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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2020-8-6 22:4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004| 评论: 0|原作者: 王传利|来自: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党建的理论学说,并不过时,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重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从列宁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念里获得精神力量,从列宁的著述中获得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党建的理论学说,并不过时,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重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从列宁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念里获得精神力量,从列宁的著述中获得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摘要]列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没有改变列宁提出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根本性质和总主题。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遇到的历史难题的解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列宁的党建学说没有过时,在中国共产党进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重温列宁的建党学说更能体会其真理性光辉。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重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从列宁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念里获得精神力量,从列宁的著述中获得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列宁  时代观  社会主义建设列  宁党建学说  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悼念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时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1] 列宁发自肺腑颂扬亲密战友的这句话,同样适合纪念列宁本人。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后的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全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地球1/6的土地上首先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从列宁诞生到现在150年过去了,时代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巨大变化,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列宁的一系列观点是否依然具有科学指导意义?在有些人看来,既然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已经被赶下执政舞台,列宁亲自缔造的威震世界的苏联已经发生剧变,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理所当然被淡化、遗忘、摈弃。然而,这不符合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当代中国人民对列宁主义的需求愿望。列宁的思想极其丰富,我们很难做出全面的完整的概括,现选择四个方面加以分析,用以说明列宁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过时,依然如丰碑一样矗立于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历程中。

  一、垂死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观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能够密切注意时代的变化,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关于时代性质的总体判断,然后根据时代变化的特点制定科学的方针政策,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恩格斯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2]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准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 ;“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4] ,这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5]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入一个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时代。

  从列宁提出垂死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观至今百余年过去了。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共处”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许多观点,如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战争,关于‘腐朽’和‘垂死’的论点等,都已过时”。[6] 我们认为,时代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7] 在时代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前,阶段性的时代主题可以出现新变化,但列宁提出的时代观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阶级内容、历史任务和历史发展方向,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至今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首先看看世界生产领域的发展态势。在唯物史观看来,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态势和阶级结构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社会生产状况。之所以说当今世界依然是列宁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8] ,“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9] 列宁的论断被现代社会所证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迅猛发展,突破了一个地区或单个国家的范围。资金、劳动力、技术、原料、市场等生产要素,早已经产生了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壳的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凸显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全球化应造福于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形成和谐友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独享、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世界科技进步的成果应服务于资本盈利的逻辑、为资本主义国家少数资本集团所享有,还是为世界人民所掌握使之更好地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体系,必然形成西方国家加剧剥削他国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其他国家边缘化贫困化,加深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积累和财富积累两种矛盾的对立。猛烈增长的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以更激烈对抗的方式呈现着,一刻也没有停止向资本主义制度强烈提出生产社会化和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的要求,分分秒秒地证明着列宁提出的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论断。

  再观察一下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列宁的时代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的、动态的研究结论。他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五大特征,做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的基本判断。与列宁生活的年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已发生惊人变化。早已严重破损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陈旧大厦似乎没有快速坍垮掉,反而借助各种修补漏洞的材料得到加固。资本主义继续占据世界金融、军事和文化统治的制高点,西方国家具有制定规则并肆意惩罚任何挑战者的力量。有人据此否定列宁提出的时代观。其实,这种境况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而不朽”,而是反映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借助科技革命和在资本主义许可的制度框架内的社会改良政策,打上了一针强心剂所呈现的回光返照的暂时性现象。当代资本主义历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调整——再激化的历史,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10] 苏东剧变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曾得意洋洋地宣布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话音未落,资本主义世界接连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海啸。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衰败,世界资本主义政坛乌烟瘴气,政客们勾心斗角,演出一幕幕滑稽可笑的政治闹剧。尽管冷战结束了,但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发动的战争并没有减少,引发俄国的剑拔弩张、中东北非的战火、东北亚和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资本主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失去魅力,西方国家向世界推销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其美妙诺言在那些信奉了西方这套鬼把戏的国家化为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政局动荡的讽刺画。冷酷的现实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国际资本枷锁的民族觉醒。美国发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这不是说明美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说明资本循环的加速化和生产社会化的深化,使得资本固有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一国范围内无法解决,而在世界范围展开并引发资本对抗和资本危机。如果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尚且可以通过对外扩张转移而得到减缓,那么资本主义将国内矛盾引向世界体系就到达了解决矛盾的空间极限,进一步证明着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最高的阶段,表现出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

  与资本主义社会全面衰败的境况相观照,社会主义愈来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列宁提出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论断时,要么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要么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处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合力围剿之中。百余年过去了,科学社会主义已由理想变为现实。现在,连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势力也不得不承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风景这边独好”。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呈现出让世界许多国家羡慕不已的中高速度的增长,近年来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2019年以百万亿的GDP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一年的GDP增量等于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体量,并以两倍于美国的增长速度逐渐逼近美国的经济规模总量,引发美国反华势力的惊恐。当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情报机关、司法机构、国务院、总统府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南方一个街道办民营企业时,当美国参与用流氓下三滥绑架手段对待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女高管时,并不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一个神奇而古老的东方大国的十几亿人民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11] 的腐朽性。

  有人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列宁的时代观过时了,这是不对的。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揭示了时代的根本性质和时代的总任务,而“和平发展的时代”揭示了现时代的具体特征和主题。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总主题。当今世界,日渐衰亡但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与正处于幼弱期但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逐渐强大的社会主义之间必然发生激烈斗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代人都将面临现实的具体的任务。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具体的时代,汇聚成为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总时代,包含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提出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也包括中国现代化建设环境下明确提出的“和平发展”时代,更包括当下中国所处的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还有人以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否定列宁的时代观,这更是不对的。人的生命仅以几十年为单位,而人类社会形态转变的脚步往往以多少个世纪为单位。列宁讲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以若干世纪为时间单位的漫长时代。帝国主义由“垂死”到彻底被社会主义替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还没有完结,列宁所说的时代就没有结束。

  二、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难题的解答具有重大价值

  尽管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仅生活了短短的6年,但留给我们关于粮食税、商品流通和商业政策、劳动竞赛、青年妇女和工会工作、电气化计划、按国家计划安排生产、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对外贸易、合作制、文化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设、民族政策等极其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与列宁时代的俄国有很多不同,不可照搬那时的经验,但二者也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方面。列宁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都无法从前一个社会形态继承丰富的雄厚的物质基础,都是在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社会背景中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历程。要利用资本繁荣经济,又要警惕并防止具有疯狂贪婪逻辑的资本对社会主义的侵害;既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又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遗毒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侵袭,这是两个大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历史性难题。列宁对这两个历史难题的解答,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价值。

  先说列宁关于学习资本主义使用的经济手段、又要保持对资本主义政治警觉的辩证观点。

  俄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有过漫长的沙皇军事封建制度统治的历史。如何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这个难题困扰着列宁。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巩固后,列宁意识到发展生产是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任务,“大机器工业、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12] 要变小生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变落后生产力为先进生产力,列宁为此提出许多主张,重要的有三个办法。

  第一,要以先进技术改造落后的产业。列宁要把俄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在当时,电气化是先进技术的代表。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3] 列宁发展新技术的观点对于中国有重要意义。当中国努力实现工业化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得不承担双重使命,一是实现传统工业化,二是实现以新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生物化学工程、新材料等为标志的更高级的现代化。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列宁用先进技术装备产业的观点,对于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制订符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学习资本主义使用的经济手段。列宁的一生是与帝国主义及其辩护士做坚决斗争的一生,对帝国主义做出了最深刻最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实施了大规模的残酷的武装干涉,俄国与之进行了殊死的搏杀,但在战争结束、开始国家建设时,列宁研究了由于战争对俄国经济的破坏和生产力条件的恶化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研究了农民经济面临的空前危机,及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变为新经济政策,推行租让制,将余粮征集制改为粮食税,允许自由贸易,允许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农民阶级在俄国阶级结构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让农民经济能够给新政权提供粮食和燃料,加强了农民经济,克服农业危机,以便恢复战争毁坏严重的大工业,恢复国民经济的生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着眼于解决人民吃饭的危机。加强农业投入,搞活农村经济,农村呈现出希望的田野,然后,改革扩展到其他行业,整个国家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中国农村改革验证了列宁帮助农民发展农民经济以繁荣经济的做法。列宁还提出向拥有先进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德国学习:“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14],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进社会主义大门。他还提出要善于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当1922年欧洲的20多个国家在热那亚召开国际经济和贸易会议时,列宁派代表以商人身份参加会议、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列宁说:“我们要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15] 就中国而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表示: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抵制西方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6]

  第三,保持政治清醒,警惕资本主义的侵袭。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过程中,既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吸收外国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金,又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侵袭,坚决抵制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搞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这的确是列宁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面对的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列宁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手段,绝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向资本主义投降,而是按照俄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国情,为了打破资本主义经济贸易封锁,在保持政治清醒前提下的经济政策的退却。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17] 这从巴黎公社低薪原则后退了一步,但这不是向资产阶级的政治让步,而是为了改变新政权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落后局面不得不向经济管理规律的让步。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列宁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俄国,而不是要资本主义瓦解社会主义俄国。他警惕着资产阶级对工农政权的进攻,曾就俄国代表团参加热那亚会议对记者说:“那些打算在热那亚向俄国代表团提出屈辱性条件的人是大错而特错了。俄国不允许别人像对待战败国那样对待自己。如果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试图用这种调子对待俄国,那它们就是在干一件极大的蠢事。”[18]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改革违背了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辩证观点,放松了对资本主义颠覆阴谋的警惕,结果亡党亡国。中国领导人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时,没有放松对资本主义的警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19] 邓小平的此番言论与列宁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又要坚持自己原则立场的主张不谋而合。

  再说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辩证思想。

  中俄两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物质文化水平相当低下、资本主义没来得及充分发展甚至还有不少封建主义遗毒的背景下产生的。封建遗毒不会在一个早晨被清理干净。列宁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入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他从彻底民主革命的立场出发,与封建专制主义做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不惜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反对沙皇的封建军事专制。但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不是全盘否定旧文化,而是对旧文化采取辩证的态度。就本质而言,共产主义文化与剥削阶级统治时期的旧文化是根本不相同的文化,共产主义文化需要与旧传统旧文化实现彻底的决裂,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绝对的断裂关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以往的旧文化之间存在辩证否定的关系。所谓辩证否定,就是指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内容。

  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否定以往文化遗产的意义、凭空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列宁论证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性质与来源。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文化是人类在旧社会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他论述了无产阶级建设先进文化的任务和途径,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20] 在他看来,苏俄无产阶级只有坚持这样的方法、按照这样的方向,才能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列宁主张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有产阶级掌握传播文化知识的手段如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文学艺术、新闻舆论工具等的局面,让广大劳动人民获得文化教育权和领导权。为此,列宁坚持削减其他部门的经费,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事业的投资,大力扶持发展教育事业。

  与列宁时代的俄国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清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铲除封建专制的遗毒,十分小心地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将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一概当作垃圾文化加以全盘否定的做法和倾向。毛泽东提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21] 同时,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切民族优秀文化。毛泽东指出,继承传统文化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22]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文化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5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列宁的文化观以中国共产党文化观为载体获得了生命力。

  三、列宁的党建学说不过时

  在建立俄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列宁与民粹派、经济派、孟什维克、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建党主张进行了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写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党建著作,为创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形成了完整的党建学说。列宁党建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列宁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超阶级的全民的改良性质的党,不能把党同阶级混同起来。2.共产党的世界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共产党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密地组织起来的队伍。列宁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建党原则,提出必须建立由秘密的、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而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组织起来。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23] ,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必须实行极严格的纪律,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保持党的团结统一。4.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和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司令部。列宁认为,党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一切领域中的领导权,“他们的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24] 列宁的党建学说十分丰富,还包括维护党的领袖威望、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阶级斗争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坚持把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坚持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锻造高质量的党员和党组织等等,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正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优秀的共产党,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25] 尽管列宁创建的这个优秀的政党后来变质了,但列宁的建党学说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我们看到一些党员干部不读书不看报,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或者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理想信念动摇或者丧失,失去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党员百无聊赖、精神萎靡,从封建迷信或资产阶级享乐生活方式里寻找精神寄托,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在家里设佛龛,丑态百出地跪拜“神汉”和风水“大仙”的时候,再重温一下列宁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论述:“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6]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27] 真是让人热血澎湃、浮想联翩,列宁与当代中国之间丝毫没有时代的隔膜感。我们觉得列宁不是生活在百年前,而是生活在当代中国,熟悉中共党内的思想状况,给当代共产党人指明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当我们看到有些党员干部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中央权威当作空洞的口号,在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时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甚至对中央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擅作主张,该请示汇报的不请示汇报,越权办事、先斩后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党员干部毫无顾忌地专挑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说事,在敌对势力热捧时飘飘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党员干部无视党的规矩和组织原则,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为了自己升迁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造谣生事、拉动选票、封官许愿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干部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怀揣未来相互提携、互通款曲的政治目的,隔三差五以老乡会、同学会的名义聚会,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的时候,再重温列宁关于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论述:“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28]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29] ,就能领会列宁关于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学说是那样富有哲理和深刻的洞察力。

  当我们看到有的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去基层了解群众疾苦、帮助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走马观花式下基层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党员干部夸夸其谈,对工作不讲实效,不解决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难题,推诿扯皮,编织虚假材料、数字,粉饰太平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对上级领导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对下属和群众吆五喝六、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官架子十足、独断专行,狂妄地在自己工作的地区和部门搞独立王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追名逐利和低级趣味,沉湎于花天酒地,陶醉于声色犬马的时候,再来重温列宁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论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30]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31];“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32];“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33],当代中国犯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错误的党政干部,读了列宁这些关于作风建设的论述,扪心自问,难道灵魂没有一点触动、没有感到一丝惭愧吗?列宁好像穿越了百年的时间长河,非常熟悉当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怒斥那些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让他们无地自容。

  四、学习列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方法

  在中国学术或宣传的话语系统里,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统称为“马列主义”,这表明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最优秀的继承人,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挽第二国际背叛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狂澜,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开展理论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巴黎公社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复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榜样。目前,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重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列宁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念中获得精神力量,从列宁的著述中获得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党内外的严重挑战。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从固有的阶级立场出发攻击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以市侩式庸俗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借口社会政治经济的新变化,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修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写出大量的战斗性论著,与形形色色的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做了顽强的斗争。

  比如,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已经抛弃老一代民粹派的革命性而走向与沙皇妥协合作道路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年仅24岁的列宁已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标榜为“人民之友”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米海洛夫斯基抽掉了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性内容,说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仅因为“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34] 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35] 列宁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运动的规律,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原理,揭露了自由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曲解,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又比如,针对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俄国经济派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列宁写出《怎么办》一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争取自由解放运动的指导意义,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针对第二国际首领们提出一大套新论据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针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对所谓“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僵化”要自由地批评的口号,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36] 列宁提出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工人阶级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党要领导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等。

  十月革命前,列宁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十分险恶,长期处于秘密的地下工作状态,很长时间处于被警察监视、被捕入狱、被流放和流亡国外的状态,撰写了大量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在十月革命前夕秘密转移到俄国与芬兰交界的边境地区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草棚里写成的。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斗争精神,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极好的榜样。当代中国,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灵论、意识形态说教论等模糊观点或错误认识。在某些人设计的改革方案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尽管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像列宁在沙皇的白色恐怖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但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列宁那样钢铁般的原则立场、黑云压城时逆风而行的理论勇气,在学术理论上敢于对错误思潮做斗争。我们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列宁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当苏东剧变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惊整个世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客们弹冠相庆,而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忧心如焚。此时,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充满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37] 在社会主义处于低谷的特殊时期,邓小平说这番话可谓石破天惊,体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远见卓识,再现了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形象。

  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它,不是拘泥于他们个别的论断,而是要结合现实情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薄弱环节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由于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育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符合那个时代情况的一个论断: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在一国发生并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38]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39] 自1850年提出欧洲举行社会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现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被帝国主义跳跃式的、剧变式的不平衡发展所替代,先进和落后国家的竞争加剧,为世界大规模军事冲突和无产阶级突破资本统治创造了前提。革命究竟从哪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能否首先从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在工业发达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40] 这个结论指出了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道路,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契机,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薄弱环节论”的真理性。列宁晚年认为,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革命,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1]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列宁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哲人已去英魂在,不曾离去的是列宁的思想,是列宁留给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方向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列宁生前关心人类的解放,特别关心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如果列宁看到中国人民成为他的学说和事业的优秀继承人,正努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高举着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从他的丰富的思想里获取智慧,不断地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看到他用生命浇灌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日益繁荣昌盛,一定颇感欣慰。

  作者: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2页。

  [3]《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706页。

  [6]《阎明复回忆录》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4页。

  [7]《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1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13]《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14]《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1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16]《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1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1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0]《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21]《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8页。

  [2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2页。

  [2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24]《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2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2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28]《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29]《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30]《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31]《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32]《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3]《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3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3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3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40]《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4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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