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特朗普上台标志着全球化的逆转

　　2020年7月18日

　　特朗普的上台被视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对建制派政治精英的胜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政治精英都自诩为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化身，在全世界到处推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推进全球化，差别只在号称“自由派”的民主党在高喊自由和人权上闹得更凶，但是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更经常地露出保护主义的尾巴。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似乎一下子打乱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西方国家的精英们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好像他们钟爱的全球化就要终结了。

　　我在2017年1月24日的微博中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让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论者大惊失色，他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就职演说更让全球化的鼓吹者们彻底失望。但是，那些读过我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并相信我在其中所说的话的人，对与特朗普有关的这些事态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因为坚持《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而被中国的政策精英们说成反对改革开放、主张闭关锁国。我当时说，让美国教训这些中国的政策精英。

　　我在那天的微博中还说：特朗普说北约过时了，要日韩西欧掏钱，美国少管世上事，这都是明显的美国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和他最让精英们害怕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并不新鲜，这正是19世纪美国的最显著特征。美国靠这些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二战后仗着称霸世界推行自由贸易和普世价值却使美国不断衰落。现在美国承认了现实。

　　3年之后的今天看，至少应当承认，特朗普上台时的就职演说讲的还真是他的心里话，他上台后的这3年正是按照这个演说中定的调子行事的。因此特朗普的上台确实标志着全球化的逆转。其实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已经有许多经济指标显示出20世纪末的那波全球化浪潮正在消失。但是戏剧性地宣告这次的全球化逆转的，还是特朗普上台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接着我就在2017年初写的微博中指出：

　　——2001年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全球化浪潮不是产生于自然的历史趋势，而是产生于有意识的体制和政策设计;迫使美国政府实行促进全球化方针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是美国金融资本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包括逃避政府金融管制的那些行动。到2017年初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与特朗普竞争美国总统职位的希拉里，那对夫妇都正是主动适应了美国金融资本的要求;

　　——2001年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本身也会出现严重的波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否会逆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越严重，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干脆葬送了那一次的经济全球化。而21世纪初这段历史在重演;

　　——2001年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当时流行美国盈利率高的预期导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一旦美国高盈利神话破灭、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放慢，世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期。那时会发生什么，这绝不是迷信全球化的人所能预料。我在2001年就预计并等着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是由于没有绝对的把握才没有公开说破;

　　——2001年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受进口冲击或受对外投资之害的部门。经济全球化下的进口对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造成严重的冲击，而这些部门多半是劳动密集的产业。由此造成的失业损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中低工资、低技术的一般工人，也就是发达国家中最穷的穷人;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也会减少其在本国的投资，而这又直接减少了它们雇佣本国职工的人数;进口对产业的冲击损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最穷的穷人。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的愤恨，从而引发了发达国家中的反全球化浪潮;

　　——我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的第八章，题目就是全球化陷阱。我在那里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按我在那本书中说的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和他们对全球化的仇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府政策不发生反全球化的逆转才是怪事。由于我早就有这样的预计，可以说我是一直在等着特朗普这样的人来搞反全球化的政策。结果是到底让我等着了;

　　——我2001年在《混乱的经济学》第八章中说，当时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联合全世界食利者阶层所实行的全球战略。发达国家劳动阶层对这个战略施加的限制，就是禁止了全球性的劳动力流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通过贸易、金融和投资进行扩张。因此说，经济全球化是垄断资本的计谋。

　　——2001年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说，世纪之交时的经济全球化代表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它的全球性战略。这个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在本国雇佣劳动者制约下联合全世界食利者阶层所实行的全球性战略。这个全球化包括了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而它们损害的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长远利益。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是发达国家中的最贫穷者和工人，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长远利益，其中也包括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坚力量----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员和实业家们。对不发达国家，全球化下的资本全球自由流动当然也有利于那些富有的资本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低，穷国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多半只能变成房地产和证券之类的金融投资，而从事这种投资的富人其实是典型的食利者，这些人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到2017年为止的现实证明了我那以前15年就做出的这个估计。

　　——全球化下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当然也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利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输出型的，而受害的则是相对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个人的贸易和投资行动确实有自发的全球化趋势。但是政府应当作的不是推动和操控全球化，而是防止全球化可能对本国带来的危害，遏止可能带来这种后果的私人的全球化行为。由于有这样的政治压力，才有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和英国脱欧。政府如果不能全面有效地计划控制国内外一切经济活动，它促进和推动全球化的政策就不会有好处

　　2017年初我在微博中的这些论述，已经把特朗普上台与全球化逆转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

　　当时特朗普正在鼓噪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我在接下来的2017年1月读到了港报发表的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特朗普要发动的贸易战只会让中国加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因为这会使美国公司利润严重下降。中国是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战会迫使全世界在与中国作生意还是在政治上支持美国之间做选择，而中国将被迫超速实施其增加国内消费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

　　我赞成该文的上述观点，但要附加上一个前提条件：只有中国不怕美国发动贸易战而坚决保护民族产业，才能出现上述的后果。但是2017年国内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屈服论调，似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中国就大难临头了。于是我在2017年1月31日的一条微博中指出：

　　全球化维护者被特朗普上台及其保护主义吓得直哆嗦，要中国真正富强的人却根本用不着害怕，反而可以松一口气。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不保护本国企业，导致中国经济缺乏向高端升级的后劲。其表现就是2015年和2016年的出口下降。如果我们主动采取强力保护本国企业的政策，就必定会导致美国以贸易战反击。而让美国主动发动贸易战，就使中国有了更充分的理由以反击美国的方式强有力地保护民族产业。

　　2017年4月， 英国金融时报的网站说，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半年会的世界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放弃了抵制保护主义的承诺，显示美国新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正在改变全球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我当时就在微博中评论说，特朗普成了引领保护主义新风向的旗手。而我一直认为，这个保护主义的旗手本该由中国作。那之前15年我就彻底批判了自由贸易的谎言，强调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产业。

　　2017年5月我在微博中评论了英国卫报对一本新书的介绍。这篇新书介绍说，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败给了特朗普的希拉里在民主党初选期间就工人阶级白人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支持我?对于这个疑问，她的竞选团队始终未作出清晰解答。我在微博中评论说，看来美国的这些政客连美国的群众情绪也不了解。十多年前我就说，克林顿鼓吹全球化开放贸易伤害了发达国家工人利益，工人不会容忍他们干下去。特朗普的上台不过是应验了我的预言而已。

　　2017年7月传出消息：美国要求通过谈判修改已生效5年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理由是自该协定生效以来，美国与韩国的贸易总逆差已经扩大。去年美国从韩国进口699亿美元的商品，而仅向其出口423亿美元的商品。我在当月的微博中评论说：据我所知，中国对韩国也有很大贸易逆差。应当限制从韩国进口。美国正是以对中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加紧限制中国对美出口。

　　2017年下半年，我总括了对特朗普执政半年多的观察，在微博中说：从行事的作风、行为方式、说话口气上看，在二战后的大国领导人中，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像的，就是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叶利钦。赫鲁晓夫终结了斯大林时代，叶利钦干脆终结了苏联。特朗普会终结什么?看来他至少终结了美国的全球化霸主地位。他有恢复美国19世纪孤立主义的倾向，叶利钦则恢复了俄罗斯民族主义。

　　那时我说特朗普有恢复美国19世纪孤立主义的倾向，当然就意味着他反全球化。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一种自外于全球化的传统。

　　2017年10月我写微博说：特朗普又胡言乱语指责伊核协议，而伊朗则拒绝谈判修改该协议，欧盟和俄罗斯都说伊核协议是国际协议，美国不能单方面废除。特朗普这样根本否定其民主党前任的国际政策，只表明美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是典型地出尔反尔，朝鲜怎么可能相信这种政府的承诺而放弃核武器。美国政府不可信，只能靠实力与它打交道。

　　后来美国真就单方面退出了伊朗核协议，而特朗普为要朝鲜放弃核武器闹腾了两年，现在显然已经半途而废。特朗普在国际事物上这样使美国出尔反尔，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全球秩序的破坏者，这只能使全球化的进程倒退。

　　2018年特朗普真就按照他一贯鼓吹的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此举必定会大大减少中美的双边贸易额，成了一次最明显的逆转全球化的行动。

　　到了2018年11月17日，法国近29万人参加了并非由任何政党或工会组织的黄背心示威，抗议燃油价格上涨。以后黄背心示威迅速蔓延，还发展出暴力事件，迫使法国政府与黄背心代表对话，取消了2019年的燃油税上调。西班牙国家报说，黄背心运动是大众阶层不满情绪升级过程的完美例子，大多数示威者此前从未参加过抗议示威。时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纲，力图挽救全球化颓势，黄背心运动给了他致命一击。

　　西班牙国家报说，黄背心运动是全球化的结果。抗议活动的主要力量是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即边缘法国。几十年来，以往构成中产阶级基础的工人、职员、农民、公务员、个体户阶层成了全球化经济模式的牺牲品，被政界、媒体、学术界精英们视为可怜虫。他们现在重新赢得了尊重。

　　促使欧美国家采取反全球化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2018年底，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那年最令人震惊的意见一致是反华共识在美国兴起。它涵盖了特朗普的白宫和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商界和工会、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美国可能在其它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在内斗，但在惧怕中国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与北京对抗是民主党人往往会支持特朗普的唯一议题，还常嫌特朗普不够强硬。自那以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特朗普任总统的美国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空前撕裂，两党争斗几乎支配了一切。但是这反倒使美国两党联合起来反华，互相指责的是对方对华不够强硬。 ​​​​

　　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底的那篇评论联系到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说，由于美国两党一致的反华共识，40年来美中趋同的局面将开始瓦解。即使中美达成停战协议，跨境企业在做规划时还是以更大规模贸易战将持续为前提，全球化的正常规则正在崩溃。其影响首先是经济脱钩，中国在美投资迅速减少。中国的技术战略正在从国外采购转向进口替代。全球供应链开始瓦解。

　　英国金融时报的这篇评论正确地概况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中美相互提高关税，日本的东芝机械公司从2018年十月开始转移对出口美国的机械的生产任务，主要是转移生产塑料配件的模具的生产任务，将那时还在中国的模具组装放到日本本土或泰国;主要生产工程机械的小松制作所也将出口美国的挖掘机配件生产移出中国，可能是搬到日本、墨西哥甚至直接搬到美国。我当时就认为，这样的动态对中国也没什么坏处，其前提是我们坚持自主发展本国的高端制造业。我一贯认为外企对中国没有多少好处，它们将生产迁出中国，使得外企连对中国就业的好处也没有了。

　　2018年全球贸易中60-70%涉及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最终的组装在很多不同国家完成。日本企业有近1/4的产品会直接间接受中美之间贸易战中提高关税的影响。韩国的海士力半导体会将出口美国市场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制造业务迁回韩国，但其在中国的大部分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存储器需求市场。而在我看来，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本国企业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制造。

　　2018年福布斯杂志回顾说，产业革命后到一战是世界有史以来的最佳贸易时期，直到1993年世界贸易才重新达到1913年的增速。全球资本流动直到1996年才恢复到一战前水平。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里国际投资几乎不受限制。一战前是非常全球化的时代，而一战后全球化大倒退。针对福布斯的这个回顾我评论说：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可能没有大倒退，象上世纪初的美德那样带头保护本国产业的国家，才会成为下次全球化开始时的霸主。

　　到2019年年中，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已持续了一年，西方的政治精英们纷纷为这会使全球化逆转表示焦虑。我在2019年5月20日的微博中重发了我2015年2月7 日写的微博，其中说：“十多年前我就在《混乱的经济学》第8章398页上指出，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转，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越严重，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时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很大程度上由巨额美国贸易逆差造成，这是由于预期美国投资回报率高使全球资金流入美国，这个过程也正在逆转，这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期。”接着我评论说：我早就料定并等着特朗普式的人逆转全球化造成调整了。

　　2019年年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文章，正式承认了全球化的趋势已经逆转。他说，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在过去30年里，在全球资本和技术流动的驱动下，其基本逻辑一直是超越国家政治和保护主义，从而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全球金融危机时达到顶峰，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其衰落的最早迹象。

　　陆克文在文章中历数中美在互联网、数字支付、电信系统和人工智能方面脱钩的情况，说：

　　——中美在互联网和数字支付领域已经发生脱钩。无论在互联网内容、搜索引擎还是更广泛的监管机制上中美都已在走向两个不同的数字世界。第三国尤其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日益身陷其中。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和银联系统不仅在中国各地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扩展，而传统的美国信用卡在中国并未被普遍接受。争夺未来数字支付系统控制权的战争已打响;

　　——中美两国电信系统的脱钩也在进行。双方都以国家安全作理由。尽管美国的电信移动设备获得了一定的市场渗透，美国电信企业获得中国市场准入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在美国，华为已经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它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也面临着影响深远的限制。针对华为的较量正在第三国市场展开。华卫已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地区主导了5G通信技术。美国正寻求防止华为进一步入侵西方包括其最亲密的军事盟友的市场;

　　——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已在进行脱钩。中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一关键领域的优势，认识到了利用这个新技术前沿所带来的广泛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应用，而美国政府已在寻求限制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中国接触。

　　陆克文说的这种脱钩趋势，一年来已经愈演愈烈。他对这脱钩的趋势表示担忧，说澳大利亚要应对中美进一步脱钩的风险。不过，陆克文谈的主要还是中美在技术方面的脱钩。如果说的是经济上的中美脱钩，我看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脱钩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国经济的发展繁荣在各主要方面都无求于美国，唯一可以从与美国的联系中得到的好处是学点美国的先进技术。但是这个中美联系在经济上的唯一好处已经被美国的技术脱钩行为封杀了，那样的话经济上脱钩了就更好。

　　就是在科技方面，一国独立自主发展也会基础更雄厚并更强有力。正因为如此，在科技方面与美国脱钩不仅是不得已，也没有什么坏处。在我看来，在经济上与美国脱钩更是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好事。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摆脱在贸易和金融上对美元的依赖，这就应当把脱钩扩展到在国际结算上与美国脱钩。

　　2019年，就在中国领导人刚刚访问朝鲜后，大家都希望中国对朝制裁能够有所松动时，美国华盛顿邮报传出了中国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违反对朝制裁而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的消息。张宏良呼吁，中国企业绝不能接受美国法律的长臂管辖。考虑到我们正需要在金融和国际结算上与美国脱钩，我们对美国金融制裁最好的应对就是立即调查那些整中国的银行的美国金融机构并搞死它们。

　　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3年之后，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不仅沉重打击了各国的经济，而且尤其严重地打击了航空运输和旅游等典型的全球化行业。这个看来似乎是偶然的事件让全球化戏剧性地大倒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作的是适应全球化的退潮，改而以最有力的手段来保护我们中国的民族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