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性命题——政治经济学通史考

　　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列宁盛赞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并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概念”，因此，必须丝毫不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25]。【注：[25] 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

　　然而以新古典2.0版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为切入点，“历史特性”似乎是概念的供给方，而“普世主义理论”则是概念的需求方，乃寻找“供给的历史曲线”和“需求的历史曲线”，以实现对主观供求曲线理论认识的纠偏[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这是倚靠自然科学，并通过添加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内容，把自然科学仿真为以“通论→专用”为经，以“专用→通论”为纬了。⑲

　　【注19：这是所谓“特性理论”的历史根据，以及“专论”的通用内涵。】

　　自然科学自然不认可这一点，因其历史的原相是专用→通用(经线史)和直接以之为规定性根据的通用→专用(纬线史)。⑳

　　【注20：理论自然科学的完整路线是“经：专用→通用(通论)，纬：通论→专用”。它成了新古典体系用作“仿真术”的基本依据。】

　　于是可以反过来依据真实的自然科学发展原则，设计出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科学”的若干时代发展阶段：

　　第一时代：经济学科-资源配置(对象1.0)科学，可称为“物格时代”。经济学和经济学科当然可简单视为同义语，所谓“食哉惟时”。以万物为配置的对象，“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这是本来意义的“资源配置”;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毋令“材尽其能、物尽其用”。此阶级矛盾潜伏期和萌生之际的人和物的管理景象。此共同体经济学时代也，劳动过程处在共同体全体掌控中：经济形式=产品形式，共同体本身规定成为国家制度之源起。此阶段，无自然科学，或者说自然科学尚不独立，处于成长期，直接隶属总科学系统。此时代，经济学尚出于言论思想——可追溯中国易经中的古老思想以及古希腊的早期思想议论;其制度典籍尚处于筹备阶段，如《尚书》所记述状况;但亦不排斥“体系思想”的文本初成，如《道德经》实为其理论科学规定之认识收结也。

　　第二时代：国民经济学-劳动过程(实践1.0)科学，可称为“人格时代”。国民，是经济的最初人格。士、农、工、商、役乃是中华民族经济系统形成的主体人格类型标识。“拍卖者”乃是瓦尔拉斯“商民假设”的主体人格标识。这是以“家”和“自然单位”为主体掌握劳动过程的时代，家(单位)相应是国家制度之奠立基础;价值论逐步从统一的财富理论中向外游离。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是，开始形成独立体系，却是局部的，且以物格为其直接领导(如中国古代工匠科学)。人们习惯于将这个时代称之为“封建时代”，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仍然是这一阶段的基本主题。虽说皇权是绝对的在场者，但经济上，不排斥多个在场者的身份共处，犹如中国古代身份与财产的共治：首先，“中国的人，本着一贯的中庸之道，在道德上，有怜老恤贫的伦理观念，重精神而不重物质。剥削农民虽然有物质上的，但是中国人，尤其是富有者，为了顾全面子，往往更不愿意压迫下层阶级的人。”其次，“在经济上，由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而趋于自然的调节，封建经济的资产分散，农民生活虽然清苦，但仍可以维持自己的衣食，并没有更大的奢望，即使生活困难，也只是自怨命苦，并不怨人，所以他们没有打破这种阶级的企图。”[26]【注：[26] 王增宝，等.红楼梦：名家汇评本(上)[M].武汉：崇文书局，2016：292.】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在中国取得了两千多年的绝对支配地位，如果把它在旧领主经济体系内部产生和成长的时期合并计算，即中国封建制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历史时期是属于地主经济的类型。”[27]【注：[2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序言：5.】

　　这个时代的重要理论科学作品如《史记》和《国富论》，一为开创，一为收结(向新的时代过渡)，可谓中西合璧。

　　第三时代：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对象2.0)科学，可称为“事格I时代”。这个时代，首先是自然科学进入自主发展阶段，即“非物格(化)领导”时代。“政治”取代“国民”具有独立的意义，国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市场形式几乎成了商品形式的同义语，劳动过程高度组织学化。经济学对象迈入2.0时代，这也意味着“经济科学”覆盖了“经济学科”用语，后者仅仅作为基层工作者。价值论是产生“唯一在场者(身份)”经济规定的理论。如上所述，剩余价值，而不是剩余产品本身，成为领航社会剩余的财产关系规定。且在这个时代阶段，资产阶级理论家迫于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袭扰自身体系之窘境，开始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手段，进行“国家治理”，产生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同时，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试图鼓吹乃至推行极端自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度与理论。这一时代伟大作品中执牛耳者，当属《红楼梦》和《资本论》，同样一为开创，一为收结，可谓中西合璧之续。21

　　【注21：开创者身份准确来说是“《红楼梦》-《国富论》”。《国富论》叙事对象是资本主义，但方法论依然属于“人格时代”，运用的是人格化范畴之理论与方法，因此作为第二时代之总结与第三时代之开创。而《红楼梦》之典型事格研究，实开第三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第四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学-生产方式(实践2.0)科学，曰“事格II时代”。社会主义说的是“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因此不能直接用作公平分配的语义。“实践2.0”是对社会主义学科基础的限定，亦是对“实践1.0”的继承与时代超越。社会主义劳动过程重回“队生产”效率，但组织社会学特征日益突出、显著，智慧学意义的工艺学和社会权力(产品形式的国家治理)的对话日益频繁、具有互动性。自然科学重回“总体科学”。社会剩余开始成为领航一切剩余形式的经济新规定，等等。总之，这个时代是全面回归历史意义的“科学新启航”——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劳动过程的共产主义文明导向的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为其道路之开创也!

　　然则可以说，《资本论》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结出的最为华彩的硕果，其内涵规定极为丰富。《资本论》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连通的工作语境是：有史书，方有理论;有河图，方言洛书;有史路，方望图成;有绝句，而终结构。这样看来，资产阶级教科书1.0版、2.0版的体系设计是被完全解构了，是被时空结合体的理论设计彻底击垮了;因对象1.0、2.0浑然一体(对象是经线上的概念)，实践1.0、2.0体系连通(实践是经和纬的概念)，为了仿真计，图人为造设，必徒劳无功。简洁起见，以图2小结其义。

　　图2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轴”“线”结构的形成机理

　　“中国舞步”包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的理解妙义，于是图2中可以真实呈现和设计一个经纬从“相生相克”到“相成相克”的生长关系。所谓时间轴，指相生相克的历史生长关系连线规定;所谓空间轴，相应指社会空间扩张秩序(相成相克的时空生长关系)的连线规定。轴1.0，线2.0，线为轴余，无论经线或纬线，皆“轴”“线”一体相成;于是时间轴通过内蕴“时间对空间的生成关系”而成真正的过程规定，空间轴通过内蕴“空间对时间的制约关系”而成真正的结构规定。如果说《资本论》由剩余价值的规定认识而起，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当由“广义剩余”范畴(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社会剩余)的认识机理连缀而成。广义剩余范畴皆由人类劳动而成，系经由特定分配关系所成，尔后对应于一定的剩余劳动的社会形态。由广义剩余所结成的历史认识机理，如图2中的“经线(复合)”位置，简单来说，这就是人类广义的剩余生产过程——其中的生生灭灭过程。以此历史形成的认识原理把握资本的深层结构，即空间轴线所展示的结构形成机理：所谓的“剩余价值”，即为道的规定性——马克思以《六册计划》的“前3册”界定之，相应具有“市场象”——马克思以《六册计划》的“后3册”界定之;同样，资本积累亦为道，它的象(规定)指向“危机”。市场和危机的象的层次性，代表了资本分析的层级水准，并且在机制上内外一体，从而，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理论建构确实为成功建立资本深层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又则，《资本论》的十大事格范畴其实是指示了这一路径：总历史(规定)→道·象·识→总认识(规定);历史和认识的浑然一体即对应了图2中所展示的结构形成机理，从而口占一绝：史路万山重(时间轴或经线1.0)，梅园香数透(空间轴或纬线1.0)，宝图形海河(经线2.0)，书卦落宇宙(纬线2.0)。然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确实能够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建设性的认识元素的把握，建立总体历史和理论范畴的统一。

　　以上亦说明，生产一般决非永恒不变的知识，历史毕竟不能由“简单的公式”来创造，相反，需要考察多条线索和多种维度。如上指出，《资本论》其实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在词章构造上进退有据，虚实并举。第一卷名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其实是在生产过程领域内展开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场范畴的历史虚假性;第二卷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在流通过程领域继续展开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场范畴的社会理论实在的规定，引出“市场/危机”浑然天成的有机的成对范畴，构造出“经脉+络脉”一气贯通的叙述整体;第三卷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其实是从机理上解剖范畴与概念的区别;第四卷被恩格斯命名为《剩余价值理论》，正面解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必须受到批判”的所谓价值判断问题，挑明所谓政治经济学之“科学家身份”，其实是历史学家之研究身份;弄清“科学”与“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书名本身就已提供了一个确切的进行历史文化原理探究的指导线索。可见，以“生产一般”为对象的经济学乃是“四个自信”深层构境的方法论根据。亦因此，至为重要之处在于把握“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以展开“仿真”与“反仿真”行动勘察。通过系统解说历史元素所形成的工作关系总体，经由中华道路，匡正科学研究纲领，就能够准确勾勒“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辩证法”之总形式、总路径。其开显“中国原理”视野的学科建设，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

　　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轨迹，同时，又必然是对历史思维结构的科学工具的最高程度掌握。“这种考察原则并使中国和《资本论》有望成为‘源流互济的思想共同体’”，因此，“以历史世界为中心的研究，所杜绝者即零碎资料整理的方式，势必转而强调多学科协同的思维优势，从中彰显与最大提升中国话语对世界体系之理论贡献度。”[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六、唯物辩证法：历史的思维结构

　　在列宁看来，思维形式本身仅仅是“十八般兵器”，是隶属于道的“术”的范畴工具。如本文一开头的判明：唯物辩证法艺术之妙在于诸种思维形式(取象与比类、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统一，“推理的‘格’的区别完全是由它们的起中介作用的环节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产生的……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黑格尔“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列宁同样是天才，他纯然地看到，“辩证的规律性(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向质的转化，等等)不仅是自然界和社会固有的，而且是思维所固有的;它们在思维中又不仅与内容有关，而且与形式本身有关。”[28]【注：[28] 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研究所.列宁《哲学笔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253-254.】

　　然则当黑格尔指认“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时，是以“逻辑的真理”为思维立法，从而强调“物理学与自然哲学的区别，只在于自然哲学能使我们在自然事物里意识到概念的真正形式”。由此可见，黑格尔眼里的“逻辑学是使一切科学生气蓬勃的精神，逻辑学中的思维规定是一些纯粹的精神力量”[29]。【注：[29]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3-84.】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当然不可能作为辩证法的“真理”，而是恰恰相反。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恰恰思维形式本身乃是逻辑的真理，以“逻辑”(无论辩证的逻辑或形式的逻辑)为思维形式的真理，是把思维形式纯粹化了。但是，纯粹思维形式的做法仅仅将思维看作自为的抽象活动规定了。走出抽象的呓语，是将历史本身作为思维形式的真理;因此，商品形式作为“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是有前提的，商品本身必须作为“实在的规定”，作为历史的熔炉的规定。这是规律发生的实在过程，商品必须溶入生产史和交换史。恩格斯以“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作为譬喻，强调“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0]【注：[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这即是说，历史为思维活动立法，乃至于对思维形式本身做出规定时，就可能产生我们这里标题所指示的“历史的思维结构”问题。同样当列宁谈到“唯物主义的逻辑”“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位一体的时候，他是指历史的内部结构的规定——各个主观表现和行动侧面，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结成了“过程统一体”。然则，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进合击”的道路可分表展示(见图3)。

　　图3生产史的唯物主义与商品形式辩证法的结合道路

　　图3锁定资本主义研究对象的经线“劳动过程(劳动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点规定(始)的结构是“生产力+商品(形式)”，成长和结束过程(终)的结构是“生产关系+资本(形式)”。相应地，纬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力形式”亦可看成由生产关系和资本(形式)合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体”，以及由本身作为生产关系之用的生产力规定和商品(形式)合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所构成。由此，与其说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侧”和“辩证法侧”的分解工作，不如说它是为了实现“道路结合”而进行的这种分解，于是有了规律和范畴的结合。唯物主义侧→辩证法道路侧以及辩证法侧→唯物主义道路侧，事格的规定毋宁说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性工作规定。这有效控制了黑格尔的“神秘逻辑学”(以“逻辑史”为经，以“认识史”为纬)。例如黑格尔辩证法版本的“母子体用”在《资本论》上的运用，通常被描绘为：商品→资本，作为经线;以及资本(形式)→商品(形式)，作为纬线;商品是“存在论”，资本是“本质论”，以及“资本(形式)→商品(形式)”的认识路线本身作为“概念论”。须知历史对“逻辑→认识”的统领，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工作介入实现的，于是生产史I被称为“技术史”(生产技术史)，生产史II被称为“技术史”(生产制度史)，对它们的工作分解是为了实现对“辩证法意蕴之唯物主义生产”的对象把握。二者进而构成“生产(历史)/生产一般(思维结构)”的唯物主义对象侧面。同样，商品生产史I被称为“一般商品生产史”，商品生产史II被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史”，对其内容分解乃是为了实现对“唯物主义意蕴之辩证法对象”的把握。此二者则构成“生产(历史)/生产一般(思维结构)”的辩证法对象侧面。对生产一般(对象思维学规定)进行“劳动过程→生产方式”路径的把握，就把劳动二重性的“事的思维”唯物主义化了，也定格了历史的思维的总结构。

　　生产——对象，生产一般——对象思维，它们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一而二、二而一”，于是具象出历史之思维结构规定(即唯物辩证法)。“正是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他能够在《资本论》开篇把商品看成一个‘抽象’(只具有一些规定性)，继而把资本看成一个‘具体’(具有多种多样的规定性)，并暂时省略——正如系统辩证法正确地认识到的——他所使用的范畴的历史方面，以便于突出它们在他的概念逻辑中的作用。”[31]244【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换言之，唯物辩证法是以“历史/思维结构”为工具规定的，而能够将“劳动”和“生产”于历史之始和终意义上予以贯通和内在结合。所谓“历史的思维结构”，指唯物主义的“对象”(即思维学)、辩证法的“逻辑”(即逻辑学)、唯物辩证法的“知识”(即知识论)三者之有机统一。以母作设、以子施用，生产史上的商品形式辩证法得以创造性提出“商品(形式)”这一辩证法全体的工作概念，一时间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面临“无仿可仿”的情形。因为商品的完全化的历史步伐，按其内在要求而集结全部种类的社会矛盾，就要求完全拒绝理论普适主义的研究，所以这种辩证法就本性而言是彻底的“历史特性研究”;它寓特殊于一般之中，故求得“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这样才能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内在逻辑始于商品形式，理论上不应被认为是外来形式到内容的逐步实施”，亦即是说，“资本商品形式恰恰是这种形式的实质性内容，这就是资本主义。”一句话，“生产关系，而不是流通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然则“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越深入，经济就变得越清晰和独特”[5]64~65。【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归根结底，《资本论》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质都立刻消失了。”[16]56【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但是按照逻辑学的范畴排列方式，“马克思被说成是从具有狭窄指向的抽象或简单范畴出发，进而到达了其含义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全面丰富性的具体或复杂范畴。”[31]236【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鉴于此，系统辩证法只能被理解为，被误导的一种把马克思多种多样的叙述策略简化为单一策略的企图，尽管这一策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31]241【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然则，列宁的《资本论》“新论”是：“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以“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10]782~783【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而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看法，“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9]264【注：[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所谓社会形态选择，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而进行的，而东方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形成原理使得以“主体身份”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产关系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产关系起来领导社会生产力，及时组织社会革命，历史性地实现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关于农村公社，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中世纪式的俄国土地占有制“极其混乱”，其“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10]780~782。【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列宁事实上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

　　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道路理论”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2]【注：[32]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然则在“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上，东方列宁-毛泽东道路必然与“马恩思想共同体”内在一致、高度统一。恩格斯从资产阶级社会形态选择的事实前提出发，强调生产方式运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尤其是业已组织起来的物质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强调世界革命的有组织性和巩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资本主义成果的内在支撑性，是列宁高度赞同的。恩格斯反复强调在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进程中，要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生产力成果，这是将建设寓于革命之中。列宁及东方社会历史的“思维(结构)舞步”再次表明这一路线立场：“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1]329【注：[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