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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中年女性的痛苦见证

2020-8-9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153| 评论: 0|原作者: 古学斌|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本文对黔东南苗族中年女性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苗族家庭由于缺乏其他生计来源,农业生产上的家庭承包制使得父权制更加严重,生计的贫困让家庭中的男性产生较大压力,却将女性作为出气筒,而苗族的嗜酒文化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本文对黔东南苗族中年女性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苗族家庭由于缺乏其他生计来源,农业生产上的家庭承包制使得父权制更加严重,生计的贫困让家庭中的男性产生较大压力,却将女性作为出气筒,而苗族的嗜酒文化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导语

  本文对黔东南苗族中年女性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苗族家庭由于缺乏其他生计来源,农业生产上的家庭承包制使得父权制更加严重,生计的贫困让家庭中的男性产生较大压力,却将女性作为出气筒,而苗族的嗜酒文化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经济依附、就业能力低下、顾及孩子等原因又使得这些受暴妇女去忍受折磨,她们的境遇远比公众视野中所见的受暴精英女性更为艰苦和不堪。

  当地苗族妇女们通过参与作者带领的“口述见证”行动研究活动,一起倾诉遭遇家暴的受苦经历,增强了妇女之间的凝聚力。

  

  古学斌 博士

  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导师、中国研究与发展网络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工作博士课程主任、社会学专业负责人。现时也是英文国际期刊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和 Action Research的执行编辑。一直参与弱势群体的研究,当中包括香港女工、老人、新来港人士、南亚族裔、下岗工人、贫困山区农民和少数民族等,积极提倡参与式行动研究。

 

  一、前     言

  在世界上,针对妇女的诸种暴力中,被丈夫或其亲密的男伴虐待是最常见的一种。根据国际健康和性别平等中心(Center for Health and Gender Equity)1999年发布的报告,“在世界范围内,每三个妇女中至少有一个在其生命中曾遭受过殴打、强奸或其它形式的虐待。而虐妻者通常是她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中国也不例外,性别的暴力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以及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根据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2.7亿中国家庭中,有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90%是男性对女性的施暴。57%的受访妇女说她们曾被自己的丈夫虐待。

  大家一般都共识家庭暴力源于男性宰制的文化——父权文化,其价值、规范和制度往往合理/合法化男性对女性的施暴行为。不过后女性主义者告诉我们,暴力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和多元的,可能因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年龄、身体的残障以及地域差异而不同。错综复杂的针对妇女的暴力,它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们潜在的不同含义和影响应该仔细地被审视和深层理解。

  因此,本文将根据我们在中国西南的贵州省山区展开的口述历史项目所获取的资料,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在哪些特定的情境下家庭暴力会在中国农村少数民族社区发生?如何理解在这些特定情境下发生的暴力?什么因素造成这些地区的妇女面对暴力的威胁?家庭暴力给这些家庭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从1999年到2004年,采用了口述见证(Oral Testimony)作为其中一种社区发展的策略和方法来探索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苗族妇女的生命历程。目标是使这些边缘的苗族妇女可以发声,也希望在过程中她们得到充权。同时我们通过聆听她们的生命故事,了解家庭、社区以及其它社会的力量如何形塑她们的生命历程。

  二、理解家庭暴力

  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将暴力冲突分为两类: 垂直的暴力和水平的暴力。垂直的暴力涉及到占优势的群体对另一群体的支配,有权势者往往自上而下的对弱势群体进行暴力压制,阻止劣势群体采取行动来改变整个不平等状况。水平的暴力涉及到在平等的经济资源或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家庭暴力更确切地说虐待妻子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属于垂直暴力因为妇女很多时候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与施虐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对妇女而言,最普遍的两种暴力形式是被男伴虐待和强奸,它们可能发生在少年期、青少年期或成人期。身体上的虐待(包括被亲密伴侣殴打、双方殴斗等)也经常伴随着心理上的虐待。同时,在众多暴力案子当中,大部分与强奸有关。大部分的妇女曾被多次虐待,而非仅仅一次。夫妻一方的虐待有多种形式,包括身体侵犯,例如敲打、推搡、冲撞、向对方扔东西、打耳光、脚踢和殴打。

  对于解释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传统的生物决定论以及个人化的阐释不能解释在特定情境下诸种类型的暴力,其对理解特定的家庭暴力贡献甚少。更严重的是,这类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淡化个人暴力行为的责任以及社会结构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很容易导致产生“责备受伤者”(Blaming the Victim)的后果。

  目前,社会学界一般认为对家庭暴力的分析应该集中在两个层面: 一是社会结构的层面,二是在冲突的情境下激发个人诉诸暴力解决问题的力量层面。1998年以来,像Lori Heise这些研究针对妇女暴力的专家,开始采用一个“生态模型”(ecological approach)来理解个人的、社会情境的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在社会环境的不同层图1 解释暴力虐待发生原因的生态视角面相互影响而共同导致了家庭暴力/虐待(见图1)。

  生态视角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因素单独地“导致”暴力,而是众多因素例如生物的和个人历史的、虐待发生的当下情境、社会制度与结构,以及经济和文化的环境,它们交织一起提高了特定的男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暴力虐待女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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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暴力虐待发生原因的生态视角

  图片来源丨作者自绘

  在中国,家庭暴力是一个刚获得政府和学界重视的领域,而在西方这一领域至少已有30年的历史。1995年在北京的世界妇女大会(The World Women's Conference)之后,有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已经发表,还有一些案例也开始在中国的大众媒体出现。然而,大部分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主要关注在法律和社会工作干预的层面。严肃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妇女家庭暴力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历史时间和地域下的研究仍然很少或者不足。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将引用多层次的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来理解为何苗族的妇女会遭受家庭暴力以及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针对中国西南贫困部分妇女的家庭暴力。而希望此研究能够带出一点理论上的解释以及对中国反家暴措施的一点反思。

  三、我们的田野——

  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某个乡

  我们的项目在一个包括九个自然村寨的贫困乡展开,该乡镇坐落于中国西南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贫困县。此县面积1218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14万,苗族人口占83%。我们所在的贫困乡2000年的人口总数是137,000,其中大部分是苗族,其他的还有侗族、水族等。大部分的村民以农业为生,共有127,000人口参与到农业生产。

  苗族是我们工作的对象群体,选择苗族不是我们的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动发展项目,一切都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接纳。哪里可以扎根,我们的项目就会往哪里去了。可能是在当地工作时间长的关系,苗族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虽然在文化上苗族与中国其他农村或其他少数族群有一些差异分野,但其实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譬如同样都是受到父权文化的宰制,同样面对着贫困的问题等。

  然而,当我们进入黔东南项目点的时候,眼前的现实不断与我们之前透过书本对苗族的了解进行了对照。我们发现项目点的苗族社群很多程度上保留古朴而又多姿多彩的苗族文化传统,也许这与山里长期与外界隔绝有关系。关于苗族文化的详细讨论不是本文的重点,以下也只提跟本文相关的几点,也让我们理解文化作为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处境。

  文艺方面,当地妇女们也一样很会各种手工艺,如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首饰制作等,用在自己的服饰上,每到节日,我们都能看到妇女们穿戴上这些色彩鲜艳、让人眼花缭乱的服饰。跟其他苗族地区一样,当地的苗族也是能歌善舞,他们喜爱的芦笙舞和唱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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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刻版画“苗族妇女”

  图片来源丨贵州旅游在线

  但是在当地,女性是不能玩芦笙的,因为这是男人的特权。记得我们在当地推动妇女学习芦笙的时候,受到当地男人的极力反对,甚至用一些传统风俗习惯的说法阻止我们开办妇女芦笙班,甚至对我们的芦笙暗地里进行粗暴地破坏。

  宗教方面,当地苗人也一样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在当地也是依然存在。“祭鼓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以宗族(鼓社)为单位,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祀先人。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击木鼓召唤祖先的灵魂来享用儿孙的供品。

  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对于祖先崇拜的着重,常常跟父权文化是分不开的。父系的传承是对祖先的责任,生育男孩在当地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一点似乎跟中国其它农村没有太多区别。

  婚姻制度方面,我们发现苗人历史上既和中原远隔,故不大受传统礼教所影响,我们所访问的妇女皆有透露,他们的婚姻很多并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她们之间的自由恋爱。老人对年青人谈情说爱秉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会给予一定的自由与空间。传统的苗寨都有一块空地叫“游方坪”

  “游方”的意思是类似我们所说的约会。游方坪就是供年青人谈情的地方,但传统的游方在游方坪里不是甜言蜜语,而是要男女对歌。这就考验年轻人的急才与机智。但我们所在的苗乡这十几年来游方坪也慢慢没有了,反而年青人仍会联群结队的在农闲和过苗年时节的晚饭后,在依山而建的苗寨里,走在陡峭的狭窄的高高低低的山径上,每人拿着一个电筒到不同的苗屋外吹口哨示意内里的苗家姑娘出来。从没有路灯、没有电话、没有电视的苗村子走上山坡,在最简朴、最恒古的月色和星光下游方。然而,我们相信,这种习俗随着“村村通”的到来,也会转型或消失。

  饮食方面,当地的苗族是一日两餐,这跟粮食的不足有关。其饮食习惯这里不详细描述,只提出一点跟本文有直接相关的是喝酒的文化苗族酿酒历史悠久,从制曲、发酵、蒸馏、勾兑、窖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艺。喝酒是当地人的习惯,不管是男是女。有些家庭几乎每顿饭都要喝酒,更何况是重要的节日,包括婚礼、丧葬、新年等。喝酒今天已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其中一个印记,似乎大家对这习俗也持正面的看法。可是在我们文章后面的部分会详细的谈到,文化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一些被忽略的部分,也是苗族妇女苦难的另一不为人知的根源。

  我们所在的苗乡,在自然条件方面条件其实要比别处好很多,因为没有缺水的烦恼,是贵州罕有不受喀斯特(karst)地形影响的地方。喀斯特地形就是水蚀石灰岩地形,石灰岩因不能吸收水份而造成土地的贫瘠,也使得居住在之上的苗族生活极度艰难。虽然他们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由于耕地的面积少,他们也逃脱不了贫困的枷锁。近年来外出打工似乎是当地人想象的出路,不少的人也陆续外出。但我们亦发现,因为少数民族已婚妇女之前一般没有接受过很多教育,她们很少能出去,出去的大多一定是跟丈夫一起才外出。夫妻外出却造成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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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老妪背着自己的孙辈赶集

  图片来源丨太平洋电脑网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和群体当中的表现会因着当地的脉络和处境而有所变异。在我们收集口述故事时,我们特别关注文化与她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理解文化如何形塑当地人的思维和行动。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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