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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中年女性的痛苦见证

2020-8-9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601| 评论: 0|原作者: 古学斌|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本文对黔东南苗族中年女性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苗族家庭由于缺乏其他生计来源,农业生产上的家庭承包制使得父权制更加严重,生计的贫困让家庭中的男性产生较大压力,却将女性作为出气筒,而苗族的嗜酒文化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四、聆听苗族中年妇女的声音

  1993年以来,我们一直参与香港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工作,大家所持守的宗旨乃是以人民为中心,支持中国及其它地区的基层发展计划,并且鼓励当地民众参与,积极开发及运用农村社区的资源,还有协助民众建立永续的组织基础,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组织在贵州黔东南地区的项目开展经过了大概7年之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理念与实际的行动存有着一定的距离,许多困难和问题也浮现到了表面。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开始问:什么是在地民众真正的需要呢?我们的发展行动例如医疗卫生、助学及其他教育项目在农村朋友的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意义呢?一个来自“现代城市生活”的“义工”,可以如何了解农村的民众的需要和她们眼中的生活意义和困难?又怎样才可以让农村的民众更好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来面对她/他们的困难和追求生活的意义呢?

  (一)口述见证的方法

  在重新反省教育以及其它项目对当地人背后的意义之后,我们不断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发展研究等领域里头寻找学院与社区结合的方法。我们参考英国非政府发展组织盘农学院(Panos Institute)的做法,尝试使用口述见证(Oral Testimony)的方法去寻找符合当地民众需求的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让当地民众能够发声,表达他/她们对发展的意愿。但是,我们也希望修正盘农学院那种以外来专家主导的口述见证方法,希望通过当地民众的参与,能把口述故事与发展介入行动结合。

  口述见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个人经验。正因为是个人经验,透过聆听个人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大历史以外的多种声音。首先,从自我述说的故事中,可以了解许多不同的个人的生命历程。另外,口述见证的收集,可以释放主流论诘(mainstream discourse)以外的声音,发掘被埋没和隐秘的生活领域。

  虽然口述见证强调个人经验和差异性,但个人的经验并非完全抽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个人与他人都有重迭(overlap)及不重迭的时间、共享的历史。

  口述见证也是比较民主的调查方法,因为它强调尊重被访者的经验和知识,要求采访者虚心聆听,把说话的权力交还给被访者。这种开放式聆听故事的方法,容许被访者决定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故事的内容。正因为这样,聆听者往往能听到一些预料不到的东西,从中得到惊喜和意外。另外,亦使聆听者更加明白和感受讲故事者的生活经验和喜怒哀乐。

  这样,在地民众重夺了发声的权力,颠覆了传统的研究关系,口述见证也成为在地民众在发展项目中培力/充权的途径。

  除了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外,口述见证也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被访者有机会重拾自己的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口述见证也同样能够建立社区民众之间的关系,产生民众之间的凝聚。

  (二)口述见证的收集

  1999年6月,我们一行11人来到贵州项目点上展开了口述之旅,我们些NGO义务工作者当中有大学老师、研究生、大学生和其他朋友。首先我们在贵州省扶贫县扶贫乡妇女中心举办口述故事培训班,参加者都是各个村寨读过初中或小学的年轻妇女,基本上能讲普通话。由于这个NGO过去主要与地方的教育部门接触,所以这些参加的妇女是由当地乡政府教育辅导站的官员挑选,一共23人,有的已婚,有的刚初中毕业。

  我们引入了参与式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pproaches)以打破研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同时我们希望促进“妇女聆听妇女”的行动,使当地的妇女也有机会变成我们的研究伙伴。她们参与制定研究主题,收集口述见证以及转述其他妇女伙伴的生命故事。

  第一阶段,我们为妇女们组织了两天的口述故事训练工作坊。我们打破了以往培训班那种沉闷的教学形式,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绘画、戏剧以及游戏来帮助当地的妇女明白口述见证的意义,愿意主动去了解她们的姐妹们的处境和追求的东西。也让她们明白自己才是真正的发展主体,真正明白自己社区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这些来自香港义务发展工作者的先入为主的想法。

  同时,我们更希望在地妇女通过对她们的姐妹的处境的了解,能够组织起来面对她们的困难,塑造她们的教育和生活,追求她们的生活意义。工作坊过程中,我们首先和参与者一起制定访谈提纲,我们通过画出生命历程图(life-course map)来共同讨论访谈主题;然后,我们也教她们如何操控录音机来控制访谈;最后我们将经常控制在专业研究者手中的录音机交给了当地的参与者。事实上,村民们很快地掌握了录音工具,尽管他们之前并不熟悉这些机器。

  在每一阶段,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主导,而是让当地的参与者成为项目的所有者和领导者。我们尽量不把自己看作成为故事的收集人,我们尝试协助苗族妇女成为主动的故事搜集者。我们提供的口述故事提纲以妇女的生命历程为线索,只希望引发交谈,不为口述故事的范围设限。我们希望透过苗族妇女故事搜集人员自动自发的交谈,来反映她们对自身的关怀。

  我们也采纳了年龄组群的方法(age-cohort approach)来收集苗族妇女的生命故事。因为当地社区妇女之间差异极大,无论在年龄、人生阶段、家庭状况或是文化程度都存在差异,她们所面对的处境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首先按照生命历程的差别来搜集四个不同历程妇女的生活故事——在学女生(15-25岁)、未婚女青年(26-40岁)、已婚妇女(41-60岁)和老年妇女(61岁或以上)。其外,我们亦关注同一生命历程中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处于困境的个人或群体,例如孤儿、大龄女青年、家庭暴力下的妇女、离婚和单亲妇女、孤寡老人等。

  第二阶段,我们和妇女们互相配搭,组搭了七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两个本地的妇女负责采集不同村落和不同年龄群妇女的口述故事。每个小组的队员也用她们自己的方式选择她们小组的领导,例如抽签,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领导。在故事搜集过程中,在地妇女变成了研究过程的主体,她们用自己的苗语访谈,反而占据领导的角色。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变得相对不重要。同样,在收集故事的过程中,受访者在研究中变成专家,因为她们讲述的是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肯定对自己的事情要比外来人了解的更多。鉴于这一事实,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变成了学生,因为我们必须仔细地聆听当地妇女讲述她们自己的生命历史、她们对贫穷和发展的看法、她们的生活经历。例如家庭分工和责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难处,以及她们采取何种生活策略面对困难以求生存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研究关系得以改变,我们将发言权交给了当地人。

  通过与我们一起工作,那些参与收集口述见证的年轻妇女也有机会聆听她们姊妹的故事。对她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教育和培力/充权(Empowerment)的过程,这也将有助于在当地民众之间建立社区联系,以及在她们之间增强社会凝聚力。

  在搜集口述故事的过程中,搜集员发现原来并不是自己才面对生活上的困难,村寨里其他姊妹经历着同样的处境。当被访妇女谈到伤心流泪时她们会一起哭,讲到开心的经历时她们会一起笑,一幕幕感人的场面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坐在旁边,默默地递上纸巾。这正是口述方法双向的、共同参与的过程,从中也提升了故事搜集员和她们的姐妹的共同感觉(We feeling)。

  她们所收集的姐妹们的故事,她们眼中姐妹的故事,就像一块镜子,反映着她们的感受。面对着姐妹,包括那些已经或是即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遭遇,故事搜集员只有流露出那种“平平常常的伤心”。

  妇女们带领我们攀山涉水跑遍了全乡九个村寨,四天里面,我们探访了不同农户和访谈了不少妇女。我们住在村民家中,与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同食、同睡。我们与妇女们也敞开心彼此倾谈我们的心事,大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到妇女中心,我们依然充当配角,因为录音的整理还得靠妇女们。

  第三阶段,妇女们把苗语录音翻译成汉语的文字,来让我们这些外来的NGO义工了解她们搜集的故事造成了一种新的支配关系。由于汉字不是她们熟悉的表达工具,毕业很久的妇女觉得文字整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但她们依然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年轻和年长的互相配搭,你听一句,我写一句。我们后来也加入了文字整理的行列,她们听录音,我们书写。

  妇女再次呈现她们无穷的能力和合作的精神,她们用两天的时间,就差不多把自己所采访的口述故事用文字整理出来。然而,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局限,从录音到文字﹑从苗语到汉语的繁复过程其实并非妇女们的需要,而是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需要。

  从1999年到2004年,我们前后做了几次故事的收集,一共收集了约100个故事。在本文中,我只节选了其中一些中年妇女的故事,同时仅聚焦于那类婚姻中妇女虐待的故事,因为讲述性/性虐待在中国社会仍旧是一个禁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社会。所以在故事中,并没有太多听到这方面的内容。

  五、苗族中年妇女

  家庭暴力和受苦经历的叙述

  通过口述见证这个项目,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当地妇女的生命故事,发现那些被隐藏的领域和妇女的生活经验。在她们的叙述中,特别是那些中年妇女,她们更多地讲述她们沉重的家庭负担、家庭冲突、生育的问题,甚至透露了超出我们议题之外的家庭暴力、当地酗酒陋习以及其它她们生命中的磨难。

  在她们的故事中,我们发现受苦(Suffering)是中年妇女集体的经验和记忆(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Memory),同时家庭暴力是妇女们最主要的苦难来源。通过比较分析众多的妇女的口述故事,我们发现构成她们生命中的困难是性别性的(Gendered)。在本节中,我们将展示社会政策、父权制度、农村贫困以及当地传统文化习惯如何相互交织形塑妇女的生命,同时造成了妇女日常生活中的苦难。

  (一)改革开放下的社会政策与中国妇女的不利地位

  殴打妻子是一种制度化的男性宰制的表现。虽然殴打妻子被人们认为是旧社会的事儿,但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它依旧存在于妇女日常生活当中。例如,根据由北京婚姻家庭研究会开展的一项婚姻质量的研究结果,1994年有21.3% 的妻子被她们的丈夫殴打过。这些虐待妻子的案例不断的提醒我们妇女在她们家庭里弱势地位的严峻现实。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国家以及它的政策在其中的影响。

  当人们持续不断的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积极作用的时候,作为学者的我们应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提醒我国政府,一些国家政策并不是惠及所有的居民,特别是那些边缘化的和底层群体。事实上,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不同的政策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很好改善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地位,相反,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而非阻止父权文化的再生和成长。

  从某种意义上,农村改革最大的贡献就是政府做出了分田到户的决定,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新的农业政策的确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其核心是以单独的家庭为生产的单位,鼓励农民增加农业生产从而增加收入,因为在新的农业政策下,农户只要完成了应缴的税项,其它的产出都可以归于农户自己,换言之,农户的努力和收入成了正比。

  然而,当生产的权力回归家庭后,家庭的户主,通常是男人,成了决定家庭经济活动和财政的最终决定者。这种农业政策同时也激活了传统农村的家庭制度,父权的文化有了再生的温床。其实新的土地制度其实对农村妇女非常不利。作为农村妇女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其土地权利状况并没有在这次变革的浪潮中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贫困。

  因为政策规定分田是以农户的人口为计算,分田到户的时候所有可耕地都分配了,新生的家庭成员或新加入的家庭成员(通常是嫁到男家的媳妇)将得不到任何新增的土地。相反当家庭成员离开,他们的土地留给原生家庭。这项政策对农村的妇女不利,因为女孩子们一旦结婚,她丈夫的家庭并不会得到额外的土地,相反,这意味着她夫家的土地不增反而减少了一个人头,这同时也意味着妇女在经济上必须依靠自己的丈夫。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也和改革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冲突。去集体化增加了农户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多生孩子意味着将来有更多的劳动力,这也提升了村民多生孩子的欲望,特别是男孩,因为劳动力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家庭里劳动力数量越多,收入将越大。儿子不仅是他家庭里的永久劳动力,同时他还可以通过结婚和传宗接代增加劳动力。

  这就是为何在村里,男孩偏好以及他的特权经常公开的在日常生活里表达出来,譬如我们常听到的“女儿是外人,像泼出去的水”“女儿不是我们自己的,最后她还是跟着她丈夫,所以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儿子。如果你没有儿子,你会变得很可怜。当你老的时候,谁给你养老呢?”“我们家的钥匙是要交给儿子的……”

  苗族妇女的生命像其他中国农村妇女一样被同样的政策所约束着。从她们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只是因为她们不能生儿子,她们的生活将变得很悲惨。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成员将对她们很糟糕。我们在一寨子里遇到了Q村33岁的罗。我们遇到她时,她当时正在娘家。罗流着泪告诉了我们关于她的故事:

  当她怀着最大的女孩时,她丈夫的家庭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特殊的照顾,她仍然必须像往常那样劳动。当她怀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女儿的时候,她更加是从早做到晚。在气候太干燥的时候,她甚至还必须深夜跑到田里看水。

  当我们问她,“在分娩的时候,她们给你吃的好么?”罗伤心地说道,“没有,每次吃的都是与平常一样的。我生三姑娘时正是插秧的季节,那天我开始肚子痛,我知道准备生小孩了,但我告诉他们时,他们却说‘痛点点有什么,现在我们很忙,你就帮我们挑秧到坡上去插吧,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做成?’于是我就只有忍着痛挑秧到坡上去,当我从坡上回来时也还挑着一大挑草回来,而我的肚子却痛得更激烈了。

  于是我回来时走一步停下来休息一两分钟,然后又继续走,走一步,停一步,走路很困难,当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那时虽然很饿,但肚子痛得厉害,吃不下饭,一会儿后生下小女孩了,生前自己也希望是一个男的,但生下来却是个女的,在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照顾,自己接生,我去告诉奶奶时,奶奶一听说还是个女的,就马上骂我,你人倒霉命也倒霉,生每个都是姑娘,要你这个媳妇,损坏我们家的名誉。她反复骂,当时奶奶就想把她拧死,我后来就把她带回娘家。”

  罗生了第四个女孩后,她的折磨还没有停止。她告诉我们,“生了四姑娘后,有一次,我就回到娘家去过春节,因为那时四姑娘年纪很小,生怕奶奶不给带回娘家,这样我就独自一个回去。当时想,到娘家一个晚上又转回去,因为四姑娘还需喂奶,当我回到奶家门口猪圈旁时,正遇丈夫喂猪,看到我回来了他便说,丢着孩子不管,不是跑回去娘家了吗?还回来干什么?干脆把她拧死了。说着便伸手打我来。

  到晚上,邻居听到他打骂我太凶,就来看、来劝阻。等邻居回去后,他就在床铺下安放炸药,准备把我们四娘子一起炸死。”罗并不知道她的丈夫这么恶毒,当他告诉她的时候,她才知道。当炸药引子点燃的时候,罗向他乞求道,“求你了,可怜可怜孩子吧,即使你让我自生自灭,她们也是你的四个孩子啊。”在她不停的恳求后,她的丈夫才熄灭了药引。第二天,她的丈夫继续强迫她去山上扛柴,他自己却在家里睡懒觉。

  罗跑回娘家一年了,上几次跑回娘家三四个月后,丈夫就来喊回去,回去不到十多天就又被打。她这次跑出来,丈夫并没有来喊她回去。她说,“即使来喊,我也不走了。他那人本性难移,我回去也像原来一样被打被骂,说不定还会比以前打得更惨重。我不敢回去了,回去死哪里都不知道。”但罗特别担心她的女儿们,特别是最小的那个。她的丈夫和他的家人对女孩们都很不好,她告诉我们说,“很不好,前两个都是姑娘了,现在这个还是姑娘,他们就更看不起。

  这个小姑娘四个月时,她爸就准备给卖了。我和我的大哥、父母多次跟他讲,如果没有我娘家这边的亲人讲,这个小姑娘早就被卖了。”他对孩子们也很粗暴,罗很气愤地说道,“他那种人太恶了,就连孩子坐地下脏点点,也把孩子的头部溺在水里,太残忍了,有时孩子见到他就跑,太恐惧了。”她接着说,“他那人太恶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在他手下。他很少让我在家照顾孩子,老让我到坡上去干活,而当我到坡上后就把几个孩子打得很惨很惨,这样几次后,我家人都怕有一天他会打死孩子。

  每次我走坡上,都很怕( 担心) 几个孩子被活活打死,可他就是不让我在家看着孩子。每当我看到他把孩子打得半死半活的惨景,我上前去哀求劝说时,他不但不听,反而像野兽般向我打来。”(伤心哭泣)

  罗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例外,在我们收集的生命故事中,中年苗族妇女不断地分享当她们不能生男孩时的痛苦经历。国家的土地政策将中国农村妇女放到一个不利的位置,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政策( 例如计划生育政策等) 也对这些妇女的生存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她们甚至找不到一种逃脱的方式,因为国家政策和法律有时候并不能真正的帮助到她们。

  如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第30条“在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也因为脱离实际情况而被架空,而婚姻法的保障对于苗族妇女来说,也常常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难以落到实处。

  (二)农村贫困和家庭暴力

  许多研究表明生活贫困的妇女要比经济地位高的妇女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贫困会增加了家庭暴力的机会呢?是不是因为缺乏收入或其它伴随着贫困的因素例如生活上的压力与绝望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发生呢?根据Straus等学者的分析,对一些男人来说,生活贫困很可能造成家庭的生活压力,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因为经济上的不如意和事业上的挫折,使得他们无法实现主流性别文化对男性的性别定型——家庭顶梁柱的角色而带来无能感。

  这无能感和压力的出口通常是对妻子或孩子的暴力发泄。还有贫穷也会为婚内争执埋下种子,也加强了夫妻间争吵和感情的伤害。简而言之,家庭暴力发生经常是施虐者在生活上面对困苦和压力的回应。在我们的访谈中,当问到妇女们婚姻冲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它归结到诸如缺钱、少粮、没有子女教育费、房屋不好、工作机会不足以及其它经济的困苦状况。

  例如,来自P村的蓉,就坦诚地告诉我们:“每一年都不够,去租别人的田来种,买一部分。”“吵多,吵架原因是不够饭吃,没有衣服穿。”“是太穷,没有钱用,没有衣服穿就吵架。”来自同村38岁的阿宝也同样告诉我们她生活中的困难:“去年稻共有22.5分田种,去年全收完了,也不够吃,今年又多租4.4亩看明年够不够吃。去年有灾害,收成很差,粮食早吃完了,有4个月都缺粮。”

  当问到她们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她们会怎么应对时,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就像其它的村民一样,为了挣钱在城里做临时工。

  “孩子爸就去修村里面下去学校那条路得80斤大米来,还有去政府讨得80斤大米的救济粮。前几天又去修公路得180元去买得200斤大米来吃。昨天又去讨救济粮得45斤。”

  宝继续讲述她因贫困而吵架的故事,以下是我们跟她交谈的对话。

  问:“不够吃,不够穿,会不会造成家庭的不合?”

  宝:“有啊,经常吵架。”

  问:“一般怎么吵起来?”

  宝:“也都是为了吃不饱,穿不暖而吵起来。”

  问:“一般是丈夫吵起来还是你先吵?”

  宝:“是他,他骂我们母子只会吃(吃多了)不会算。我又说他嘴巴大了,才养不饱我们母子,还责怪谁。”

  问:“开始来的前段时间,没有发生吵架这些吧?”

  宝:“有,但也是为了吃不饱,穿不暖吵来。”

  从我们的对话中,我们也体会到男人并不是生来就是残暴的爱人。他们的压力、沮丧以及暴力的行为是社会性和处境性的。在中国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贫苦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导致冲突和殴打妻子。贫困会导致恶性循环,正如一些妇女提到当她们缺现金的时候她们会借高利贷。最后,她们不能负担偿还贷款,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例如来自M村的杨(年30岁),就谈到她们家因为不够吃,他丈夫借了约1000元的高利贷,因为利息高,还不清,闹到天天吵架。

  杨:“贷的,现在利息多,还不清,我们天天吵架。”

  问:“贷多少?”

  杨:“贷款壹仟多,每年去还利息贰佰元。”

  问:“还不清帐天天吵架是吗?”

  杨:“是,现在还不清帐,贷款利息越来越多,孩子用钱读书越来越多,就吵架,打架。”

  问:“是谁打架?”

  杨:“是我丈夫打我,他用开水烫我,现在全身有伤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问:“他打伤你后,有去买药吃吗?”

  杨:“不买,他去找一些草药来我吃,我那时太生气,他拿草药我不吃,就在床上,起不动。”

  问:“他骂你,打你,你有什么想法?”

  杨:“我想,这样的打打骂骂没有什么心思去干活,我只能为了孩子,如果没有孩子我早跑到什么地方去。”

  问:“打架后,你是否回家来告诉你父母和哥弟?”

  杨:“这是自己嫁来的,不是父母亲包办我来,我不好意思去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心我。”

  问:“他打你时,别人来劝?”

  杨:“他打我,我就大声喊起来,别人听到就来劝阻,他就不好意思打。”

  如果要在贫困的地区消除家庭暴力,一个不能忽视的行动就是根除贫困。当然,我们也不是无知到相信只要消除了贫困,家庭暴力就会自动的在中国农村消失。正如Smith提到,“女性主义阐述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暴力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反映:家庭暴力反映了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上以及在个人关系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因此 我们必须审视父权制文化和性别不平等如何生产和合法化了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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