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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的?

2020-7-13 22: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105| 评论: 0|原作者: 双石 铁流|来自: 红色文化网

摘要: 共产党人是一个能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革命团队,他们最后在复杂残酷的革命斗争不断地成长和成熟起来,终于学会了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学会了“实事求是”,学会了“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达成了全党共识。 ...



共产党人是一个能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革命团队,他们最后在复杂残酷的革命斗争不断地成长和成熟起来,终于学会了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学会了“实事求是”,学会了“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达成了全党共识。

  “王明路线”又称“第三次‘左’倾路线”,其开端的标志是1931年1月上旬,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导下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这次全会全批判了“立三路线”(指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史称“立三路线”,1930年8月底9月初,周恩来等人赶回国内,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对“立三路线”予以停止),也批判了周恩来的“调和路线”——所谓“调和路线”,是指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纠正“立三路线”的一系列决议案(1930年9月24日至28日)。

  六届四中全会后,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逐渐传达到中央苏区。

  一、任弼时给中央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任弼时,后来很多老人们称他为“任胡子”,其实当年的他很年轻,还没留胡子——最多有点小胡子。年轻归年轻,但他已经是中共元老级人物了:1920年16岁时入团,1922年18岁时入党,23岁就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同时还是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那年的“八七会议”上,还当选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六大上,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位老人家是很正派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还成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六届四中全会那年,任弼时26岁,年轻气盛,意志坚强。要说实际斗争经历嘛,那也是有的!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都是直接参与过、领导过的。1931年1月,在米夫主导下的中共中央大换班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因为中央政治局对于此前派项英前往主持的苏区中央局是否已经成立尚未得到正式报告,所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以加强苏区的理论宣传工作,得到政治局同意。这次会上还决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为代理书记,任管组织,王管宣传,毛管军事。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派顾作霖为团中央代表去苏区中央局工作,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会上王稼祥还提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同志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去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此议获得通过。[《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63~第1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于是,便有了以任弼时为首 的“中央代表团”

  史载:任弼时等到达之前,项英于1931年3月18日~21日在黄陂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的调和路线等问题。但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军新的“围剿”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1月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已经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就任新组成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项英,另一位副主席为朱德),并兼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对这次会议的陈述是这样的:

  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283~第2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这里的“有人”,就是项英本人。

  项英是武汉人,也是个中共元老级人物,跟任弼时同年入党,一直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早期和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中很著名的工人领袖,“二七”大罢工时的京汉铁路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三大”上就成了中央委员,“六大”上又成了政治局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不光是国内,共产国际那儿也有他的位置——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见过斯大林,还得赠手枪一支。

  4月上旬,任弼时等抵达中央苏区;17日,参加了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后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等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这个决定推翻了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议,针对“AB团”的肃反工作进一步扩大化,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4月18日,会议开始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任弼时等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会议在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1893~1949)》记载: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284~第2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任弼时等初来乍到,不好明确表态,所以对双方意见“未置可否”。但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红军各军军长、政委及参谋长共同商讨。[《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19日,扩大与会者范围后,会议继续进行: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285~第2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会后,红一方面军主力遂向龙冈开进集结,隐蔽待机。期间毛泽东同王稼祥深谈,详细叙述红军斗争历史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王稼样提供便于了解红一方面军历史的许多文件。于是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5月初,任弼时等认为观察考量得差不多了,于是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主张。这就一锤定了音:苏区中央局作出“坚决进攻,艰苦奋斗、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定。这时的任弼时等对毛泽东有了初步的感性认知:“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而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以后“推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事”[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转引自《任弼时传(1904~1950)》第211~第2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而毛绎东对任弼时们的支持也心怀感念,多年后还说起: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在对毛泽东有了初步认知后,有着“钦差大臣”身份的任弼时对毛泽东是相当地“放权”:会后,任弼时和项英率苏区中央局留守龙冈,毛泽东、朱德率军前往宁都南团。为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有了任弼时的“放权”,毛泽东和朱德大展才华,龙腾虎跃。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底,毛泽东接替项英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0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这个时期,任弼时对于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的主张,以及关于土地斗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特别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是持支持态度的。无论是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在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都是支持毛泽东“按人口平分”的主张。直到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在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仍然认为“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任弼时等到苏区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程度的支持。

  你可甭小瞧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那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的阶段,也是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争转向大兵团运动战的转折。

  当然,谁也没想到,这个成就后来却成了“王明路线”大嘴大舌无度消费的本钱!

  二、“王明路线”来到苏区

  ㈠“八三〇”指示信开了个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进行期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史称“八三〇”指示信”或“九一指示信”。对于这个指示信,《任弼时年谱》作了这样的陈述:

  信中肯定苏区中央局成立以来,在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在平分土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打击反革命派别特别是AB团方面等所获得的“伟大的成功”;但是,在立三路线时期,不仅江西省委执行了,便是汀州会议一直至吉安大会的总前委都还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金会后的中央局还在执行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而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主要表现是:没有用“一切力量”动员群众巩固赣江以东的中心根据地;对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持动摇态度”,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成果“为富农所攫去”:“苏大会至今未能开成”;反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罗章龙派以及反富农落后意识的阶级斗争,“没有达到很高度的尖锐化”,即使在中央局扩大会后,“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信中要求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二个顶大的城市”,“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分配土地上,主张“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给富农以“坏田耕种”,没收其“剩余工具”,加深对富农的“抑制和斗争”;红军应“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逐步地应用“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在肃反间题上,-面指出反AB团时的“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但同时要求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举发,并加紧进行对其他反革命派的斗争。认为党内“对进行国内战争消极、对执行阶级路线动摇,与对AB团过分的恐慌”是“右倾危险”的主要表现。[《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70~第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其中对中央苏区“最严重错误”的批评,很多就是针对毛泽东的,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政策和红军军事战略的方面的批评,也是“王明路线”把持的中央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革命实践及其经验总结的第一次系统的批判和否定。

  ㈡“王明路线”的“尚方宝剑”接踵而至

  1931年9月中旬,鉴于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黄平、刘少奇、王云程等人组成,博古负总责。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实际上这个讨论始终没有进行,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即成为正式的中共中央。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写下的《反省笔记》中称:“我到中央苏区是在陈云、博古之前。记得博古到后,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国际代表的意见)只说上海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要选举一个负责人,以便工作。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他没有提出我们既不是正式中央委员,更不是正式政治局委员,而只是被“提补”的经国际批准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要大家考虑以后是否参加中央工作,及如何参加的问题。我也没有这样讲。我以为国际批准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同其他正式政治局委员有同等权利了。”]。

  25日,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再后来,卢福坦于1932年3月离开政治局常委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5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王明又去了苏联,真正在“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当家的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博古、洛甫、陈云这三位了(其他人都不是常委)。

  自“八三〇”指示信后,中共中央又于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反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30日,又相继发出、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这些“宣言”、“指示”和“决议”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领土东三省的决心和意志,但在相关的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上,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性,反而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也列为“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与派别”,一起加以反对,并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在提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这一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同时,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并将这些脱离实际的口号与打击日寇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口号并列起来,而且还夸大主观力量,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立即“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首先到武汉、南昌、九江、长沙、宜昌、沙市及南海路、平汉赂、武长路、株拜路等苏区周围的地域“建立工作”,尽可能在上海、唐山、天津等大城市“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再次强调只有苏维埃运动与红军“这一力量”,才能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责令各级党部“在最短的时期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否则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778~第17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卷(1931年)》第547~第5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1931年)》第416~第424页、《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1931年)》第425~第430页,中央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这些文件的内容表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实质上不但继承了“立三路线”那种“浪漫的左倾机会主义”观念,在许多方面甚至比“立三路线”走得更远!

  这些“指示”、“决议”、“宣言”等,均于1931年11月前后相继传达到中央苏区。

  在这个时期,任弼时等对毛泽东基本上还是持尊重和信任态度的,比如于10月上旬建议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受“八三〇”指示信及其之后的一系列中央“指示”、“决议”的影响,任弼时等人也开始按这些“指示”、“决议”的内容,拟在11月召开的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以“狭义经验论”为由,对毛泽东提出不点名的批评。[《任弼时传(1904~1950)》第224~第2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凌步机:《“赣南会议”再探——兼论任弼时与“中央代表团”的功过》,《党史纵横》1995年第3期。]

  但即使是在赣南会议召开之前,任弼时仍然在为“平分土地”的正确性进行申辩。

  周恩来、任弼时等都是务实的革命者,都还算不上是对“王明路线”五体拜膜的衷心拥戴者,但他们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认知水平大大受限于他们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思想方法。当他们还没有“王明路线”的“尚方宝剑”悬在头上的时候,仍然可以从务实的态度出发,在相当程度上认同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而一当“王明路线”压力罩顶之时,这种认同就不得不大打折扣甚至产生不小的位移——从务实向“教条”转移。这个时期,党还没有成熟,这些革命者也还没成熟——包括毛泽东在内。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革命遭受挫折走上弯路,乃是一种必然的代价。

  三、赣南会议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冲突的标志

  ㈠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

  赣南会议应该是王明路线在苏区开始实施和贯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赣南会议”的正式称谓是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1~5日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会议贯彻了中共中央“八三〇”指示信及此后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指示”精神,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最后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等成绩,但重点是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57~第3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赣南会议前的1931年10月20日前后,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肯定苏区中央局在反“围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巩固红军、提高党的指导和反AB团方面的“伟大成功”,但继续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中央苏区的路线“只有在中央局扩大会后,才向国际路线转变。二金会,汀州会议,吉安大会都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后,中央局是调和路线,即扩大会后也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现时“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来电重申,“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但错误在没能把这一工作同发展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很密切的联系,没能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责成“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告讨论经过”。[《任弼时传(1904~1950)》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关于赣南会议的主持者,目前还有争议:有称是苏区中央局主持的,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但并无明确证据),有称是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主持的,笔者在此不用“主持”而换用“主导”的说法:赣南会议是在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主导下召开的。

  对于主导赣南会议的这个责任,任弼时本人并不讳言:“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的领导思想。”[《任弼时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转引自黄允升:《赣南会议辩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78页。]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在会上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批评毛泽东忽视理论,只讲调查研究,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中。会间,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等曾据理力争,反对会议对“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的批评,但由于这个批评的“来头”,会议仍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关决议。

  在任弼时等主导下,“赣南会议”上通过了五个决议案。其中,《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由任弼时起草。这五个决议案的基调,当然是来自中共中央“八三〇”指示信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决议”、“宣言”和“电示”(比如临时中央第四号指示电),也由此主导了赣南会议的氛围。但这个时候,党内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火力还不算太猛,也还有节制,有余地,没得后来那么蛮不讲理。

  ㈡赣南会议前后,任弼时等对“批毛”的保留和节制

  需要提及的是:任弼时、王稼祥在起草决议案时,也并没有完全照抄“上头”的旨意,对毛泽东的主张也没有上纲到“机会主义”。比如任弼时在起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时,就只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犯有“狭隘经验论”错误,认为“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批评毛泽东忽视理论,只讲调查研究,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中。这个批评当然不正确。但这里还只是批评毛泽东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没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犯有所谓“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正因如此,后来临时中央对“赣南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很不满意,一再给以批评指责,认为任弼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上线。1932年4月25日洛甫在《红旗周报》第37期和第38期合刊中发表的长文,批评“赣南会议”的地方多达8处。[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红旗周报》第37~第38合期(1932年4月25日出版),第45~第77页;《张闻天文集㈠》第245~第27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同年5月20日,临时中央在详细审查了“赣南会议”的文件后,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对这次会议给予批评,认为“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凌步机:《“赣南会议”再探——兼论任弼时与“中央代表团”的功过》,《党史纵横》1995年第3期。]

  苏区中央局后来也多次开会,对“赣南会议”一再做检讨。这些会议毛泽东因在前线都没有参加,所以他说这是对他的缺席审判,一审裁判,不许上诉。

  ㈢任弼时将毛泽东“扩大中央局成员”的建议三次上书中央,终被驳回

  赣南会议前的10月间,任弼时等曾致电中共中央:

  转中央:

  几个组织问题:

  ㈠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当时常用的“信仰”二字常代表“在群众中的信仰”即“威望”之意,非指“政治信仰”。],工作肪[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提议提[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四军长)、周以栗(总政治部主任)、曾山(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所成立临时省委,以弼时为书记。省委领导三个特委,赣南特委管辖赣县、兴国、雩都[雩都,现称于都。]、瑞金,赣东特委管辖宁都、广昌,南丰、乐安、宜黄三县之×[原文如此。]部,永吉泰特委管辖吉安、吉水、永丰、泰和、万安。正式省委待党代表大会开会成立,项英在省委,稼祥在中央局。

  ㈡全苏大会在11月7日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在11月1日开。中央局、政府名单,请讨论决定。苏维埃组织法及宪法大纲,请电告或寄来。望派人领导两个大会。现苏区党务干部很缺乏,因为很多分子加人AB团,多在斗争中牺牲了,望多派得力同志来苏区工作。

  为什么很久没有电报来。

  中央局

  真[韵目代日,11日。]

  这里的“苏区党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早就预定要召开的,关于扩大中央局成员的建议是毛泽东提议的,任弼时也于4月、7月间两度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过[《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5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苏区中央局报告——中央局成立的情况及工作概况(1931年7月8日写发,11月6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674~第16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均未获得明确回复——也就是在事实上并未认可[《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1931年8月30日中央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7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该决议称:“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伍豪同志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这次“真电”,是任弼时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被中共中央明确地予以了否定——但同意了毛泽东暂时代理中央局书记:

  (复中局10月真电,抄文,30/11)

  ⒈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应在苏区根据地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委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

  ⒉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弼时应仍任中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中选拔。

  ⒊中央局应设法派遣队伍,帮助闽西恢复赤区,打通与沪交通线。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赤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政府执委、军委主席团、各部部长名单(1931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8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中央:“中央对我们工作批评是完全正确”,“成分不扩大,我们同意”,不过在土地革命问题还是作了自辩:“但中央在8月已有土地问题决议,纠正过去非阶级路线,执行土地法草案。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苏区中央局电中央接受中央土地问题指示、苏维埃政府问题(1931年10月3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1820~第18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据萧克回忆,在延安时,毛泽东在提到扩大中央局成员这件事时,曾对任弼时说:我当需提出要增加五个人,保守主义一概否定。[转引自《任弼时传(1904~1950)》第174~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保守主义”是指“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在组织问题上“保守”——“关门主义”。]实际上,这可以视作“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他们已存心要削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已将毛泽东作为了在中央苏区全面贯彻六届四中全会中央“进攻路线”的一个障碍,所以后来才有对任弼时等“反狭义经验论”的不满乃至激烈批评。

  他们认为,任弼时们批判毛泽东的纲,上得太低了,还不过瘾!

  四、毛泽东反对攻取赣州,拧着脖子不写“武装保卫苏联”

  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将盘踞在石城、会昌、于都和福建长汀等县土楼、石寨内的豪绅地主武装消灭,扫除了残存在苏区内的白色据点,使中央苏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领导的各项建设顺利进行。按原计划,红一方面军还将继续分散在安远、寻乌、信丰、定南等16县开展扫除白点、巩固和发展苏区的行动。

  然而,当时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被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出现的新形势,不承认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未改变的客观事实,过分地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从1931年11月起,他们先后数次强令红一方面军要立即停止攻打土围、拔“白点”的行动,集中兵力进攻赣州或吉安等中等城市。

  周恩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赣州,他1931年12月离开上海赴瑞金时,博古又将进攻赣州的任务交给他完成:博古等人曾设想,攻克赣州后,将这个城市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但周恩来进入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新的估量并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而临时中央则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周恩来遂于1932年1月上旬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对攻赣问题进行讨论。

  据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自述:

  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指项英。]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彭德怀自传》第18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在讨论攻取赣州问题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力陈不能攻打赣州的理由,认为要打也只能是围城打援,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但彭德怀的意见对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是个很大的支持,他们觉得:拿这三个城市来比较,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他们对赣州守敌的兵力又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会议作出了攻赣决定。[《周恩来传(1898~1949)》第402~第4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具体军事部署。[《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19~第3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月中旬,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1~第3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会议不得不在中途更换主持人。

  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毛泽东从报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即“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于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其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虽然遭到来势猛烈的批评,但毛泽东在这个宣言中仍然坚持不提“武装保卫苏联”。[《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1~第3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这个宣言拖到毛泽东率军东征后的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第72~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1~第3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3月上旬,红军进攻赣州受挫。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围城的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在这份急电中,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接电后,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赣州外围的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在这里,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事隔多年后,我们平心静气来作探讨:

  ⒈“夺取赣州”的决策是有上下呼应的。来自中央的压力当然很大,但当时中央苏区党内军内甚至民间,也因取得了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而对攻取赣州、取得更大胜利等目标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和动力。彭德怀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唯一率军攻占过省会城市的名将,他的意见对于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的影响力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也是有着必然和客观的缘由。

  ⒉毛泽东反对攻取赣州的意见被否决,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他的话语地位。1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决定攻取赣州之后的苏区中央局叶坪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来自中央代表团成员面对面的强烈批评,批评的范围已经逾越了“攻取赣州”这命题之外,而是对于“武装保卫苏联”的态度上——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这个口号出自于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的中共中央决议和领导人讲话,来头很大。虽然不沾地气不切实际且很难起到动员群众的效果,但在党内向往憧憬“无产阶级祖国”的大量小布尔乔亚受众中,仍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中可谓是绝无仅有。

  目前的史料没有披露在会议上面对面强烈批评毛泽东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为谁(有可能是顾作霖),但这个批评肯定是得到了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同意的——至少是没有反对(或无法反对)的。

  《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王稼祥》均没有这次会议的记载,《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来源是郭化若的回忆,是否可靠,尚待更多的史料予以确证。

  毛泽东虽然遭到强烈批评,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由他起草或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文献中,仍然没有写入“武装保卫苏联”。这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不跟风,不赶潮,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政治态度。

  ⒊毛泽东的意见虽然被否决,但他也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的担当态度——“若有战,召必回”。赣州战役受挫而陷入危机之时,他也应召赶到前线,直接参与了指挥决策,并作出正确建言,调动新成立的红五军团加入战斗,解脱了困境。

  五、中共中央令箭频发,苏区中央局“政治站队”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赣州之战虽然失利,但并未唤醒大多数人。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1964年2月9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2~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虽然毛泽东的主张未被会议采纳。但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出击赣东北”的意见被否决后,他又开始考虑“向东南去闽西”的策划:福建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根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毛泽东认为中路军应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他向担任中路军总指挥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3月21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林彪、聂荣臻关于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给中革军委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㈡》第12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周恩来很重视这个意见,3月27日和28日,他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

  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于30日又致电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恩来同志:

  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漳泉,指福建省漳州和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七师,指红军闽西军区独立第七师,1932年5月编入红军第十二军。]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与否,均拟直下漳州。

  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的17000名官兵,经军中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在该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四、一军团已开至汀[汀,指福建省长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五、我明日去旧县[旧县,村名,在福建省上杭县北部。]晤谭张[谭张,指谭震林、张鼎丞,当时分别任红军闽西军区政治委员、福建省苏维埃主席。]。

  泽东

  三十日[《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1932年3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㈡》第1207~第1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4月1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罗明回忆录》第11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毛泽东“直下漳州”的计划执行得十分顺利,4月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计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支、各种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4900发、无线电台1部,还缴得飞机2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今后中心任务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1932年4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㈡》第1345~第1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毛泽东传》谈到了毛泽东个人此行的收获: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29~第3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大有收获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苏区中央局这个时候正面临着巨大压力。

  笔者看法,一般比较务实的革命者如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没有其他压力的环境中,其实是很容易被雄辩的毛泽东所说服的,在毛泽东独到细致的分析和论述面前,很容易就进入“言听计从”的状态。理由无他:打仗是要看效果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遭就知道了!是不是好主意,只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那稍为是个明白人儿,也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六、“政治站队”下也有“政治庇护”

  问题是,任何革命运动和革命者,都不是在真空中的存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始终都在等待你迎接你。能不能在压力之下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这才是能不能走向“伟大”的一个门槛。

  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指手划脚的几位年轻人,对中央苏区来说,那就是一个不断施加压力的煅压机一般的存在。

  ——当然,光凭他们自身的本钱,是够不上招呼所有人跟着他们指挥棒转悠的。

  他们一半以上的本钱,来自他们背后戳着的那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莫斯科!

  这不,紧接着,临时中央的圣旨就连二连三铺天盖地的砸了下来。

  ㈠临时中央认定毛泽东是“进攻路线”的障碍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赶到上海“汇报工作”。

  4月11日,项英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

  根据会议记录记载,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苏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

  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仅有三位: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陈云。]

  临时中央的领导人认为: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于是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

  项英回到苏区后,苏区中央局当时就得悉了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5月20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所以只能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4月14日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2148~第21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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