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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70年代文学中的“新人”问题

2020-7-13 23:0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089| 评论: 0|原作者: 张均|来自: 文艺批评

摘要: 是最成功的。无论是文学中的林道静、李铁梅、吴琼花,还是大众传媒中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都为数代青年的人生提供了充沛的意义来源。随着“佛系青年”、“失败青年”在当前文化中的流行,“再造新人”的问题也被重新提起。
是最成功的。无论是文学中的林道静、李铁梅、吴琼花,还是大众传媒中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都为数代青年的人生提供了充沛的意义来源。

  随着“佛系青年”、“失败青年”在当前文化中的流行,“再造新人”的问题也被重新提起。学者张均由此出发对1950-70年代文学“新人叙事学”问题进行新阐释。一般来说,学术界对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普遍是不大有好感的,或认为他们过于脱离日常真实(如无私、寡欲),或认为它们是新威权主义之下意识形态规训的载体。这当然有所根据,但多少是忽略了“新人”与革命的积极关联,尤其没有意识到“新人”问题并非革命的“特殊产物”,而是现代中国自我重塑过程中普遍的文化生产现象。从严复、梁启超“新民”之梦到鲁迅、周作人的“立人”实践,都存在对“新人”问题的考量。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中国,1950-7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的新人塑造无疑是最成功的。无论是文学中的林道静、李铁梅、吴琼花,还是大众传媒中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都为数代青年的人生提供了充沛的意义来源。张老师认为,1950-70年代形成的“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新人”叙述机制在今天虽已与“历史”脱轨,并为学术界不大接受,但通过“新人”的楷模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希望用牺牲、爱和忠诚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更希望藉之将普通民众锻造为新的“历史主体”,以承担民族自立、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这是文学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不可以“意识形态”一词而弃之。时至今日,对当前文学仍有切实的“遗产”价值。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1950-70年代文学中的

  “新人”问题

  文 | 张钧

  随着“佛系青年”、“失败青年”在当前文化中的流行,“再造新人”的问题也不时被重新提起。这多少会引起人们对1950-70年代文学“新人叙事学”重新认识的兴趣。就目前可见材料看,学术界对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普遍是不大有好感的,或认为他们过于脱离日常真实(如无私、寡欲),或认为它们是新威权主义之下意识形态规训的载体。这当然有所根据,但多少是忽略了“新人”与革命的积极关联,尤其没有意识到“新人”问题并非革命的“特殊产物”,而是现代中国自我重塑过程中普遍的文化生产现象。其实,从马克思“新人”理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形象,从严复、梁启超“新民”之梦到鲁迅、周作人的“立人”实践,都存在对“新人”问题的考量。而且,在从晚清到新中国的“新人”塑造中,1950-70年代无疑是最成功的。无论是文学中的林道静、李铁梅、吴琼花,还是大众传媒中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都为数代青年的人生提供了充沛的意义来源。的确,在1980年代初“潘晓讨论”中“社会主义新人”被划上了句号,但这并不意味“新人”问题将会被永久“封存”。时代问题的转换往往出人意料,因此,对冯雪峰所说的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1]的正面人物(“新人”)问题予以专门探究,就是自然而又必要的了。

  1

  “新人”问题的源起

  1950-70年代文学为什么要把“新人”讲述视为“最根本的任务”呢?对于批评者来说,答案可能不言而喻,那就是对群众的意识形态规训。在福柯的“微观权力学”广为流传的今天,这种看法很易赢得认可。海外学者程映虹的《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一文具有代表性。这篇文章讨论前苏联“新人”问题,它没有专门探究其源起,但从文章对苏联造就“新人”的具体措施的描述,不难“领会”到作者所指认的源起动因:“(‘新人’)改造将不限于列宁所说的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而是将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无意中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真是太美妙了!”[2]这种描述,明显是在暗示读者,所谓“新人”塑造的起源,就在于革命政权(甚至革命领袖)对于群众从生理到心理的令人惊悚的组织“塑造”(规训)冲动。藉此,该文还将少先队、共青团等政治组织和保尔·柯察金等艺术形象一并列为规训手段。这种暗示是否符合《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文学的实际暂不讨论,但它显然不能移用于对《保卫延安》《创业史》《红色娘子军》等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前身”《白毛女》《李家庄的变迁》的理解。的确,1950-70年代中国文学“新人叙事学”的起源,不能说与体制性诉求没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另外两重因素。后二者与当今“佛系青年”、“失败青年”的世界认知是比较疏离的,却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数代优秀青年人生选择中沉甸甸的事实。

  其一,是民族反抗与重建的文化需要。“就其基本特质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3]1950-70年代文学亦不例外。而晚清以降衰落乃至危亡的民族命运,注定了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只能是“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动员起来,凝固为一个整体,与西方列强相抗,才能摆脱危机与困厄。”[4]这就使从“新民”到“新国”的文化逻辑,成为晚清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共识。严复、梁启超、鲁迅、蒋介石、毛泽东等皆有重要论述或政策提倡。严复倡导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方法塑造新的国民人格,梁启超则要求破除“心奴”,养成敢独立而兼“利群”公德的新的人格,蒋介石执政后发动了旨在使人民获得“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的“新生活运动”。期间,梁启超、毛泽东等还直接推动了文学领域的“新民”工作。这主要表现在,通过打造“新人”(正面英雄)等“具有凝聚力的有关过去和自我的象征”[5],进而将“实等于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之众”[6]予以重新“塑造”的整体战略。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国家危亡局面下无法摆脱同时也值得高度尊敬的民族主义动力。晚清文学集群出现的“新中国之少年”形象,可说是最早的“新人”叙述。这种寄望通过文学“新人叙述”以促成新文化、新政治的思路,在新文学中得到承续。鲁迅“改变他们的精神”的创作初心,郭沫若对“天狗”、“匪徒”、“凤凰”的颂扬,巴金对“新青年”的描绘,无不以民族重铸为鹄的。延至延座《讲话》要求文学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亦循此思路。显然,1950-70年代文学的“新人”问题同样是民族主义压力的产物。不过,进入新中国时期后,其认识侧重发生了一定变化。此前重在以新人叙述为民族救亡图存之助,1949后,民族危亡之患基本消失,要求塑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服务于国家重建、民族复兴则成为新的共识,梁生宝、刘雨生、李双双等文学“新人”(包括现实中的劳动模范)大都兼含这一动因。可以说,从晚清到新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力与需要一直是“新人叙述”的“发动机”。遗憾的是,这一层往往被批评者们“疏漏”。

  其二,下层阶级谋求生存权利的需要。这是1950-7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很不相同之处,也是不少研究者不大愿意提及的动因。其实,从左翼时代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就一直存在为下层民众呐喊的持久正义冲动。这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马克思明确提出文艺“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7]列宁则称赞描写母子两代“新人”的《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8]比较起来,毛泽东对“新的人物”的强调则有更多革命民众主义的心理根源:“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9]《讲话》因此强力改变了左翼文学:不仅要求它继续以“新的人物”为革命之助,更要求以下层阶级(工农兵)取代传统精英充当“新人”。卢燕娟认为,这意味着“在现实利益格局中,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身份的颠覆,劳动大众成为现代历史的主体:‘人民’”,“在文化权力关系中,完成了精英和大众地位的颠覆,将从现实利益格局中指认出来的‘人民’转化为文化权力的主体。”[10]对此变局,无疑存在评价上的分歧,但在《讲话》以后30余年里,通过新人叙述为下层民众谋取合理的生存和幸福,是文学始终未改的“初心”。不过,进入1960年代以后,随着革命领袖的老去和权力阶层的形成,新的需要开始注入新人叙述,此即毛泽东对党内“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11]的沉重忧虑。如何通过新人叙述,使青年一代不忘历史、保持革命意志和阶级之爱,就成为其时诸多作品新的考量(如《千万不要忘记》等)。

  以上源自民族、阶级的双重动因,构成了1950-70年代“新人叙事学”最主要的动因,遗憾的是,对这两重“初心”研究者较少提及。那么,程映虹反复暗示的组织规训是否存在呢?应该说也是事实。这是因为,无论是民族诉求还是阶级诉求,在现实中都必须通过某种组织(政权)去完成,而这必然导致规训的存在。(1)为实现民族/阶级诉求,必须保持组织(政权)内部的同一和纯洁,此即酒井直树所言:“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该国民内部的异质性。”[12]延安整风及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皆从此逻辑而生。(2)组织一旦成为现实,它也会衍生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为维护此利益,它会通过规训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和持久权力。因此两层,新人叙述必然含有权力规训的成分。不过在1949年前这层考量较少,建国以后才日趋明显。对此,历来非议甚多,但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与其说这是一个福柯式的‘法纪社会’(disciplinary social),还不如说是一个‘楷模’社会”,“规范是可视性的楷模”,“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用‘典型’来控制人的行为,即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13]

  2

  阶级的“区分的辩证法”

  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要求,还是阶级革命的动力,都需要与“佛系青年”、“失败青年”完全不同的“有志青年”。因此,1950-70年代文学的“新人叙事学”从源起上就会与“虚无主义”这类在“小时代”才会流行的话语拉开距离,而更多与“大历史”发生深刻互动。这首先体现在对文学原始事实(素材)的筛选与使用上。从《讲话》开始,“新人”主要由“工农兵”承担,然而,即便被命名为“工农兵”的底层民众,也是人数亿万,其间作为“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的“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14]更是异质而芜杂,每一个体的现实经历、利益诉求与价值选择都可能是离散而彼此不相属的,那么,文学又该怎样从中选择“新人”呢?这就取决于《讲话》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构性位置了:

  为了反对西方的侵犯,非西方必须团结组成国民。西方以外的异质性可以被组织成一种对西方的顽固抵抗。一个国民可以采用异质性来反对西方,但是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universal homogenous sphere),就成不了国民。[15]

  这仅是就民族拯救而言,“阶级解放”亦有类似的结构性要求。这就意味着,文学必须从亿万“乌合之众”中“创造”出符合民族/阶级(兼及政权组织需要)多重诉求的同质化的“国民整体”,“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叙事,即把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按照‘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有序,层次分明的现代话语中去。”[16]而主要由底层民众承担的“新人”形象,正是从“我们”通向“中国”的中介。显然,这面临复杂的叙事选择问题,即只可以讲述发生在“新人”身上那些“合目的”的“可以叙述之事”,而有意忽略/“遗忘”他们与“国民整体”无关或者竟相违背的事实。其情形,恰如历史编撰:“记录中总是有很多事实”,“历史学家不可能把全部事实都包括进来”,因此,“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摈弃。”[17]那么,作家怎样将民众某一部分生活事实判断为“意义重大”同时又将另外一些事实断然“摈弃”,无疑有其辨识、取舍的标准。这属于“新人叙事学”故事策略层面的问题。

  在这种策略层面,源自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阶级”概念就成了1950-70年代文学“新人叙事学”最具支配力的概念。也就是说,阶级是“一个本质化的中心,可以围绕它建构整体。”[18]这意味着,“新人”在进入叙述之前就会被作家给定一个以某种抽象阶级本质为依归的“有志青年”的位置。而这种阶级本质,会进一步充当“可以叙述之事”与“不可叙述之事”的厘分标准,其中能够反映该“本质”的生活事实才会被认为“意义重大”,与之关系不大者(即便客观存在)则会被“尘封”。那么,这些“有志青年”这种被给定的“本质”又涉及哪些方面呢?从《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红色娘子军》等文本看,此“本质”包括三个层次。(1)作为被压迫者的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的界定主要从经济/政治境况着眼,由此着眼,底层民众的现实处境更近于“社会弃民”,但他们若对自身作为“被压迫者”的本质性处境有所认识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从“弃民”转换为“新人”。然而,在现实中,底层民众有“被压迫者”之自我认识者和不承认此认识者几乎同样之多。于是,前者多被叙事接纳为“新人”,鹿三(《白鹿原》)一类的后者就被打入“不可叙述”的范围。同样,按照给定的“本质”,“新人”还应形成建立在共同命运基础上的群体认同。但在现实中,缺乏此类群体认同者亦不少见,如土改中部分农民一旦成了干部,也往往将包括“阶级兄弟/姐妹”在内的其他农民当做掠财、渔色的对象(韩丁《翻身》对此记载甚多)。这样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中得到大量“补叙”,但在1950-70年代则属“不可叙述之事”,几乎不见踪迹。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邪不压正》《桑干河上》等小说中约略可见,但也引起激烈争论和批评。(2)作为被压迫者的阶级反抗意识。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之于“有志青年”的“本质”设定,但就现实而言,缺乏资源支持的民众往往不会选择反抗,因为“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自然地理、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显而易见的距离,确保了他们之间几乎不可能会发生任何集体而又公开的斗争”[19],“除非爆发了可能激起更大梦想的罕见的危机,通常他们(注:民众)用于达到……目标的典型手段既谨慎而又现实。”[20]这样的甘于“社会弃民”位置的、逆来顺受的民众,当然不宜也不允许处理为“新人”。1950年发生的“《金锁》批评事件”即反映出这一逻辑。小说《金锁》模仿《阿Q正传》,讲述乡村游民金锁的“革命史”,但他与阿Q的“精神相似”激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看不到金锁有什么反抗,对地主有什么憎恨,有的只是对地主的羡慕,他给地主推磨的时候‘格外细心,格外起劲’”,“这决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真正的劳动群众(注意我说的是劳动群众)是正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21](3)历史主体之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所谓“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22],即指底层民众将以其斗争创造历史。因此,1950-70年代文学中的“有志青年”不但敢于挑战自身的现实处境,更应对“大历史”的必然趋势及个体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有自觉、乐观的认识。当然,底层民众虽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革命的领导阶层却主要是前“五四青年”。这意味着,多数底层“新人”的历史觉悟是外铄的而非自发的。对此外铄之源,“新人叙事学”指认为党,而非具体个人(尤其不是知识分子)。对此,不少作家把握精当,如柳青从《铜墙铁壁》到《种谷记》到《创业史》,始终将农民“新人”处理为与基层党委呼吸与共的“历史的主人”。但也有作家处置“失当”,如萧也牧小说《锻炼》中农民“新人”白老黑就引起读者的强烈不满:“(他)只会抓住别人的手毫无主见地求救!”“是这样的么?在艰苦环境中,是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强不屈地教导着农民么?农民共产党员,农村各级分子在斗争中倒是那样哭哭啼啼庸懦无能么?——这是伪造!”[23]显然,“伪造”之说更多表达的是对“不可叙述之事”的排斥。

  以上历史主体、反抗意识和被压迫者的自我认识,构成了1950-70年代文学“新人叙事学”在故事策略层面的要求,实际上也传达了社会之于“新人”的角色期待。这种阶级的“区分的辩证法”兼具建构与排斥的特征,对于“可以叙述之事”和“不可叙述之事”的区分相当敏感。对此,邵荃麟讲得颇为清楚:“(作家)凸出其人物的某些方面,而舍弃其另一些方面。他所凸出的东西,一定是属于最充分最尖锐地足以表现人物的社会本质的东西;他所舍弃的,一定是属于非本质的,和主题无关的不必要的东西。”[24]此处“本质”/“非本质”的区分,当然是就阶级概念而言。不过,由于“非本质”在“新人”叙述演变过程中日益成为一个不断“扩容”的暗箱,不但“看客”意识、精神胜利法、奴隶心理等“国民劣根性”被当作“杂质”弃入其中,而且底层民众在现实中所从属的诸种“非阶级”社会关系(如乡里、宗族、宗教、江湖等)也逐渐被弃置其中。譬如,从郭全海到梁生宝、萧长春,这些乡村社会的“新式精英”往往出自村庄中的“杂姓”人家,而非强族大宗,这与乡村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显疏隔,显然不及日后的《古船》《白鹿原》更能抓住乡村社会变迁的“脉搏”。这埋下了“新人”讲述“被淹没在种种既定的‘普遍规律’和‘历史逻辑’之中”[25]的危险。

  3

  道德的“区分的辩证法”

  不过,与阶级的“区分的辩证法”相比,道德的“区分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更明显,也更多招致后世的讥评。实际上,邵荃麟的“本质”/“非本质”之分,既指向阶级亦指向道德,所谓“凸出人物的某些方面”即包括正面的道德品质。这同样是“新人”与当前文学中“失败青年”、“零余者”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新人叙事学”何以如此重视道德塑造呢?一般意见,以为是革命及其文化的必然诉求:“革命者像清教徒或雅各宾派一样偏爱美德。这种偏爱构成了乐观主义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纯洁性去要求他人的革命者的特性。”[26]这当然是成立的,但若对照《静静的顿河》《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在性描写上的自然,就不难推知1950-70年代文学之于“新人”的道德纯洁性的要求,还更深地受制于汉民族特殊的文化心理。中国是“楷模社会”,民众习惯用儒家“君子”的规范要求公众人物,因而在文学中也形成了“善善恶恶”的“顽固”传统:“若写善人,则必极其善;写恶人,则必极其恶。”[27]1950-70年代文学力求赢得民众的喜爱,其“新人”讲述主动循守“若写善人,则必极其善”的“旧例”,把“新人”都写成关羽、武松式的“厌女症英雄”,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那么,此时期用以讲述“新人”故事的道德概念又涉及哪些方面呢?从梁生宝、萧长春、欧阳海等“新人”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1)牺牲主义。“牺牲”在古代本指盟誓、祭祀等活动使用的牲畜祭品,后来被引申为“舍弃”之义,在此则指为了正义或信仰舍弃个我利益(甚至生命)。对牺牲主义的强调是毛泽东的革命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教育人们“自私是罪过,自我克制是美德,努力工作、俭朴、自我约束、勤奋和忠诚是合乎道德的箴言”,[28]并“强调要在道德上追求平等主义的正义与无产阶级的美德”。[29]这种推崇,在1950-70年代文学中就表现为抑私扬公。被抑制的或“不宜叙述”的“私”,不单指包括贪欲和权势在内的“人的恶劣的情欲”,也意指合理的个人欲望或情感。实际上,革命中的农民或士兵,往往有着与革命的富国强兵之梦不尽一致的人生目标,“很多时候,农民发现自身处于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上,他们帮助统治集团获得了权力,但统治者推行的工业化、税收制度和集体化却与他们所想像的为之抗争的目标大相径庭。”[30]如果说中国革命力求建立人人平等且共同富裕的“新世界”,那么农民、士兵则可能并不如此“志存高远”,他们或更寄望于通过“翻身”变得体面。对此,黑格尔的一段论述深可参考:

  (个人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惟一的源泉——在这种活动的场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其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普遍的目的——如像仁心,或者高尚的爱国心……在抱着这种目的的个人之中,和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我们或许看得见“理性的使命”是现实化了,但是他们在芸芸的人类中,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他们的影响当然是极为有限。相反,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31]

  这意味着,即使是革命时代的“工农兵”,其“普遍”目的也必然大大低于“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对此,革命领导群体其实是清楚的,所以在现实中他们也重视在革命与农民之间创造“双赢”格局,如革命为农民提供土地与“新精英”位置,农民为革命回报巨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但文学不可如此“复制”生活,规范的“新人叙事学”不允许讲述个人与历史的相互利用,相反,它更被要求凸显革命对于“有志青年”的启发与感召,以及追随者对于“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放弃(这些被要求牺牲掉的“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包括自私、吝啬、虚荣、发家欲,也包括私人情爱,等等)。这样,文学才可以凝聚人心,达成民族的与革命的伟大目标。那么,与“私”相对,又有哪些属“公”的道德品质是被张扬的呢?在革命题材作品中,“新人”主要体现为“战斗者”谱系,勇敢、无畏最被重视,“其气魄永远是吞没敌人,其性格永远是坚实的明朗的,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从来不知颓萎与沮丧。”[32]甚至,他们连“一秒钟恐惧”都不应有。在现实题材中,“新人”主要体现为“建设者”谱系,劳动甚至苦行主义就凸显为主要品质。尤其苦行主义,不但是“劳动”概念的延伸,更是强调个人相对于集体的牺牲与奉献。以上“可以叙述”的劳动、勇敢等品质以及“不可叙述”的私欲、私情,共同形成了“新人”的牺牲主义特征。

  (2)“有缘有故的爱”。甘于牺牲的“新人”多数还兼具某种“与子同袍”的爱的倾向,如郭全海、朱老忠、梁生宝、刘雨生、萧长春等皆是如此,不过这种“爱”又是“有缘有故的爱”,即以阶级认同为前提的具体的爱,而不是抽象、宽泛的“无缘无故的爱”。在今天学界看来,这明显是以阶级性凌驾于人性之上的狭隘之爱。不过这多少是对社会主义“爱的文化”的源起缺乏“同情的理解”的结果,实则“有缘有故的爱”建立在双重现实主义的基础上。(a)从中国历史看,超越阶层、性别、种族的“抽象的爱”的确存在,但毌宁是“弱传统”,而人类悲欢并不相通以及不同阶层/群体之间不对称的生存竞争倒是“强传统”,只是历代士大夫阶层在主导意识形态生产时都“遗忘”此层而著力宣传抽象和谐之爱而已。(b)从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看,更有两层因由走向“有缘有故的爱”。一是抽象之爱容易麻痹反抗者的意志,“‘男女之情’、‘骨肉之情’及‘家庭亲情’等‘人情味’”“是掩盖这一残酷关系(注:剥削关系)的‘温情面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33]二是战争更需要阶级之爱作为前提,“对‘阶级情’的弘扬,是发动民众、团结民众从事现实革命实践的有效手段。”[34]因此“破”、“立”两层,革命所论之爱必然是“有缘有故的爱”。那么,此种爱又有怎样的内涵呢?对此,可以三个关键词概括之:同情、互助与仇恨。同情,是对同处下层的同病相怜者的深切关爱。这种利他主义的同情心,是土改情感动员的基础和结果,在1950-70年代文学中则逐渐演变为“新人”应有的道德要求。在《不能走那条路》(1953)中,东山反对父亲宋老定买张栓的地,因为“不能眼看着人家破产”,对于曾经的穷人兄弟的同情心压倒了个人扩充财产的欲望。这种“新道德”与黑格尔所谈的“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35]不甚相干,但确实是社会主义希望在民众中倡导的“人性”。也因此,互助就成为“新人”之“爱”的重要内涵。它既是阶级之情的倡扬,更是民间邻里之谊的激活:“‘新社会’按照平等的原则,重新缔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重新创造了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同时,更重要的,这也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它的核心正是相互扶助。”[36]但这种互助与爱,与沈从文所谈的“无渣滓的爱”大为不同:它不是悲悯万物的温暖的爱,而是与“恨”存在结构性共存关系。这是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像五四启蒙主义那样去泛泛地关怀“被欺凌与被侮辱者”,而是以艰苦卓绝的现实实践去挑战、改造现有的社会秩序与权力结构,以争取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与尊严。既如此,它必与现有权力集团及其利益同盟群体发生剧烈冲突和战争。在此背景上出现的文学,自然会将那些损害下层同胞的制度和群体推入“恨”的行列。甚至在新政权确立以后,出于对旧的既得利益群体“复辟”和再生的警惕,文学仍会凸显必要的仇恨。对此恨与爱的结构性关系,喜欢“岁月静好”的后世研究者当然可以深感遗憾,但若仅取一面作论,无论是拒绝其“恨”还是张扬其“爱”,都不能算是到位的“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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