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中央再一次坚持自己错误的战略判断，再一次强力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 这个指示信拟就之时，正是毛泽东率军乘攻占龙岩之势，直奔漳州夺城之时。 ㈡苏区中央局一边“政治站队”，一边继续“政治庇护” 苏区中央局面对临时中央的压力，不得不于5月3日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的名义向临时中央发出表明姿态的“政治站队”电： 中央： 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有分歧意见。去年年底，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原文如此。指五岭山脉。]建立苏区的计划。科穆纳尔[王稼祥。]反对这一计划，并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我们应该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原文如此。指建立赣江两岸苏区之间的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当然，我们应该同李立三攻占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然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委员都同样这个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 当莫斯克文[周恩来。]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我们把占领大城市的计划具体化了，并开始攻打赣州。从被围困的赣州撤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该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 经过讨论后，毛泽东说了另一番话，说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应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10个月的工作计划[文件没有找到。]，说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这一切证明，毛泽东有一个扩大苏区的一贯方针。 毛泽东分析了政治形势后，否定了它发展的必要性，认为它是偶然的[原文如此。]。因此，他从没有发生变化的形势出发，制定了长期的行动计划。这条政治路线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 我们紧急决定，派两个军团去信丰和南面的三南(音)[原文如此。显然是湘南，即湖南南部。(本文库编者注：译者原注释似有误，“三南”应是江西省南部之龙南、全南、定南3县。当地一般简称此3县为“三南”。)]，并派一个军团去赣江西岸[的地区]，以便加强赣江两岸苏区之间的联系，并准备进攻粤军和大城市。然而，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在朋外(音)[原文如此。中文地名不祥。]的第三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删节号是原有的。]开始向漳州(音)[原文如此。也可能是：泉州。(本文库编者注：译者原注释似有误，应为“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指《实话》杂志，1932年在瑞金出版。]上进行批评。 最近一次[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但他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在前线。因此，这个通报是由一些个人签署的。当毛泽东回来时，将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 签名：莫斯克文[周恩来。]、科穆纳尔[王稼祥。]、布林斯基[任弼时。]和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2163～第21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除了“政治站队”外，这份电报还委婉地解释了月前同意毛泽东率军入闽的决定——“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那意思就是：我们可没得冒犯“中央路线”的意思，派老毛取漳州，是为落实“中央路线”弄现大洋去的! 然而，接到苏区中央局来电的毛泽东，也于同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三次战争[三次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东西两路军，参见《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注[1]]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打击粤敌，要马上集中十四军、三军的第八师、十二军的三十六师于猷岩，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有很大不同。南靖之敌[南靖之战，参见《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注[1]]因在白区，兵力不够分配，以致左翼包抄不能派出，张贞残部不能消灭。十四军、第八师、三十六师的集中，是完全的必要，江西方面有大量地方武装是足够分配的。 毛泽东 三日[《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1932年5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㈡》第1352～第13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他在信中还态度鲜明地批评临时中央：“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而且直接撕破了周恩来等于同日电中的对东路军入闽作战的委婉解释：“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 在当时党内的政治大风向下，毛泽东这个态度、这种语句，显然是非常刺激的。 这一下麻烦了，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更扛不住来自“上头”的压力了——那背后戳着“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莫斯科。5月11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2166～第2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在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决议(1932年5月11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也于5月15日就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作出了决议。这个决议迄今未见公布，但根据后来情况可以大致判断其内容：同意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认定，同时表示要继续团结他一起工作，不公开对毛泽东进行点名批评。但这个决议无疑增加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干人等对毛泽东进行指责、批评甚至排挤的底气，最终使毛泽东在军中的去留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其作用无疑也是负面的。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敌军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率军凯旋，兴高彩烈挑着现大洋回到长汀，劈头看见的不是鲜花和掌声，却是苏区中央局5月11日的决议，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不点名却严厉批评自己，毛泽东对此当然十分不满。所以他在9年后仍然满怀愤懑地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取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其实，当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周恩来等，还在尽力为他作出遮护。 七、毛泽东的军中去留成了矛盾的焦点 ㈠为毛泽东在军中的去留，周恩来与任弼时等发生争论 就在毛泽东刚回到长汀那天，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 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在俄译稿的边页上，П·米夫在该句子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可能是指1932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毛泽东的电报。]中央局全体委员之间已阅。1.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会议。]已结束，取得很好结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指《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原文如此。]，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原文如此。]。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2.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然而，【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全会不同意中共中央局的意见，把党的代表会议[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应为：会议。不是代表会议。]看作是在党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的代表会议。3.接到中央冗长的电报后，显然全会完全承认了重大原则性的和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低估我们的错误。【中国】共青团中央局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待续[续电没有找到。其实应该是次日以周恩来个人名义发往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2187～第2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第二天，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续电临时中央： 4.[原文如此。]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摘录)(1932年6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2187～第2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前电声称毛泽东参加并承认错误的全会是个子虚乌有的“八卦”，内容也是“八卦”。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作出政治表态批评毛泽东后，他们也想尽力为毛泽东作遮护。后电还表示了把毛泽东留在军中参与作战指挥的希望。 毛泽东率东路军回到苏区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三个军团，由红军总部兼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但毛泽东并没有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而是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7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55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毛泽东这个讲话中南雄、水口战役列为自己指挥过的败仗之一：“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但实际上这次战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败仗，将敌人击退了，但消耗大于收获，毛泽东认为是得不偿失，所以算作败仗。]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时在江西》对这段时间关于毛泽东任职情况及其争论商榷过程，是这样陈述的： 任弼时、项英等后方中央局成员，对于毛泽东留在前方参与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很不放心。周恩来刚刚到达前线，任粥时、项英等就以中央局名义给他发来电报，内容是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显然，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要直接并完全剥夺毛泽东对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权。 周恩来对后方中央局成员的这一提议思量再三，觉得不妥。因为按规定，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是受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领导的。如果按这个提议实施，就会形成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和他自己以中央局代表身分平行指挥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格局。不仅如此，还有红军总政治部与中革军委是平行的领导机关，按规定，总政治部主任也可在政治上直接领导红一方面军，这就将会形成红军军事机制中“三驾马车”、“多头指挥”的局面。[《任弼时在江西》第7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周恩来斟酌再三，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妥、周全的办法，提议对于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由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指挥红军战事;而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与决策权归中革军委主席团三位成员(即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局全权代表对行动方针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意见，兼及了方方面面，并征得了朱德等人的同意。[《任弼时在江西》第7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1932年7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㈡》第15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但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仍然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只好又再作变通。 7月29日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如果按后方中央局的意见办，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提议在前方成立“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以此来改变“银宝塔式的指挥权”，并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意见，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1932年7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㈣》第2303～第2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在兴国竹坝召开。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会议还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的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表正式通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关于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通令(1932年8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综述⑴·文献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这个人事任命，基本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建议。 但这次会议中也发生了不愉快。 在会议发生的争论中，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他坚持红军应西渡赣江直接攻打吉安。毛泽东则据理反驳，但态度也毫不客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在前方的同志，对敌情和我军实力的了解，比你们后方的同志更清楚。我希望后方中央局同志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这样的态度很令任弼时反感，会后在以中央局名义在向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时，任弼时便“参”了毛泽东一本，说毛泽东“在信丰龙南迟延十数天是一错误”云云。[《任弼时在江西》第8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会后，在总前委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㈡为战略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前方成员与后方成员再起争议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任弼时、顾作霖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9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㈢》第16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 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9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关于目前军事行动的报告(1932年9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㈢》第1704～第17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相隔一天——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苏区中央局关于分散主力先赤化城市再歼敌之布置意见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32年9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㈣》第2397～第23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1932年9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㈣》第2399～第2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布置战场争取群众调动敌人(1932年9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㈣》第2401～第24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但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却已经无法容忍。 八、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后方，王明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㈠宁都会议，任弼时亮出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 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对红一方面军9月26日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于是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苏区中央局决定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1932年9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㈣》第24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从后方赶来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准备来替换叶剑英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 据《任弼时在江西》记载; 1932年9月30日下午，任弼时和项英、邓发、顾作霖以及准备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一行.从瑞金出发，一路骑马往小源村飞奔而去。从瑞金到小源，大约100多公里路程，他们用了将近3天时间才赶到目的地。 按前方中央局成员的想法，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红军行动的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等迫在眉睫的问题，使前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意见得到统一，以便前方能更好地指挥红军的行动。没想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宣布开会并作会议主旨报告后，任粥时要求传达他带来的一封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信，竟然使这次会议变成了对毛泽东的批评会。[《任弼时在江西》第8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这封信是中共中央1932年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全文约一万三千多字，针对性很强，火药味儿也很浓，其中最火爆的语句是这样的： 在目前的情势之下，照旧的开会，照旧的工作，照旧的决议，用旧的速度，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工作检查，是再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要有切实的转变，抛弃这种旧的官僚主义的方式，而采用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1932年7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㈢》第2284～第2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这句很火爆的话成了任弼时等手中的“尚方宝剑”[任弼时等起草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称：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由于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与会者又先后故去，留下的回忆文字也不多。但有一个基本事实还是得到了史家们的共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且尖锐的批评。 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在会后的10月21日整理出了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个《简报》在开宗明义亮出了“尚方宝剑”后，又扼要陈述了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并且认为这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通过这份简报，毛泽东被“面对面”的“激烈批评”或可得窥一斑： 周朱王同志： 此间起草下列致中央电稿，特征求你们同意拍电，望即电复你们意见以便拍电。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要报告如下： ㈠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指1932年7月21日《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央局在今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电[指1932年5月2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所通过之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决议的全部精神与指示信吻合的。 ㈡认为在今年采取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策略，以及六月决议揭发过去党大会前后中央局所犯错误后，中央区一般的表现有相当进步。 ㈢对2月后几次战役的估计，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攻赣[州]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 南雄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错误。乐宜战争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以前三军团过河西也犯对形势估量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错误。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但经过中央局反对已停止，并未执行。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7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㈣由于苏区与红军胜利，白区革命斗争急剧发展，敌人在四次围攻中，现正布置大举进攻中区。会议中经过讨论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1932年9月30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来电如下：“蒋由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有】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机动。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电告中央。”]，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已[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㈤为着实现这一战斗任务，主力军须首先向北面敌之弱点出击敌人，包围一面，争取充分动员准备工作开展胜利的进攻敌人，艰苦动员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以最大努力扩大和巩固红军。10月到12月3个月内方面军增加战斗员23000人，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师团3个月内增加新战斗员23100人，以大力扩大与巩固苏区。特别向北一线发展组织，建立广大游击队，深入白区游击，创造新苏区，并打通赣东北及与河西联系，加强对河西及湘鄂赣的领导，整顿和扩大赤卫军、少先队与游击队。筹款3个月战费，除收足土地商业税加紧节省运动外，并准备再发一次公债票。前次公债票于11月内可由土地税项收回。建立巩固后方组织，加紧肃反工作，切实建立白区白军中工作。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不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忽视与放松充分动员群众工作的严重错误。 ㈥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府政府工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中央局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㈣》第2441～第24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从《简报》的陈述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军中的去留问题。而且争到最后，作战方针和部署的问题反而不成其为问题了，问题竟然变成了毛泽东究竟是该去还是该留了! ㈡周恩来妥协方案未被争论双方认同，毛泽东被迫离开前方 毛泽东坚持“926”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而中央局后方成员则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义主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册第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把他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从简报中还可以看出：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这实际上与宁都会议召开期间远在上海的中央常委洛甫(张闻天)的意见相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在宁都会议正展开激烈争论之时，临时中央常委会也在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10月6日)。在会上，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 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临时中央的这个直接任命，跨过了正常的任命程序，显得急不可耐。 ㈢余波荡漾，周恩来仍受到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批评 11月12日，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致电临时中央，承认后方同志对敌大举进攻确有认识不足的错误。由于前方同志“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因而我们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而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会议最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意见，即周恩来在前方“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对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问题之说明(1932年11月12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417～第418页;《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周恩来年谱(1893～1949)》第233～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任弼时传(1904～1950)》第244～第2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同日，周恩来分别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致临时中央电报告宁都会议简况：前方同志在会议前及会上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时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后方同志“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少注意”。[《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则称：“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周恩来致苏区中央局电报告宁都会议简情(1932年11月12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418页;《周恩来年谱(1893～1949)》第233～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临时中央接到这两份电报后，电复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局会议所取路线与一般的方针是正确的”，“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复电强调“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周恩来年谱(1893～1949)》第233～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这里的“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肯定是出自周恩来的汇报，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再次为毛泽东作出的遮护——因为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苏区中央局前方成员在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也仍然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和方法在行事。 宁都会议后，任弼时派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赴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情况。临时中央听取王盛荣报告后，于1932年11月23日致电瑞金苏区中央局，询问宁都会议后进攻路线执行如何?有否反对和抵抗?中央局领导在策略上目前有分歧否?电文强调：“我们坚主采取一切办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织结论。”博古等人担心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与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之间再度产生分歧与争执，影响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执行。[《任弼时在江西》第9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其实，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利用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威望，跟临时中央搞“组织对抗”! 11月26日，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的情况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是否团结一致的来电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以下列内容电复临时中央：“中区执行进攻路线确有成绩，首先是红军采取积极运动的路线”，并“已划分全苏区为三个作战地区，组织各个战线上基干红军与基干游击队，实行运动的战斗，并布置有力的防御”;“党内反倾向尤其反右倾斗争尚未发动到下层”，“最高领导是在为执行中央指示而斗争而团结一致，更无分歧的行动”。[《周恩来年谱(1893～1949)》第2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提议，任粥时于当日电复临时中央说：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对抗，不过在地方上，对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中央局内部对总路线无分歧与争执，更无采取任何组织结论的意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任弼时在江西》第95～第9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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