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

　　三是进一步推动矛盾机理和认识机理统一，从而奠立“理论社会科学”的基础，如资本形式运动之研究。然则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是生产关系，论断依据即如上;且从这些意义上看，生产关系范畴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规定性。同时，唯有立足事格化理论，方能将“生产关系之用”涵义贯彻于经济运动形式。因此很显然，《资本论》使市场形式扎根于商品形式，就在于力图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之真正把握，这样的经济运动形式借助于孟捷教授的术语，即是“生产型”或“榨取型”生产关系。对资本总公式而言的生产型生产关系，如资本积累;榨取型生产关系则专指非职能资本的社会形式。⑧

　　【注8：生产关系的功能类型如果可以细分，是指向“阶级斗争的全体概念”而言的。生产关系既然是“阶级”的工作规定，那么阶级斗争就必须是全体的，涉及生产关系的全局和诸环节，如有日常型政治阶级斗争和“二元冲突”型社会阶级斗争之分，以及有社会主体构成内部的政治方式的斗争和劳动方式的斗争之分、社会客体构成内部的生产方式的斗争和交换方式的斗争之分，再如生产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型阶级斗争和文化型阶级斗争之分以及一般阶级斗争和霸权阶级斗争之分，等等。】

　　此处须得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生产型”和“榨取型”功能分立仅针对“用”的层面，对“生产关系本体”而言，它们是合一的规定，无分开之理，是统一功能的两个侧面。再就剩余价值范畴而论，可以说直接“榨取剩余”是绝对的，更多的“生产剩余”则是相对的，因此，以下说法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一种生产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生产型功能，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可能更多地表现出榨取型功能。”[12]47【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因为作为生产方法和占有剩余的手段，固然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但作为制度上的基本安排和生产关系本质之考量，无论如何，两者绝无分开的可能。如作为制度的系列安排形式，劳动力价值、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乃是一衣带水的内部连通关系，又或者说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马克思扼要说明：“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16]572【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劳动过程总归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实体。即如果说“官者的经济学”(关于身份配置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从“人”出发——执行身份批判，相比之下，“资者的经济学”(关于财产配置的政治经济学)则必须从“物”——执行财产批判出发，这些也即葛兰西所说的“批判地论证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那么，“劳者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总体上由劳动过程本身(工艺学和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出发。这说明《资本论》开头的一章分四节内容，完全是说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学(或“历史机理”)、系统发生学(或“历史结构机理”)、现象发生学(或“历史矛盾机理”)以及认识发生学(或“历史认识机理”)。盖因西方文明模式一旦建立，就必须探究它怎样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以此观之，《资本论》实际上科学讲述了“四大机理”：(1)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本身的机理”;(2)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结构的机理”;(3)抽象-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矛盾的机理”;(4)归纳-演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认识的机理”。又或说，经线的规定正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纬线的规定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于是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机理所对应者即“商品的两因素”，其结构机理所对应者即“劳动二重性”，矛盾机理所对应者即“价值形式发展”，认识机理所对应者即“拜物教批判”。这些又都是从生产方式的可识别的特征上立论的，即遵循了生产史的内在发展理路：劳动过程→生产方式。

　　这样看来，当我们由“生产方式”重新回到劳动过程本体，也就根本意味着追求文明规划的“天人合一”。而从个别对一般的历史发展关系中引出并揭示抽象对具体的内在联系，就正是唯物辩证法识别事物机理的特有方式，然则天人合一本身即化为母子体用意义的“经纬合一”。⑨

　　【注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资本论》与中华唐诗宋词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就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的思路，是因为从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质已经不是理性假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社会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实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历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识理论”。相反，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虚拟一个普适的人性行为假设，是把历史研究的真实过程隐去了。于是借助“生产一般”的系统性研究，《资本论》得以展示劳动生产机理各个向度上的历史真实。】

　　可见，从既“找线索”又“结构化”的《资本论》的这一特殊工作体式看：(1)历史机理，即以“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为“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商品生产历史路径，从中整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体用结构，——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内容;(2)接续的结构机理，以“资本直接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发展为“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具体路径(历史经线)，并整理出体用结构意义的“市场”上升为“危机形式”的社会纬线，——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形式(以内容为基础的直接形式);(3)累积形成并且社会表现出来的矛盾机理，则以“再生产结构系统本身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资本主义分配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为线索路径，以“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范畴”对“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的上升运动为体用结构，作为实现对矛盾机理的“系统性解析”与“具象性呈现”的逻辑纬线，——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内涵逻辑;(4)于是所谓认识机理，就相应以“历史→认识”(这是典型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规定)为经，再以所形成和业已定格了的“历史认识”返回社会系统的行动规定为纬，最终实现历史和认识互译、个别对一般的关系与抽象对具体的关系同构的“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批判格局，——藉以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外延知识，从中揭示“批判的知识理论”[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三、认识机理、矛盾机理的具体统一过程——《资本论》唯物辩证法体式的工作性质

　　政治经济学是工艺学的阶级社会的衍生规定。工艺学研究劳动过程本身，研究劳动过程的全部事件，以此向自然科学进军;政治经济学则不然，其以对劳动过程的产物形式进行批判性解剖，揭示社会科学的理论内核。因此诚如葛兰西所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关于《资本论》的科学研究事件，列宁则指出，“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1]157【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为此马克思调用了全部的思维形式工具，而决不只是抽象和具体。“王亚南提出，不能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或是其他方法。”[17]【注：[17] 周可.王亚南与新中国《资本论》方法研究的开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6): 77-83.】

　　此处，我们看到唯物辩证法这个用语在多个术语的意义上同时成立。而设若唯物辩证法以“母子体用”结构体式成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特别款式的“唯物辩证法的中华定义”?是不是意味着以唯物辩证法为事物对象之规定又似乎构成了一种“预设性定义”呢?

　　首先，就《资本论》对矛盾规定的解决而言，本身是一个辩证法的行动问题。“然则，这是马克思将价值规律同时视为批判和建构规定的理由。矛盾的历史论(历史机理形成和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危机论(结构机理)、矛盾的实践论(矛盾机理本身)以及历史矛盾的认识论(即认识机理形式)，它们依次展开，马克思全面揭示了拜物教意识所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和认识动因。”[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自由女神从黄昏时起飞!定义完成了内涵逻辑对外延的知识具象，然则需要执行前提批判。进一步，对唯物辩证法自身进行规定，亦未必是单方面给辩证法规定限制语的问题，而必须同时要给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的限制语”，——但这似乎又是在进行唯物辩证法的“相互循环定义”。犹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人们极易满足预设性定义活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当然不是互译。具体而言，《资本论》走出预设循环的办法是坚持“史态的唯物辩证法”概念(唯物辩证法=历史)，即如上指出，藉由四大机理系统的科学说明，完成对这一规定的过程性锻造。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劳动过程、劳动二重性之视为同一个术语，在于其内部认识规定和矛盾规定的统一，即它们不是一为唯物主义、一为辩证法，而是互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视为“相互定义”，而委实在于分别从联系和发展方面，去推动各种事物定义的批判性前进。亦因此，《资本论》没有局限于形式逻辑的定义，而深入到矛盾机理问题探究的领域，从历史和资本主义数量机制的发展过程两个层面入手，分别探讨了“结构化矛盾”形成的机理，据此给出其在生活过程的全面性表现。然则，《资本论》四卷毋宁说成均以矛盾开局：矛盾规定初成于第一卷，形成和定格在第二卷，系统展开和生活呈现是第三卷，最后形成认识范畴的则是第四卷。而毫不夸张地说，所谓历史认识，完全由矛盾分析所“沉淀”而成;须知“矛盾”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有机统一之理性认识，矛盾认识法则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维学把握。⑩

　　【注10：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中，既要注意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谓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联系与发展所普遍遵循而论，是原则性强的矛盾规律。如对中国而言，“列宁-恩格斯道路”是个普遍运动规则，是个“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宁道路”则是特殊运动规则，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又可能是尖锐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转化的。于是就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个性”而言，它仍然体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规定”之统一，乃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规定性与社会主义的阶段发展的矛盾之统一。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水准与层级做出的科学判断，但同时决不意味着它不随时准备着向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进行过渡和转化，实际上，生产方式内部的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对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这种工作转化的可能性。逻辑是历史智慧学，而非现象学的兜圈子，可有人总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个别”概念逻辑，欲将概念形式的逻辑学作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唯物主义工作内涵。列宁站在历史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只能是这一运动形式和斗争形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做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18]】

　　【注：[18]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7.】

　　亦即是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19]【注：[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7.】

　　然则，这个历史(矛盾)下降的路线，还应归结为“唯物主义的工作路径”。具体而言，《资本论》的总开局是“商品的两因素”(矛盾规定——阴阳联系)。以之为总揽：《资本的生产过程》以“资本主义直接生产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为开局，尔后有资本协作形式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资本主义流通结构的两个因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为开局，尔后有资本运动结构的形式层面的肯定到否定的变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以“资本主义再生产总过程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再生产)为开局，尔后有资本系统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剩余价值理论》以“资本本身的两因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乃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矛盾——这意味着剩余产品的历史概念要转化为剩余价值，并且后者要完全取代前者作为其认识的收结。矛盾的历史论、危机论、实践论及历史矛盾的认识论，其中后三项内容逐次形成对前面一项内容的内部秩序的嵌入式扩展，这就造成辩证法同时是唯物主义的分析结果，“辩证法生唯物主义”所达成的效果是历史发现了“结构型矛盾”的形成，并对其实施了机理解剖。

　　其次，《资本论》对历史认识的解决，说到底是个唯物主义的问题，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论。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给出的结论，其第四节构筑的内容既是“认识的历史部分”，又是完整意义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互动过程，是历史结构对认识史的检验。同样如上指出，《资本论》没有局限于“认识的解决”问题，而全面展开认识机理的探索与宏构。以“认识机理”(事格行动)归结矛盾，这种唯物主义过程毋宁说就是“辩证法”，是辩证法在唯物主义行程中的落实。然则，产生认识史上的理论逻辑链条(历史部分→理论部分或者说历史部分贯彻于理论部分)：物质与意识统一(《资本论》开篇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寓意)→物质与行动(规定)统一(《资本的生产过程》)→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统一(《资本的流通过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统一(《资本论》第三卷和第四卷)。须知《资本论》从商品开始，亦是从对商品及其拜物教的批判开始，这势必要将商品理解为一个暂时的历史规定：一个暂时的存在规定和一个暂时的发展规定。这进一步表明认识批判是沿着“发生型矛盾”路线前进和上升的，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个别资本(运动)和社会总资本(运动)→体现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二重性”(生产资料社会要素和消费资料社会要素)→资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货币)。简言之，这是唯物主义领导辩证法的过程。

　　如此一来，历史→认识(经线)和认识→历史(纬线)，可扩充为：历史(辩证法)→认识(唯物主义)，作为经线;以及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作为纬线。纬线的规定或可写为：认识I(唯物主义)——事格(过程)——矛盾(辩证法);经线的规定或可写为：矛盾(辩证法)——事格(过程)——认识II(行动主义)。这两个系列又可以分别合成为：矛盾I(发生型矛盾)——事格(过程)——认识(唯物主义)——事格(过程)——矛盾II(结构型矛盾)，作为母子关系发展系列;以及认识I(唯物主义)——事格(过程)——矛盾(辩证法)——事格(过程)——认识II(行动主义)，作为体用关系发展系列。从中可做几点小结：(1)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工作统一体的两个规定侧面，一为狭义的“认识机理”(揭示认识形成及发展的道路和结构化机理)，一为狭义的“矛盾机理”(揭示矛盾形成及发展的道路和结构化机理);⑪

　　【注11：王亚南认为，“应该从认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分别考察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承认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就已经是在运用辩证方法;而从方法论方面来看，不仅要按照认识论所肯定的那样，把对象看作是辩证发展着的，还要按照对象的辩证特性来认识它研究它。”[17]】

　　【注：[17] 周可.王亚南与新中国《资本论》方法研究的开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6): 77-83.】

　　(2)进一步，唯物主义由于在政治经济学中普遍采用了“事格”，也就成了“辩证法”;(3)同样，辩证法沿着“事格”扩展自身的规定，也就成了“行动主义(认识)”;(4)母子路径对体用结构的整体规定性的辐射作用，保证了认识的同一，即“人格化的事格”“物格化的事格”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工作连通性。归根结底，历史是硬标准，“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行动和矛盾)下降与历史(思维和认识)上升是同一过程，实质都是历史对知识的关系生长过程，而可从中提炼“对象知识”(即范畴规定)。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机理联系于是决不可做“公式化”理解，亦不能怀有“普世主义”工具想法，须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广义的方法”最终只能由自然历史过程来做总体的布局。⑫

　　【注12：所谓合母子而成体用：合历史而成规律(工具)定义，合规律而成范畴(工具)定义，合辩证法而成逻辑概念(工具)定义，合形式逻辑而成知识概念(工具)定义;进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逻辑，逻辑形式成而有知识，知识形式成而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内涵者定义之总格也，外延者知识形式之分格。然则概念定义者，曰一分到底，至无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义不过是“用之工具”，概念定义则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备的知识形态，同样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个认识上的开端。】

　　如何吹响《资本论》“新时代集结号”呢?行动主义的方向维度是“进和退”，唯物主义的方向维度是“实和虚”。第一场——起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第二场——长征：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简单再生产运动形式→扩大再生产运动形式;第三场——抗战：挣得职能资本的一般利润→挣得职能资本的平均利润→挣得非职能资本的利息→挣得非职能资本的地租;第四场——解放：求得价值的共识→求得利润的共识→求得垄断的共识→求得虚拟的共识，如此等等。所有制决定了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与经济形式文明规划的相互转化，然则财产所有制只能确定为“生产方式对交换方式的关系”，相应身份所有制只能确定为“劳动方式对政治方式的关系”。⑬

　　【注13：它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纳入“特殊的层面”展开研究呢?其实马克思的方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统一，而不是其他。据笔者的研究，从中华唐诗宋词到《资本论》的道路业已彰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之统一;中华思维学的学科体系业已给予“共同体经济学”顶层设计的位置考虑。进一步，劳者的事格蕴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秩序”和“客体秩序”的发展，从批判角度看，它显然有机兼容了“从统制到计划”以及“从契约到市场”的经济体式。从而在学理上，可以将“社会身份关系的组织生产”和“个人财产关系的组织生产”的规定汇融一体。总体而言，这是由“共同体本位”不断地转向“国家本位”，建立共同体“国家一般”与“个人一般”之间历史对话的经济学。决定在这个场合，劳动生产方式也必须既作为“历史个别”又作为“抽象”(生产抽象范畴的规定)对待，同样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则既作为“社会一般”又作为“具体”(表现具体多样性的规定)。】

　　剩余价值具有行动主义的“进和退”以及唯物主义的“实和虚”，这总体解释了为什么当下必然会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⑭

　　【注14：任何病毒不独具有自然性、物质性，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政治性。仅此意义而言，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生的卫生疫情表现为可生仔的“特殊社会病毒”，在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增殖性的“剩余病毒”。】

　　因为劳动过程的产物是“有机构成”的规定，是物质构成和社会构成的统一;其物质实体构成必然是使用价值，同时也包含“不良的东西”(破坏再生产因素);其社会构成又是社会主体构成(身份实体)和社会客体构成(财产实体)的结合和统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资本论》探究的商品价值构成同样也作为“身份构成”：作为价值构成，它是c、v、m;而作为阶级身份的构成(规定源自“产品身份构成”)，它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政治身份”、占有生活资料的“生产身份”以及作为与二者的对立关系对应的“经济身份”。所有经济形态都是围绕“剩余”进行的，在这里，剩余价值是纯粹的经济身份的社会客体。其进一步表示社会主体构成是按照占有者状况和占有标的进行建构的，一言以蔽之，“w= c + v + m”主体构成是隐含的!“政治身份+生产身份+经济身份”乃是商品客体构成背后的主体规定。可见，社会客体是不能脱离社会主体而单独构成的。两者的辩证关系是：主体构成可看成行动主义的构成因素，而客体构成应直接看成唯物主义的构成因素;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历史规定性)，后者巩固前者并落实了它的社会规定性。然则正是经由极为详尽的历史考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正是由于价值构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体构成的特殊类型。作为“主体的构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传统产品社会的剥削的经济规定，它的政治的社会的表现即是上述“特殊阶级类型”——二元化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概言之，从原理上看，这些是“病毒二重性”具体发生作用的社会机理与根据。⑮

　　【注15：自然科学是以实验室技术为基础的单纯的物的科学。自然科学之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学为“事的科学”。当下，它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征候即为“政治病毒(规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驱使作为“社会存在”的卫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会蔓延，造成追捉剩余价值意义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产所内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产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会方式进行扩散、传播)”之再生产构成将成为理解上的一个总公式。】

　　四、两个世界的对决：“仿真术”与“反仿真行动”相关问题

　　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天然结盟，唯心主义(拜物神和唯灵主义)与神秘主义(人格崇拜和主观主义)天然结盟。市场其实是“拜物格化神”，是由拜物教角度观看所有制的结果，仿佛财产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又或是其天然前提。同样，那种将计划和计划经济等同化考虑的人一定领受了“拜人格化神”意识的影响。物质和行动、物质和意识说到底是唯物主义内部斗争关系的同时性形成：一者针对“思维的发生”，一者针对“意识的发生”;以及一者因应“人的迷信问题”——着力解决主体“行动如何可能”，一者因应“社会宗教问题”——着力解决客体世界如何摆脱“宗教神秘主义”。⑯

　　【注16：这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要害之处。两种唯心主义：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义(“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义)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义(“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义)，现代拜物教意识更是深度结合了它们，使得商品教的意识形式中不仅发展出货币和资本的阶级意识，而且提炼出一种“市场拜物教”的理论，以统一阶级意识和认识形式。方法论学理高于一切。“马克思革命”主旨在于揭示行动的语境，《资本论》由于自身特殊性质，注定成为理论生产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应对全球化公共卫生危机为例，我们要说的是，唯物辩证法注定是当前实践化解决问题的总理路。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然则，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论的毒源的“天然论”“非天然论”和“阳谋论”“阴谋论”，作为对《资本论》原理的方法应用，也远远抛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考政论”。一言以蔽之，以上科学考察是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和“客体侧”，通过摒除“主体的唯心主义”和“客体的唯心主义”，而得到的一个总的认识成果。】

　　亦因此，说计划和市场是“调节手段”，一定要认识到它们的涵义决不限于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1]109【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所谓计划，宗旨在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0]。【注：[20]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06.】

　　对一定形态的所有制而言，计划和市场必然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形式。以《资本论》而论，如上指出，设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为“合卷体”，那么，资本积累、市场、危机这三个范畴的写作就会是另外一种布局，或宁可说目前的版本乃是原有底稿的“重新布局”。劳动过程→工厂机构→商业机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决定在工厂制研究之后，必定首要引入个别资本的市场行动——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即研究资本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其实前面说了，这是资本结构的形成——数量机制转向结构机制;与之契合的是资本积累的积聚形式和集中形式的对比研究。其后才是系统化的市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一是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及其转向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形式的研究，除开已建立在第一卷中的性质分析和第二卷中基于数量关系的结构分析，这里还将包括积聚形式转向集中形式的结构机制和条件的分析。二是结合资本积累过程的危机阶段机理的解剖，与上面的分析路径不同，这里将从资本集中(因为它代表了“危机”“萧条”两个阶段)反转向资本积聚(代表“复苏”“高涨”两个阶段)，以说明资本积累两种基本形式的动态回环过程。盖因马克思在第一卷已表明这种看法：“社会资本分裂为许多单个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互相排斥运动，在经济发展的一定点上，会遭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对立运动的阻碍。这个对立的运动不再是与积累等同的积聚，而是根本不同的过程，是把不同的积累和积聚点结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数量较多的资本合并为数量较少的资本，总之，这是本来意义的集中。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在这里我们就不深入研究了。我们只做一些简单扼要的论述。”[16]663【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原始积累篇仍作为上述三个范畴的写作内容，只不过是作为了资本主义全部本质研究的总结。

　　与《资本论》相反相成，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之作为“体系”，只因其具有理论的伪装形式，不遗余力地动用了仿真术。如果说《资本论》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历史系统的世界，那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则以“轨道系统”作为世界之规定，因为这便于进行仿真术的实施和操作形式上的全伪装。对1.0版的教科书而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首先进行的是“一次仿真”：以均衡为经，以秩序为纬。亦即经线作为仿市场的自然过程，纬线作为仿市场的社会过程，又以轨道世界的底层仿真活动作为“局部均衡”，以轨道世界的顶层仿真活动作为“一般均衡”。其次进行这个基础上的“二次仿真”活动，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既致力于对《资本论》进行“体系仿真”，又坚持这样一种策略性：对纬线加以“全仿”，对经线则进行“半仿真”活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格化道路”(劳动过程——生产方式)在经线上是难以全部更换的，然而资源对劳动过程以及资源配置方式对生产方式仅仅达成“物象化拟制”的仿真工作关系。一般均衡的顶层设计本身就是一项纯粹的工程学仿真技术。⑰

　　【注17：这些论述部分透露出这个信息：“马克思几乎和瓦尔拉斯在同一时期建立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理论便是经济均衡理论……(然而)马克思的视野要比瓦尔拉斯更广。瓦尔拉斯只关注商品的再生产，而马克思则同时关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即如何维持两个对立阶级的关系。生产力的再生产加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能完整描述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特性。”[7]43“斯蒂德曼立场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是他的假定，仅仅因为不能在数学上从价值推演出价格，价值就毫无用处……他对斯拉法的改编甚为无用，因为这种改编盲目迷恋一种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而完全无视资本主义基本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5]220】

　　【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论》第二卷理论的实质当然不是均衡轨道的理性规定，而是资本主义历史世界的特定矛盾事件——生产非均衡。这证伪了均衡作为“全仿真事件”的假定，也意味着“宏观局部均衡”工具的出台，藉以弥补仿真性不足。⑱

　　【注18：其依据的“自然原理”即是“专用——通论——通用”，即在微观体现的“专用→通论”(为经)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通论→通用”，而反过来从工作本位上提出“通用→通论”治理的理论;所谓通论，即“通用之理论”也，直接由现实通用提炼理论，实为实证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工作转换。】

　　这事实上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微观体系的理论破产，因其完全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行“全体系仿真”，无数的底层仿真活动仅仅制造出美学版的顶层仿真设计。但对宏观经济学的终极目标——追求全体轨道参数意义的均衡活动(即宏观顶层仿真)而言，1.0版的教科书已明显陈旧，无论概念或工具均显得不敷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打造“宏观体系”，却始终无法面对一个业已完全破败了的微观体系之理论尴尬现实，只能走向教科书的2.0版建设。可见，“1.0版的教科书从‘捍卫市场’起步，但迫于‘理性布局’失败，‘仿事格’制名法(无道伪器)已然失效，2.0版的教科书必须尽快粉墨登场：仿佛从‘捍卫市场’到‘捍卫私有制’——这就是光明的前途，然过与不及，犹者也，结局终究是一样的。其真能做到时图纪事、空书结绳吗?恐怕难以做到。”[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其徒能进行空间布局意义的理论为体、工具为用罢了。如皮凯蒂的作品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理论，乃是“空布乎图”，他以6张图揭露“两极分化”，然后先将收入分配研究定格为“空间布局”，再从计量技术形成图的手段上提供“证明”。但在理论实质上，“《21世纪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现象特征的讨论。”[22]【注：[22] 许光伟.《21世纪资本论》缺失了什么[J].当代经济研究，2015，(1) : 55-61.】

　　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在商品和资本之间挖了一条壕沟，曰“货币中性”(货币数量论)，似乎能够切断商品和资本之间的制度性联系;所谓：“现代在金钱上的自主，以及契约的自由和不可侵犯，其关键所在、一切依它而变动的，是货币价值。因此有一个假定，成为一切金钱上的契约的基础的，是货币价值单位的稳定不变。契约的不可侵犯性需要有这样一个假定。这已被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一切商业交易的出发点。在契约的订立与实施中，货币的稳定不变是在法律上、习俗上的一个基本要点。资本以及契约在这个条件上成立的，控制着工业的那些企业家们的规划，是依靠在货币单位上作为其一切商业行为的确定为依据的。”[23]54【注：[23] 凡勃伦.企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殊不知，企业恰好是生产过程中建立的财产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凯恩斯主义不幸地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作为“市场国家”(总体资本家意义的央行制度体系国家)或“计划国家”(追求全民福祉意义的政府制度体系国家)的信条，即国家仅仅做“短期调解人”。然则不同于新古典教科书1.0版，教科书2.0的版本以演化为经，以制度为纬;亦即，它有效针对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所企望的是财产权的消灭，不是财产权的重新分配。”[23]219【注：[23] 凡勃伦.企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从而，可向无产阶级澄清这样“妙不可言”的改良立场：“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所有的财物，而是在于职业;不是相对的富力而是相对的工作。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思想习惯的问题，工作从而形成思想习惯。社会主义在他们解释这个区别时说，区别是跟思想习惯有关的;而构成思想习惯的乃是生活习惯，并不是蓄积的财物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若干经济阶级仇恨心的形成中或者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扩展的原因，似乎并不恰当。”[23]224~225【注：[23] 凡勃伦.企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由于坚持了“理论设计历史”观念，霍奇逊遂有这样的考量：“资本主义是制度的结构结合体，这些制度包括市场、资本主义企业、家庭结构和政府。对资本主义整体的研究，必须从对这四个维持性制度类型的个别研究中得到启发。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缺陷就是仅仅集中于研究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试图在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分析框架中处理所有四种现象类型。”[24]【注：[24] 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9.】

　　时托乎书——历史为思想所打造，空谋乎图——空间为模型图技术所布局，然则，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工具的全部实质，诠释了《资本论》在整体上为何不能被“全体系仿真”!试设想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全仿真的教科书版本：以演化为经，以秩序为纬;然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仿真阶级斗争学说呢?那只能寄希望于主观设计——“理中客”的生物斗争学说的暗喻了，又不过是数学物理学暗喻的另外的版本，作为手段，它早已为资产阶级古典学所试用和抛弃。归根结底，立足历史的事的科学本身即是“反仿真”行动，由于采取“仿事格”，新古典教科书被迫研究其能研究的东西(所谓“内生变量”概念工具之创设)，将其不愿意研究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规定(如私有制、价值、计划、危机)，完全放入外生变量，或直接作为“理性假设”进行处理。所以，“轨道世界”实际就是局限版的世界轨道，它对“历史世界”(完整版)而言是完全不能仿的，是彻头彻尾的主观设计物。新古典世界从来是由康德的“世界两分”(信仰和物自体的彼岸世界/科学和理性的此岸世界)而来，向着康德主义知识论而去的，那么，按照主观原则设计的物象化世界如何能够全面仿真和伪装本身是按照客观原则设计的事格化世界?毕竟概念工具——如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一旦离开它所直接依附的范畴(资本的商品和货币、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就变成了“孤鬼游魂”，除了执行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功能之外，就别无他用了。一句话，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就其作为“资产阶级理论科学”的学科属性而论，是按照“仿事格”要求予以定制的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