们的生产条件，全心全力地，为改进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经过集体化，农民完全可以克服作为小生产者对他们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虽然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极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在缺乏农具和农村基础设施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只靠农民个体的力量生产是无法提高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因为毛主席对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认为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所发挥的力量将是其大无比的。无论是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成绩都证实了毛主席是对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国人都是农民，在封建制度下，他们从早到晚辛苦耕耘养活着中国这大块土地上的人，但是却被“知识人”看成是最无知、最愚蠢的人。旧社会的“知识人”不会去想，农民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都被抽走去养活统治他们的官吏和士大夫了，农民不但没有任何剩余可以用来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但是毛主席却从来不从“知识人”的视野来看农民，他相信农民，他相信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而走资派则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他们把中国最勤劳的农民污蔑为“懒汉”，他们认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农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户，农民才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三）集体化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整个农村集体化的过程中，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农民中，贫农和下中农是最支持集体化，上中农和富农是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民大多数（60%到70%），他们只拥有一小块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缺无，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他们独自发展来增加生产是极为困难的。上中农，特别是富农拥有较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若是单干，可以雇用农工来增加生产，增加积累，以便购买更多的农具，也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再生产，他们是可以通过单干来发展生产的，因此，他们反对农业集体化。在农民里，中农则是持观望态度，他们要看集体生产是否能增产再决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了重要的政策决定。首先，农业集体化一定要在农民自愿选择下进行，只有这样才会有稳定的基础，其次，在进行集体化时，政策要坚持依靠贫农和中下农，争取大多数的中农。因此，集体化一步步进行中，增加生产变得极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产，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一年或两年内）能够增产。当大多数中农看到集体可以增产的优越性而决定加入时，集体化就基本成功了，因为在大家都入社后，富农就是有田、有农具也雇不到农工了，因此，他们即使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了。
农村集体化从合作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三级所有的农村集体组织，生产队由约15到30家农户（1962年平均24.9户）组成，是三级所有制中最基层的一个核算单位。生产队拥有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每个生产队由组成的农户选出他们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负责筹划每年农作物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和产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后，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生产队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缴付国家税，再拿出一部份作为公积金（交给公社用来添加农具和其它的投资），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给公社用来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后再从收成中给每个人留出口粮（按年龄和工作强度来决定），最后剩下来的部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出工的日数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给参加生产的人。在生产队之上是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一个村的大小。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有7.9个生产队。再上层就是人民公社，约一个乡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个公社有9.4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有比较大型的农机，供给大队的队员使用，大队还有用来为谷类加工的机器（像脱谷机和磨粉机）和一些便利队员的设施（像缝衣机等），大队还设置了猪和各种禽类的畜养场，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队办了自己的工厂。人民公社则是农村主要的行政单位，它负责管理农、工、商和所有社员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为贫困和没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还有自己的民兵，负责自卫。人民公社负责向生产队和大队收税，缴税给国家，负责用公积金购买较大型的农机和修建各种农田基本建设。一般较大型的灌溉建设，人民公社无法负担，因此，由国家与人民公社合作，国家负责资金，人民公社提供劳动力。
（四）工农联盟的新物质基础：农村集体化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解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解放战争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参与武装战争。战争胜利完成解放后，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毛主席说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满意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这个新的物质基础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国家的关系，在发展农业和农村下，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劳动人民紧密联盟下，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结成联盟。集体化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增加了农业生产。如果没有集体化，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再次经历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富农、中农和贫农，那么工人要跟谁去联盟呢？除此之外，在集体化之前，只有富农家里有多余的粮食，他们将粮食卖给城市里的粮商，因此，造成富农和粮商之间联盟的机会和条件。为了防止农村富农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