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

　　——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

　　(谨以本文纪念一百五十周年诞辰)

　　【文章被“政经中国”公众号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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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资本论》试图回答什么是唯物辩证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机理考察，采取了特殊发生学和实践化的对结果进行呈现的批判的艺术方式。经由谱系学考订，《资本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结形态上的意义。《资本论》科学运用一种特别的学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中华思维学的学科规定”历史遥相呼应。它用彻底的事格研究锁定历史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然则这个机理系统可以确定是母子体用、经纬合一的体式，包括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及认识机理，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对话”和“无缝结合”。中华历史实践及东方社会特有的“思维舞步”彻底击破了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赋予自然历史过程准确的时代感以及应有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一方法论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共同体”的理论，通过丰富批判科学的实践素材，深刻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涵及其独特“工作机制”。研究亦表明，在考量资产阶级“现代主流经济学”贫困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学科必须实施通史领域内的“虚”“实”强强联合，以具体指导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

　　关键词：《资本论》;唯物辩证法;思维结构;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认识机理

　　《资本论》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然而面对“新生代”的《资本论》受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斗争局面——其意味着“人民至上”“资本至上”视角的截然不同必然反映为不同的再生产构成方式，《资本论》研究必不能满足于客体构成，而要深入探究背后的“社会主体构成”，寻求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与“客体侧”的统一，寻求其历史的具体实现方式和机理形式。彻底事格化的历史和思维研究将创造性地使唯物辩证法“艺术舞步化”(以发生学工作逻辑总体拒绝解释学)，进而赋予西方意义的“逻辑”艺术化的知识形态。如基于天人合一与劳动过程的历史文明规划，从“母子体用”思考路径出发，能够建立将知识的理解、运用归结于主体自身的“现代中华学”体系。一句话，《资本论》需要“实学”“虚学”并举，发挥自身固有优势，建立“百科版资本论”的新时代理念，有力支撑国家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建设。总之，须得认识到《资本论》文本是确定型与非确定型统一，从而和历史保持良好同构性。然则《资本论》所体现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仅仅作为认识以及作为方法，也必须同时作为“大写工作规定”予以规划。在高度上，唯物辩证法与《资本论》应首先视为科学史意义的源流互济的思想共同体。列宁东方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思想——作为具有原生态规定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正是对这一科学理念的绝好的灵活巧妙运用。一言以蔽之，必须基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互看”和有机统一，基于中西学术对话掌握东方社会特有的“辩证法舞步”和历史文化思维遗产，审视世界革命和科学道路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如何结合”。

一、引论：从《资本论》第二卷“未完成的性质”说起

　　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一般人容易脱口而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相结合。这似乎是全部的命题真义，但很遗憾，只是形式化的“真理法”解题，却不会是“原理之法”。例如在列宁看来，唯物辩证法在于思维形式的艺术化妙用。“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1]141【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之命题为何不被重视，似乎说来话长，——但如果不拘泥于经济分析细节，那么“天人合一→事物合一→知行合一→经纬合一”结合的序列，则会得到深度地响应。这得益于共同体生产的伟大启示。由于《资本论》主要地不是提供一般意义的知识论，其不应被视作“一个理论模型的等级序列”，换言之，由于人们通常难以分辨“内容-形式”路径(历史规定)和“内涵-外延”形态(逻辑规定)的“从本质到现象”，也可能导致无法正确把握《资本论》的总体写作方法和思想实现的特别方式。《资本论》决不是思维的单边主义，而是以“阴阳”(劳动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它既是“母子”也是“体用”——总领取象/比类、分析/综合、抽象/具体、归纳/演绎等成对的思维形式。演绎者只能是“逻辑的本质”，归纳者只能是“历史的现象”，换言之，本质和现象(现象总体及事物表象形式)的思维形式规定即是“演绎和归纳”;而要达成发生学意义的归纳、演绎之统一，将内涵具象为一定的外延种类形式，势必要将范畴和概念的思维形式视为“抽象和具体”，进一步要将内容和形式的思维形式视为“分析和综合”，导致在行动上首要是把事物本身及其内在固有的属性的思维形式视为“取象和比类(行动)”。可见，立在“历史为逻辑立法”背后的是个别对一般的关系。当其以“历史”为个别，得到的是历史和实践的总出发点，抓住了“内容”;以“矛盾规定”为个别规定的内涵，得到的是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初成，抓住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以“规律规定”为个别上升到一般关系的总体规定——内容和形式结合向“概念内涵”的转化，则得到的是个别对一般关系的终成，最终抓住“历史的内涵逻辑”;以“范畴”为一般，则系统得到反映内容的形式规定以及反映内涵逻辑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外延规定——事物的种类，等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实现的是“本质”“现象”在相分基础上的有机统一，亦即从内容和形式的能动性的历史统一到内涵和外延的能动性的认识统一。

　　然而从本质到现象，依据“原理之法”，其实有更准确的说法：从本质到“总体”(本质与现象的结合体)研究，“因为现象的分析已经包含了对现象中的本质规定的肯定，本质非在现象之外，而实为现象之体。”[2]53【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中国人的“心外无物”所针对的是拜物之宗教批判，从而是行动主义版本的“从本质到现象”。关于本质栖身现象的这一存在和认识特性，阿尔都塞借用了“结构”术语指明：“结构对于它的作用来说的外在性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外在性，也可以理解为内在性，唯一的前提是，这种外在性或者这种内在性应该作为不同于结构的作用的东西被提出来。”于是，“这种区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采取古典的形式，即内在的和外在的区别，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的现象‘外观’的区别，事物的‘内在’关系、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同一些事物的外在关系、外在联系的区别。”[3]213【注：[3]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进一步而言，“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现象(批判)，故而并不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解释学工作循环，乃在于根据历史规定显露范畴生产特征，把握具有‘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发展规定或认识形式——如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以及抽象和具体、生成和否定等成对的范畴。”[2]53【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通常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的是非人格化研究，这是依据《资本论》一版序的一个讲法，其实《资本论》是关于劳者、资者的事格研究，以“事格化”领导“非人格化(范畴)”和“非物格化(范畴)”。“《资本论》事格范畴就大类而言一共有10个，它们结成有机的从历史到认识的母子推衍系列：(1)商品→……→(10)剩余价值(即资本的自我认识形式);亦即第一个范畴和后面九个范畴地位不对称，在于形成‘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总揽。”这是就“马克思以‘商品形式’为历史唯物主义工作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决定商品的自我认识形式必然是‘价值’”的思想性质进行立论的，然则了解到这一“认识机理：价值规律为何从‘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危机(市场失败)→市场(市场有效)”为经济学教科书所凸显，这是资产阶级资源配置理论所特有的“仿体用”技术，为的是塑造“非人”“非事”的经济学物象化的虚假本体论之理性空间。其以物为本的“假设”，可能是说市场危机之真实——资源稀缺;所言“理性”配置之重要性，可能是经济景气预期逐渐增强。就再生产周期的环节而论，危机尔后萧条——实为“资本集中”之指向，复苏尔后高涨——实为“资本积聚”之指向，只因“商品形式的内在矛盾潜藏于理论上纯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中”，“由于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理论的深刻性，其既能够展示抽象理论层面商品形式的矛盾性质，也能展示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的不完全性”，——“这绝对是马克思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本质性和关键性的区别。”[5]16【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从而，《资本论》实际又是从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统一开始。在母子推衍系列中，接续的(3)剩余价值→(4)资本积累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中，(3)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之始(总规定)”;(5)市场→(6)危机为《资本的流通过程》;(7)平均利润(或总规律范畴：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8)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资本家族)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9)资本→(10)剩余价值则为《剩余价值理论》，(9)系列言明“资本是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显然，资本作为历史认识规定，即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在场者(规定)”，而(10)即为“资本主义的认识之终(总规定)”。从剩余价值(历史规定)到剩余价值(认识规定)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但这个运动为“价值→剩余价值”过程所打破，然则在内部机理的表述上，首要引入“前史”规定的研究，其后必定沿着价值扬弃的路线，寻找其“未来史”。然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机理的处理以“二”(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范畴)言“四”，只因当时“市场/危机”成对范畴尚未确立。按资本积累的发生机制而论，“资本积聚→资本集中”说明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根据以及资本周转的根据，说明了个别资本循环运动向周转运动转化的内在必然性，这是系统结构形成的基础，——即本身属于再生产运动体式内部“数量机制向结构机制的一种转换”。为仿真计，这个过程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替代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但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领导机制是“一般均衡论”，——其数量机制的代表一般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结构机制则集中于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当中。可见，“现有经济学始终陷于体系分裂之状况，可谓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大体说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可用六句话概括：无‘母’无‘体’，皆‘子’皆‘用’，以‘母’设假，以‘子’设用，以‘子’假设，以‘用’结论。”[6]【注：[6] 许光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207-216.】

　　这是所谓的“公理假设”和“理论普适”。然而其不是从实际出发，以母作设、以子施用，而以母设假、以子设用，结果是造成背离人本位的“以物为本”。资本主义的本质当然不是个人主义;其实效用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从学理上看，也仅仅是资本主义一系列外表上的用以意识形态伪装的道具。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故而“不是基于人性，而是基于他们设想下的机器人(而且这些机器人是互相联网的，一百年之前他们的设想很超前)，所以他们得出了一个机器人在他们安排的系统下的经济均衡，而这放在人类社会是完全行不通的”;并且毫无疑问，“跟马克思提出的‘价格的阶级斗争决定论’这一伟大理论比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还在玩弹珠的小朋友的幻想一样的天真……(归根结底)新古典经济学家只谈效率，漠视公平，虚伪的帕累托改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7]41~42【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进一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克服危机”为叙述起点，只因在研究性质上其试图否认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上的内在原因，这个对事实的否认从反面突出《资本论》结构的“体用性”，“危机阐明了资本逻辑的内部矛盾”，“危机理论某种意义上是《资本论》的全部”，从而，其委实以市场-危机为体用合一的关系[5]142。【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从矛盾发生起点到市场关系无处不在的“用”，危机“亦体亦用”，因为“这一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的本质：纯粹的资本不会受外因干扰。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逻辑，也不是资本家的逻辑，而只是资本本身的逻辑”[5]96。【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论》开篇言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单个的商品即表现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探究必须从对商品的内容分析开始，从对商品的矛盾解剖开始，同时就意味着对危机存在性的肯定。并且将危机从研究的一开始就突现出来，更在于意图进行“大写规定的写意”，也可以说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大前提的结构写意。这种特别的历史写意使得第一卷可以专注于写实：依据历史既有的进程，书写“阴阳-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联系到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看来，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对立统一规律写实规定的“补写”：一为流通层面的资本形式的结构形成机理(肯定→否定)，一为分配层面的资本生活过程的矛盾机理的解析(量变→质变)。马克思原初的计划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合为一卷，后来迫于形势放弃，终成第二卷“未完成之性质”。但第一、二卷终归是本质研究，从而“市场/危机”范畴的生产必定格于此。况且《资本论》乃是“时空结合体”之历史研究，所谓：时，行成于图;空，结绳于书，——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概念出乎图、工具出乎书”的教科书工作性质。所有这些表述，使得我们必须立足《资本论》业已给出的“矛盾”分析，进行唯物辩证法再出发，藉以结晶出资本主义危机完整的图像来。①

　　【注1：须知就本质研究而论，“避免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对象的概念由非经济结构从外部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结构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的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会改变经济现象的外观、形式和关系，会作为空缺的原因对经济现象发生作用”。对危机理论而言，“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这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本身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把这种发现概括为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理论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实践上’所研究的问题。”所以，阿尔都塞指明：“这里说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注：[3]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二、《资本论》“母子体用”体式及其定格的机理系统

　　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意在彰显“主体逻辑”，它的准确译名其实应该是“一场对抗《资本论》的革命”，意在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走完全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道路。“但他的理论建构既误读了十月革命，也误读了《资本论》”;的确，“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葛兰西对《资本论》的误读还在于他仅仅将其归结为单一的客观逻辑批判，抹杀了内涵其中的主体批判逻辑。”[8]【注：[8] 许恒兵.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及反思——从《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谈开去[J].理论月刊，2020，(4) : 13-20.】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道路，是指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文明形态，列宁认为东方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类型。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所作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可以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9]269【注：[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进一步，这可归纳为“列宁-恩格斯道路理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始终是从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从俄国的国内外环境的唯物论视角来看待俄国社会可能的命运，体现了“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10]31。【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在社会主义如何建设问题上与恩格斯高度一致。列宁十分强调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只是在实现路径上，认为可以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奠定前提，然后逐渐赶上西方国家。

　　如果将上述革命和建设的发生逻辑进行适当反转，则得到描绘科学社会主义建构形态的道路原理——“恩格斯-列宁道路理论”。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认知前提上，恩格斯则与列宁高度统一。恩格斯意识到“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即恩格斯当时虽然没有用“卡夫丁峡谷”的字眼，却事实上提出了俄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前提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此外，恩格斯甚至认识到，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决定了“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11]282~284。【注：[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同样，正是列宁通过其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把俄国革命从理论变成现实，完成了对恩格斯道路理论的实践诠释与历史补充。这两种道路理论其内在是统一的，即这两种道路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统一辩证法”，结晶出指导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恩格斯列宁思想共同体”。

　　这样，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通过发挥领导机制作用的方式“反作用生产力”，就正是列宁和《资本论》对话的全部出发点和工作根据。“现在俄国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当然也就证明《资本论》是正确的。马克思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的命题得到充分确认和巩固。列宁进一步从中发掘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原理”。然则遵从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逻辑是大写字母意义的——由共同体本位上升到国家本位的工作逻辑。这是行动主义辩证法意义上的目标追求，确证东方社会以“经济形态社会形成原理”为行动追求的内在根据。从经济形态的逐步独立化到社会形态的自觉选择，可从中提炼两个工作版本用以意义的对照：一为“发生学版本”，一为“解释学版本”。②

　　【注2：生产力→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类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内在因素的对立与分化状况。这导致在具体理解唯物史观含义上，我国学界存在持久争议。虽然不是理论路线斗争，但代表了方法论上的严重分歧。】

　　一者是将母子和体用视为“两重意义的发生学”，用以解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亦即，以“发生-结构”母子路径定格“生产力(母)→生产关系(子)”，以之为经;相应以“结构-发生”体用结构定格“生产关系(体)→生产力(用)”，以之为纬。一者则以“一元论历史观”解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进一步归结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即“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被看作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12]1【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其可概括为：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经线)，以及生产力或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本身或生产关系社会系统(纬线)。

　　简言之，发生学意义的唯物史观倾向于把生产力确定为“发生规定”的总装置，以此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关系的生成;相应地，把生产关系确定为“结构规定”的总装置，以此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机理的展开关系。所谓以历史的写实引领写意，以结构的写意进一步领导经济运动形式的写实化;所谓以历史引领认识，复以通史的认识领导理论生产。然则，孟捷教授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依托所发起对唯物史观的“新阐释”，只能视为针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一次内部争锋。③

　　【注3：所谓：“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12]99】

　　【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然而将生产力摄入生产方式体系内考察“决定论”，或以生产关系功能反向求索“有机生产方式”是不适当的。而将劳动过程本身作为生产力的“生长内核”，即“生产力本体”(生长单位)，则显示了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13]27【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表明，历史发展在矛盾作用规定性上强调的是“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整体互系性：矛盾作用乃是发生于系统层面，系统以自我构造为前提，以历史发生为基础。

　　进一步，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可以视为对“发生学的诠释”的绝好回应：它将因果联系变作行动链条，将功能和意图性解释编织于过程环节，恰当地论证说明了资本主义以劳动剥削驱动生产剥削、经济剥削乃至政治剥削、又复归于劳动剥削本身的机理流程。亦即那种把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和“结构主义”路径对接起来的研究富有启发，尽管如此，它仍然忽略了序言中对于“发生型矛盾”和“结构型矛盾”所做的明确区分和关系的辩证把握。首先是历史发生论上的“系统生成”，其次是“社会的形成”，最后是矛盾作用的发生和持续的、机制的社会存在。可见，生成渗透于变迁之中，亦即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32【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力牢牢镶嵌在生成论基础的规定当中了，产生动力变迁装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迁标准的科学制订是要“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3]33【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图1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对比④

　　【注4：图中，水平线代表“经线”，竖直线代表“纬线”;以下同。经纬两条线所联合而成的结构工具，取义时空一体意义的“母子体用、经纬合一”，该作图法在表现力上或曰：时空相分，时空相成，时空相合，一体相克。】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的理论斗争持续升温之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仿真体系业已成型化，模型技术历经打磨也业已成熟化。图1给出了两大体系的理论逻辑对比。以仿真为起步，资产阶级理论经线被确定为“资源→资源配置(方式)”。这个“资源”是个特定的术语，指示仿事格的“物象(概念)”。初为完全物质形式的东西，是物格的东西，后为物象化的东西，因而物象→物象化，它的实质即“物象二重性”。于是所谓资源配置，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不过是“物象化”的一种秩序。虽则如此，资源配置能否完全替代“事格化范畴”生产方式?结论是不可能。“资源配置崇拜症”试图仿真“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然而这一仿真术的唯一效能是以“仿生产力”实现对市场关系(本身作为“仿生产关系范畴”)进行绝对或相对领导。⑤

　　【注5：犹如资源配置本身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特定的市场关系乃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相应地，这个“仿生产力”的范畴即是“效率”，仿真结构是：效率为体、市场(关系)为用。“我们举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演绎和结果就类似于以下的物理学推论……假设小球在重力作用下倾向于向下滚动……有一个半球形(注意此时形状参数函数已经定好，包括凸性和边际下降递减)正放向上的碗……如果有3个小球(或初始或任意追加)，它们最终将静止于碗底，且两两相切，且其重心连线成正三角形，且正三角形的重心即为碗的正中央(三球均衡)……如此我们可以推出无数个完美的结果……但是这种完美并不是结果的完美，也不是推理者的完美，而是前提假设的完美。”[7]40~41【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越是把自己打扮得像自然科学，每一问题都应对有数学规划和解答，却反而越发显得自己不过就是自然科学中“社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图1的右侧，我们尝试给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仿的“原相”。替换物象二重性位置的显然是“劳动二重性”，但需要指出，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规定的事格的范畴，其应当是劳动过程与劳动二重性的“工作合一”。这是个总规定。因资源配置仅仅指示物者之事，是仿真“知者→生产力”这个过程。⑥

　　【注6：市场=资源配置+商品价值实现，那么《资本论》也讲资源配置理论吗?社会主义效用(供给侧以及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仅仅是物资平衡问题，或者就是马克思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名义”所声称的社会总产品的决定问题。价值规律的内容和核心原则是经济平等关系，而非资源配置。结构效用或许直接影响市场配置结果，但不会影响利润配置、剩余价值分配的最终结果。因而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不会是资源配置。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但前提是集体行动机制的形成。计划通过资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计划根本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如共同体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办事的集体意志，这个问题解决了，则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资源配置崇拜症”的症结所在依然是市场拜物教意识，而一旦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统治随之瓦解。于是，“资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概念缺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生产活动这一维度……资源配置的背面是权力的配置。尽管土地、劳动力、技术知识归不同的人所有，但资本会创造条件，使土地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隶属于自己，从而在资源的社会配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14]】

　　【注：[14]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J].教学与研究，2000，(6): 22-29.】

　　相反，固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究了劳动过程构成的一般形式，但它本身属于历史结构的范畴，是一切出发点规定之始——事格之始。而又因为出发点规定必须统一“知者→生产力”及“行者→生产关系”两个行程，以实现“四格归一”，决定需要基于劳动过程的统一视角看待“行者”“知者”，并将其同时视为客观思维结构的形态，即视为“劳动二重性”的认识构造。⑦

　　【注7：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归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因而很显然，无产阶级全部学说以对物象二重性“解释学秘密”的揭露为开端，以在资产阶级理论对立面竖立劳动二重性之思维旗帜为开始，“目的是说明劳动发展——创造对抗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反过来引导了对抗本身的历史解决，即劳动规定及其二重性学说提示了人类生产的客观发展。”[2]179【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决定论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或“有机生产方式”)在意义上是个全体的规定：历史、结构、理论(认识)的三者统一。从中可以发现，“决定”和“有机”在概念上并不对立，“决定”亦不能简单说成“必然性因果关系”;于是所谓有机生产方式，应始终理解为“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方式”(如生产组织和流通组织)，直至理解为唯一的全体意义的事格化范畴(即事者)。因此，以“劳动过程→生产方式”为经，就可实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仿真的经线”的全兼容，使之可能还原为“市场范畴”意义，为政治经济学所用。另外，其延伸意义必然在于实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纬线结构翻转。那么“生产关系为体”的真实意义就包括如下：一是对结构机理存在性的肯定，据此出发，寻求对矛盾机理的探究与解剖;二是由根据规律把握范畴之路径制订理论，杜绝将理论经济学视为根本难以把握真正规律之“玄学看法”， “同谓之玄”指范畴源出规律，如剩余价值理论之在剩余价值规律意义上的成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乃是说“运动复运动，构造中构造”，于是“对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现象的观察引导进入理解‘道’的大门”，乃是强调“它们皆同出于道根而又领取不同的名字”这个事实[15];【注：[15] 许光伟.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引论——兼及行动主义、主体工作结构及时代内涵[J].社会科学动态，2019，(12) : 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