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四）
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阿曼多·利瓦纳格
1992年1月15日
三、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
第一阶段：赫鲁晓夫政权，1953-1964年
赫鲁晓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先驱，在全世界推行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最大。
在政权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生涯开始于1953年。在斯大林时期，他是一名官僚主义的阿谀奉承者，镇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为了成为苏共总书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挑动斯大林的追随者相互争斗，在简易审判后处决贝利亚(需要说明的是贝利亚的路线与和赫鲁晓夫并无太大差别，译者注)，获得了成功。他依靠着新生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已经从官僚和新知识分子中产生。
1954年，他已经重组了苏共，来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服务。1955年，他支持铁托的反斯大林记忆，尤其是在修正主义问题上。1956年，他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发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完全否定了斯大林，将斯大林说成是嗜血怪物，谴责“个人崇拜”。这次大会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1957年，他用军事力量击败了政治局的撤职投票，从而发动政变，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1956年，反斯大林的指责鼓舞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势力叛乱。匈牙利的骚乱更为激烈。赫鲁晓夫派军队进行镇压。这主要是因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试图切断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但随后，在苏联影响下的整个东欧地区，卫星政权就像南斯拉夫一样进行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集体农庄的解散，即使进行了极狭窄的土地改革;当然，还有自由市场)，很明显，这对苏联统治集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修正主义政权仍严格遵循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在赫鲁晓夫的指导和社会反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下，东欧修正主义执政党中的未改造的社会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派开始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排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回想一下，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党，是由苏联红军保证掌权的。在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在卫星党和政权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之前，这里最多只有数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
赫鲁晓夫用纠正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恐慌主义来彻底否定斯大林。他将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看作是民主和文明繁荣的前提，经济快速发展(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科技基础)的先决条件;看作是从剥削制度到非剥削制度社会革命的和平形式;与美国寻求缓和，逐步实现裁军和世界和平，创造一个无核世界的前提。
赫鲁晓夫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同时却阐述一系列的思想来破坏这些东西。赫鲁晓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反马克思主义前提下，用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宣称，苏共是一个全民党，苏联国家是一个全民国家。他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宣称，人类可能且更倾向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以避免毁灭人类的核战争;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高到指导苏联和苏共全部外交关系的总路线;否定帝国主义的暴力性质。
在经济领域，他以列宁的名义反对列宁与斯大林，歪曲新经济政策，将其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是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手段。他下放一定的权力，让国有企业进行自治，推进农业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自治的国有企业自负成本与利润核算，根据各企业的利润提高工资和奖金。他扩大私人土地，将大片土地(50到100公顷不等)出租给团体，通常是家庭。他解散了许多集体农庄的拖拉机站，将农业机械出售给私人企业家。他推进了农业、工业品和服务的自由市场化。
就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辞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相重叠一样，社会主义也与资本主义复辟相重叠。在一段时期内，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体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赫鲁晓夫政权最引以为傲的是私营部门的较高增长。这得益于廉价的能源、运输、工具和其他部门提供的产品，因生产了从公共部门偷来的产品而获得赞誉。
在国有企业的自治中，管理者拥有雇佣与解雇工人，与苏联国内外进行交易;增加自己的工资、薪水与其他津贴(以工人的牺牲为代价);减少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资金;参与与自由市场打交道的官僚腐败的权利。
在农业私有化上，赫鲁晓夫政权最高声宣传，它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更有活力。新生富农受到赞扬。但实际上，腐败官僚和私营农场主与商人串通一气，压低价格，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偷盗产品(通过盗窃和大量虚报有缺陷产品)，以便将产品放到自由市场上出售。最后，苏联的农业产量急剧下降，并大量进口粮食。
教育体制持续扩展，培养了大量受到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并向西方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和优质消费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社会现实主义遭到贬低，普遍的人文主义(universal humanism)、和平主义和神秘主义逐渐流行。
赫鲁晓夫政权从苏联科学技术的进步、空间技术成就和持续的经济建设上获得声望。如果没有先前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作和积累的社会资本，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快速地开展住房和办公建筑建设，这使官僚感到满意。
苏共和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尽管赫鲁晓夫与铁托达成了短暂的和解，但由于中国和其他共产党的坚定有力的立场，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仍然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论战扩大到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上。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备受瞩目。他起先是一个冒险主义者，随后又变成投降主义者。对于越南，他反对越南人民的革命与斗争，勉为其难地给予越南优先支持。
因苏联的工业恶化、农业垮台和外交混乱，勃列日涅夫集团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撤职。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最终担任主席职位。
第二阶段：勃列日涅夫政权，1964-1982年
尽管赫鲁晓夫死硬地反斯大林，但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有限地“恢复名誉”。如果我们将此与官僚机构和先前权力下放的国有企业再集权，镇压赫鲁晓夫鼓噪起来的亲帝国主义的和反共的反对派联系起来，勃列日涅夫貌似在恢复斯大林的政策。
实际上，就推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路线和发展“在国外保卫苏联”的进攻能力的路线而言，勃列日涅夫政权总体上仍然是反斯大林的。因此，勃列日涅夫政权的18年是赫鲁晓夫开始的反斯大林路线的中断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接受了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即除了人民与敌人之间的斗争外，过早的宣布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复存在。这条路线混淆和否定了苏联社会已经存在着大量的、正在增长的资产阶级的事实，使镇压反对统治集团的人的行为合法化。这些人被视为苏联人民的敌人。
在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终生致力于赫鲁晓夫的资本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的普遍腐败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和特权，而且通过与私有企业甚至是犯罪集团相勾结，来盗窃国有企业掠夺赃物。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被压低，遭窃，或被认定为存在缺陷，这只是为了让私有企业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这些产品。
与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的买卖合同成为了国家官员的最大回扣来源。他们将回扣所得存放在国外的秘密银行里。从西方到东欧、波罗的海和南方的共和国，有着一个走私货物和外汇的繁荣黑市。
官僚腐败和私人资本家使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彻底蒙上了耻辱。当勃列日涅夫统治结束时，据估计有3000万人经营私有企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国家和党的官员的亲属。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员也与私人公司和犯罪集团狼狈为奸，进行可耻的黑幕交易。
为保证不断扩大的苏联中央官僚机构和军备竞赛的资金，国有企业的权力再集中化。军工综合体迅速发展，每年的耗费远远超过苏联预算的20%(保守估计)。勃列日涅夫政权痴迷与美国进行超级大国竞赛，实现军事平衡。
巨大的苏维埃国家生产盈余收入。这些收入本可以用于再投资更有效和扩大的民用基础和非基本消费品生产，却被浪费在为占人口5%的上层(新生资产阶级)进口高档消费品上，被浪费在进口粮食，军工联合体与军备竞赛，东欧五百万军队的给养和装备和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承诺上。
因超级大国对抗而作出的的承诺包括向越南战争中的越南人民、古巴、安哥拉和尼加拉瓜做出的承诺。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纯粹冒险主义而作出的承诺包括，在苏联已经明显陷入经济和金融困境的时候，向阿富汗派遣大量的军队和军事设施。
出售给西方的苏联石油产量的10%的所得和将武器卖给中东产油国的收入用来进口粮食和高级消费品。
勃列日涅夫政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辞来掩饰苏联内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对政权反对者采用镇压手段，包括借口精神病的监禁。这些手段服务于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政权向世界丧心病狂地重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苏修搬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有限主权论”和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同样傲慢的态度，在中苏边境部署数十万的军队。
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试图严密控制华沙条约组织中的东欧卫星政权。为此，苏联不惜耗费自身和卫星政权的大量资源来维持和装备东欧50万苏联军队。显然，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并没有通过社会主义进步发展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积极参与与忠诚，而是通过官僚和军事手段用社会主义的名义禁锢他们。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经互会内部倡导“国际分工论”。这意味着除苏联外，某些生产链条上的特定生产国新殖民主义专业化。苏联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和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没什么不同。这虽然使得这些国家建立并继续建立了一些基础产业，但却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终，苏联感到受损，因为它必须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不合格的产品。因此，它不断向上调整供应给经互会成员国的石油价格。同时，在东欧国家，人们对用高价从苏联购买廉价设备和其他商品怨恨已久。
在1970年代之前，苏联鼓励东欧卫星国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但决不允许他们离开华沙条约组织。1970年代早期，苏联相与美国缓和，获得“最惠国待遇”，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新技术和外国贷款。但是，1974年，美国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政权。这一修正案禁止给限制犹太人移民的苏联以“最惠国待遇”。
在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都迷上了西方的投资、贷款和消费品。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加剧和债务负担的处理困难，大多数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甚至比菲律宾还要差。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对经济政策及其官僚主义的腐败负有责任，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日益反苏反共的知识分子的眼中变得庸碌无为。
一直以来，东欧的亲苏执政党很容易受到政治傀儡的指控(尤其是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反共倡议的指导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这些政党因资产阶级化从内部明显地堕落下来，越来越成为公众鄙视的对象。
美国一直在悬着给苏联最惠国待遇地位和其他经济让步的前景。每次美国这样做，它都能从苏联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例如对《赫尔辛基协定》的承诺(旨在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法律保护)和《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它从未做出苏联想要的让步。美国只是希望继续进行冷战，以诱使或迫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中浪费资源。苏联继续获得的唯一重大让步是购买粮食和与此有关的商业贷款。
1980年代中期，当菲共领导人决定与苏联和东欧执政党探索和寻求关系时，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将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中遵循他的反帝国主义路线。因此，关于苏联和东欧的政策文件夸大了勃列日涅夫路线。
尽管戈尔巴乔夫政权将实行比前任更糟糕的修正主义政策，但它将成为有关勃列日涅夫政权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的主要和基本特征的优质信息源。通过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批判性地使用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轻松地总结勃列日涅夫政权，同时了解1985-1988年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倾向。
第三和最后的阶段：戈尔巴乔夫政权，1985-1991年
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第三和最后的阶段是1985年-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政权。
在国家和党最高职位上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被任命者的一次可疑政变之后，东欧的修正主义党和政权率先垮台，东德被西德吞并，最后是禁止与解散苏共和苏联解体。
反革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毕竟，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已经持续了38年。在过去六年中，伪装成共产党人的腐败官僚准备摘掉面具，一夜之间宣布自己是前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反共产主义者，与知识分子和不平的广大人民中长期存在的反共产主义者妥协，建立公开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统治。
由于大资产阶级和反共知识分子的操纵和领导，1989年东欧的群众起义不能被简单地完全认为是民主的，尽管不得不承认，包括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确实受到了不公，而且不断增加。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的更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或者是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在1965年发动暴徒屠杀共产主义者，都没有使法西斯运动民主化。在确定群众运动的性质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群众的参与程度，还要考虑领导的阶级性质。否则，将工农排斥在权力之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的定期选举，甚至是1986年以萨大道(EDSA)的群众起义和军事政变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这些并没有考虑相关阶级领导的必要性质。
当非暴力群众起义的目的不是真正影响剥削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或当一些官僚取代另一些官僚，又或现任官僚不介意改变行政时，非暴力群众起义有可能成功。只有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事件，因为这并不完全属于1987年-1989年东欧戈尔巴乔夫派的重组。齐奥塞斯库如昂纳克所做的那样多少抵制变革。在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反共合流只是颁布法令，不想用大规模群众起义的形式使人联想到人民的要求。
由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先前作为，苏联最后一位修正主义统治者戈尔巴乔夫可以更快地破坏苏联和苏共。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戈尔巴乔夫主要进行欺骗的运动。戈尔巴乔夫称他的执政正在复兴社会主义，同时在民主和经济改革的口号下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进行活动。
戈尔巴乔夫不时口头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辩称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最终暴露了反共产主义的面目。1991年12月25日，他在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用帝国主义在冷战时的话语形容他的成就——给“极权主义”的人民“自由”和“回归文明世界”，即暗示东欧国家和人民是“非文明的”。
在奠定其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时，他回到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强烈反斯大林主义的政策，称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赫鲁晓夫开始的工作的中断。他为布哈林平反，称其为“经济改革”的智慧之源。
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和国家各级的同伙将自己形容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者(liberal communists)”，在彻底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将斯大林比作希特勒的幌子下攻击苏联的整个历史。这成为了他们的时尚。他们以抽象的超阶级的、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和罔顾历史事实的话语提出主张，并借鉴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目的是诋毁、背离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系统性地任命公开反共的“顾问”，将反共分子安插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人民代表大会、各个机构和大众媒体之中，以进行不间断的反共宣传。戈尔巴乔夫率先嘲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过时了，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未垄断真理。他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语言，最后是美国的冷战话语，赢得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官员、思想家和宣传家的称赞。
“公开性(glasnost)”的主要和根本的特征是反共宣传的逐渐增多。宣传领域被反共产主义垄断。这使用了种种语言：现代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种族主义和纯粹愤世嫉俗的语言。包括最反民主思想在内的反共思想的多元化被称为民主。
但是，反共宣传的关键是倡导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攻击斯大林的弦外之音是攻击列宁，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苏联的整个历史。但他的下属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时期明确攻击这些。
戈尔巴乔夫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清除了政治局中的勃列日涅夫派，在他们国外旅行时取代他们，在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底层中击败他们。然后，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改革(perestroika)”但不接受“公开性”的“保守派”利加乔夫和接受“公开性”和“改革”的“激进进步派”叶利钦之间扮演中间角色。然后，他在1987年利用利加切夫将叶利钦从政治局除名，只是让后者继续作为他的合作者从外部攻击苏共。
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反共追随者们捏造了各种与苏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路线及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有关的谎言，并叫嚣要恢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怪物的自由。人们对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幻想。
1989年，他召开了由反共知识分子控制的新一届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人最初都是正式的共产主义者，但最后都宣布自己是前共产主义者，甚至是反共产主义者。大会从一开始就包括了长期显眼的反共人士。
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利用大会剥夺了苏共的的权力，并赋予自己专制的总统权力。秋天，他与苏共和国家的“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激进进步派”雅科夫列夫和谢韦纳泽。但同时，他同意通过1991年初的全民公投来质疑苏联的主权。
全民公投的大多数是保留苏联。但是他再次与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制定新的“联盟条约”，条约的条款(例如拥有独立的军队和货币等)意味着苏联的解体。在所谓的拯救苏联的政变之前，戈尔巴乔夫宣布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是错误的，他打算解散苏共，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尽管所谓的戈尔巴乔夫继任者的1991年8月19日至22日的政变本质上只涉及少数情节，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合作以此为借口，解散了整个苏共和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苏联宪法和苏联仍然存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总统任期可延长至1995年，但他下令解散苏联，并辞去了计划中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的职务。因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反共二人以民主的名义宣扬独裁，颁布了最反民主的法案，并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自我政变。
首先，归根到底，垄断官僚资产阶级设计的“公开性”为公开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政权铺平了道路。小资产阶级关于“民主”的叫喊正在减弱。毕竟，鼓吹“民主”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政权和经济的杠杆，而小资产阶级则陷入大规模的失业、挫折和痛苦的更糟糕的生活中。
尽管有着通过更好地管理来振兴社会主义和提高生产，反对酗酒和旷工的运动，更高的工资和国内外消费品可获取度，私人企业家的更多利润，生产资料的扩大和重新配置以及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企业的承诺，但事实上，改革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生产的混乱与破坏。
改革的主线是国内外投资者对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因为莫斯科肆意印制货币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欺诈，国内储蓄消失，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垄断官僚资产阶级考虑了一项又一项计划[500天的“沙塔林计划”(译注：1990年8月，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斯·谢·沙塔林起草的一份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大交易”(the Grand Bargain)等]，依赖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贷款。自由市场商人从国有企业那里购买便宜或偷来的东西，并清空国有商店。因此，人们被迫从自由市场购买商品。
私营企业中最受欢迎的是外国投资者和私营合作社的合资企业(股份公司)。与外国投资者建立的合资企业主要是在消费品的进口以及这些商品的重新包装或组装中。执政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僚及其家庭成员为自己而侵吞国有资产，并从外国贷款中提取资金。这被认为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内部经营和管理人员行窃事件之一。这些合资企业与菲律宾和第三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高级官僚机构的大型买办活动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最普遍的商业形式是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规模不同的私营合作社。他们的业务包括将商品和服务从国家转移到私营部门：中小型制造业，包括石油、武器等苏联商品的私人出口以及进口高级消费品，如汽车、计算机、录像机等。在2.9亿人口中，至少有5000万人是小、中、大型的私营合作社的成员。许多人加入这些私营合作社只是为了获得基本商品，而这些基本商品已经从便宜得多的国营商店中消失了。
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或经济改革并不会刺激生产，提高商品质量，而是加速生产的垮台，造成最基本的商品的短缺。但是修正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却指责逝世已久的斯大林，让他为因改革而造成的混乱负责。在掠夺经济中，与私营商人相比，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腐败官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地令人愤慨。
从1988年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将货币供应量提高了50%以上，尽管生产量每年下降10%到20%或者更糟。仅1991年，在生产量下降超过20%的情况下，他就将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00%以上。因通货膨胀、腐败、民族主义者拒绝共和国向中央上缴税收和外汇、种族冲突和有正当理由的工人罢工，戈尔巴乔夫政权必须继续印钞以维持中央官僚机构和军队。
在戈尔巴乔夫政权初期，苏联外债只有300亿美元。因为冷战中美苏之间的对抗，之前的政权无法借到更多的钱。但仅仅六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政权就将外债水平提高到810亿美元(根据苏联中央银行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或者1000亿美元(根据苏联中央银行给七国集团的报告)。在1991年的最后一年，苏联借入440亿美元。
由于生产中断，外国基金主要用于在合资企业的借口下进口消费品和为官僚的纯粹偷盗行为提供资金。苏联实际上成了德国的殖民地，德国成了它的主要债权国和供应国。在苏联和东欧，德国占了外国投资和供应的最大份额(截止1991年，至少是30%)。希特勒的幽灵对德国大资产阶级的成功再满意不过了。
由于缺乏燃料、配件和原材料，国有企业倒闭产生了连锁反应。资金转用于进口外国产品;缺乏采购订单;以及通过真实或伪造的合资企业私人占用国有资产和资金。农业也遭受缺乏投入和运输之苦。军工企业向民用企业的转变微不足道。军工联合体继续吸纳大量资源。与东欧一样，苏联的经济垮台了，每个部门都抛弃了过去的合作优势，并试图与国外资产阶级达成不利的协议。
大规模失业开始出现。苏联解体前夕，恶性通货膨胀率开始超过200%，并且在叶利钦计划于1992年1月2日取消对物价的控制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预计会更高。即使到那时，仍有1亿多苏联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养老金领取者、儿童、青年、妇女、失业者和低收入者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基本必需品的缺乏普遍存在。像1990年一样，复辟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在1991年毫不知耻地向国外乞求粮食援助。每当将粮食转移到自由市场时，都伴随着对粮食援助的腐败处理。
戈尔巴乔夫国际关系中“新思维”的关键要素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偏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在合作的幌子下向帝国主义屈服。戈尔巴乔夫断言，帝国主义的暴力性质已经转变为和平，人类具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并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态和其他问题具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戈尔巴乔夫的“去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意味着彻底拒绝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前进。同时，世界(特别是社会)是由帝国主义及当地的反动派统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只是用抽象的、普世的和超阶级的术语来掩盖历史性的阶级斗争，实现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
他认为国家的“合法民族利益”是建立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之后，他减少了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反帝运动与组织的合作的国际活动。他的知名顾问还建议苏联资助的国际人民组织可以和资本主义资助的对应组织联合，形成更大的“非意识形态”组织。他们的意思显然是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投降。
戈尔巴乔夫鼓吹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不考虑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因素。他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强调其他国家和共产党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物。但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是虚伪的，是因为他的代理人忙于重组和破坏东欧的执政党和政权。
他呼吁结束冷战，加快核裁军，缩减常规军队，并解散北约和华约。这一时期缔结缩减军备的速度比冷战任何时期都快。戈尔巴乔夫采取了这些措施，以期望能够吸引投资和新技术支撑苏联的经济。但这是徒劳的，七国集团的立场坚定，在事态恶化之后，他们不会投入大量资金，来支撑日益衰朽的官僚经济。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了所谓的区域武装冲突，例如以伊朗与伊拉克、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为中心的冲突。苏联承诺单方面撤回东欧的军事力量，实现德国统一，以换取西方的直接投资、贷款、技术转让、贸易便利等形式的经济援助。在资本主义列强中，德国以贷款、住房和消费品援助等形式为从东欧撤离的苏军提供了最多的援助。但是，即使是用来安排这些部队的预付款也成了苏联管理不善和盗窃的对象，
早在1987年，东欧修正主义执政党和政权就被推动改组自身，将戈尔巴乔夫派推到勃列日涅夫派之上。在执政党和政权内外都流传着这样的的说法，即苏联决定能够从东欧撤军，并不在干预这里的局势。因此，反共势力预先得知同通知，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们煽动人民的真正不满，打倒早已声名狼藉的执政党和政权。
各修正主义政权的社会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和苏联解散华约和卢布控制的经互会的公开消息，是反共势力活跃和成长的充分理由。1987至1989年越来越多的清晰消息是，苏联将不再干预反对当地政权的任何人民行动。这给了反共势力推翻修正主义政权的信心。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修正主义官僚(除了像齐奥塞库斯这样相对独立于苏共的，以及昂纳克和日夫科夫这样的长期的勃列日涅夫派)，愿意放弃共产主义的面具，保留特权，以避开本已受到屈辱的人民的愤怒。
近来在戈尔巴乔夫政权与东欧卫星政权垮台的责任的讨论中，关键一点是不要误解我们希望某项政策或某些事件发生其他变化。在这里，我们仅描述修正主义政党和政权揭露和自我毁灭的最后阶段。
除了破坏苏共和苏联外，戈尔巴乔夫政权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最大贡献就是迅速让出东欧和破坏华约和经互会。
在其存在的最后一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支持美国在海湾地区发动侵略战争，支持美国宣称美国自己做无与伦比的世界警察。
1991年，戈尔巴乔夫完全暴露了自己。他的那种领导对苏联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任何革命者为他道歉并试图使他成为英雄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些被欺骗后仍然相信戈尔巴乔夫正复兴社会主义的人应该认真思考一个事实：他完成了由赫鲁晓夫开始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主导了苏联的毁灭。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官员、思想家和宣传机器继续称赞戈尔巴乔夫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因为他实现了东欧和苏联的“民主”。是的，他们有理由感到高兴。他在苏联实现了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面临着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遭受饥饿的痛苦和更多的自由丧失，并面临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内战和军事法西斯主义。
独立国家联合体
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取代了苏联，它标榜古老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旗帜。这与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之间、有着相同边界的共和国之间、俄罗斯飞地与非俄罗斯共和国当地民族之间、各共和国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严重矛盾有关。
矛盾涉及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种族和边界问题。政治混乱遍布于所谓的邦联。在划分苏联陆军、海军与空军，处理核武器以及陆上和海上边界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分歧已经产生了经济和金融问题。俄罗斯各少数民族间的独立运动、格鲁吉亚的内战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
1月2日放开价格加剧了经济混乱。许多基本商品的价格成倍上涨了20倍以上。国有商店正在通过向自由市场的借壳销售而被清空。甚至来自国外的粮食援助也流入了自由市场。超过一半的人口已经跌到贫困线以下，有着挨饿的危险。估计有90%的人在贫困线下。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正反对着公开的资本主义政权。工会受到严重的压迫和剥削条件的鼓舞，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罢工。在发动群众行动方面，争取列宁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劳动人民统一战线、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反对叶利钦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权的最激进的组织之一。
在苏联，超过90%的主要产业仍然归国家所有。一份报告显示，东欧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波兰的私有化发展最快，国有企业大概占65%左右。国有企业的这一持续优势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早在很久以前，这些企业就具有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它们早就处于官僚资本家和私人企业主的控制之下，成为了他们的工具，尽管它们是国有的。由于缺乏真正的私人风险投资、人民储蓄的消失、外国对收购过时企业和投资新企业的兴趣不足，这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减慢了。
前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外国投资者最有兴趣以低得惊人的价格收购能够迅速带来丰厚利润的国有资产。效率低下和破旧的国有企业仅在需要时才能得到维护，并成为私人企业主的奶牛(例如钢铁和其他金属、能源和其他原材料、运输等)。停产和减产正在继续加快。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人被解雇。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前苏联或所谓的独联体国家与东欧的共和国倒退进了第三世界的泥潭。
独联体没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保留了前苏联军队的中央指挥权，因此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军事中心。即使是担心核武器和其他战略武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坚持认为，这些武器应该置于单一指挥之下。但是，政治和经济混乱迫使军官将指挥权移到他们手中，因为军方和广大人民已经严重不满。
对外部观察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难题，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军队与工人组织的关系)是否会引起社会巨变，或者在所谓的邦联/众多的共和国(如现在的格鲁吉亚)内发动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政变。普遍的看法是，军队内外的新生资产阶级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如果发生任何新的急剧地变化，发生军事法西斯兴起的可能性大于重返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