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产、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

［编注：史蒂芬•方迪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社会和人类学系副教授。他是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下的工人民主》（Workers’ Democrac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一书的作者,也是社会研究学院的明尼苏达州移民劳工研究小组的主持人。联络方迪，请用电子邮箱sephilion@stcloudstate.edu。本文是方迪为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左派评论》所写的前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发生，危机中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部分人都聚焦于中国领导人怎样应对危机，尤其是人民币升值和从外 向型向拉动内需型的产业升级战略，而不是关注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受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影响，身处目前仍在持续发展的全球金融危 机中，中国工人阶级怎样形成、未来前途又在哪里，我们将予以特别关注。

从1949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平地讲，近20年来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就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全球金融危机则使这些变化更为 鲜明。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脊背上实现高速增长的，无论是国企工人还是私营、外资企业的新工人，他们才是奇 迹的创造者。

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全球生产相对过剩的形势，中国政府已经投入巨大财力物力用以拉动消费、刺激经济。然而，本期文章指出，危机并没有吓到中国的有钱人和政治精英，即便已经步入民工荒时代，他们仍能找到各种途径继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本期《中国左翼评论》的编辑们认为，需要重视研究的不仅是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工人带来的苦难，社会上对这一点的关注已经足够了。大多数关于国 企工人的研究，甚至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都理所当然的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评论家都采取了＂别无选择＂的态度看待以资 本主义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这恰恰是本期文献所针对的出发点。作者们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逻辑，以及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都不是唯一的选 择。作者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采取严肃态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为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他们也不否认毛时代存在的问题。 他们分析的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里，哪些成为今天的中国工人在拒绝向资本逻辑投降的时思考解决他们的危机的工具。此外，在本期作者们看来，中国工人实现 宪法所赋予的集会、请愿、组织工会等权利，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同工人们一样，他们没有将此作为工人们的最终目标和解决工人问题的根本。

自2008年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很多人都想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工人阶级会以更强的战斗性和更高的组织水平来应对危机。虽然中国一直在爆发大量集体事 件，包括工人组织的罢工、游行、请愿、堵公路、堵铁路等，人们或许对中国工人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危机的影响波及不同的行业。90年代末、本世纪初发生了大 规模的反私有化抗争，国企工人也努力超越一厂范围，从组织上扩大联合。同样的，当农民工显示出他们有能力组织罢工、并能够争取到更多合法权益时，他们也面 临如何将运动提高到更高水平的挑战。

本期文章联系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形势，认为以什么取代资本主义是未来运动胜利的关键。本期第一组文章有4篇，主要阐述毛时代 （1949-1978）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既给工人阶级的力量衰落打下了基础，也使得中国工人具有发展社会主 义意识、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力。

中国工人网《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一文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时期到当前状况的演变过程。在毛时代将近30年的时间 里，中国工人阶级都把自己当做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不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工作单位满足了所有基本生活需求，工人要靠单位过一辈子。

工人网同时认为，社会主义使工人免受资本主义市场剥削，但也使毛时代的工人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虽然文革是按照毛主席的期望发动的，目标是清除党内走资派，这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实是大多数工人并未投身这场运动。相反，文革中参加了运动的国企工人更多的参加了保守派，保卫当时党内的保守派和党的稳定。 到20世纪80年代，党内保守派开始市场转型，国企工人因缺乏同资本主义势力和市场的斗争经验，继续跟随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逐步的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工厂权力和社会地位。

很多文献都认为，工人阶级在毛时代被惯坏了，没有积累任何经验使他们在以后能策略性地挑战资本主义市场对他们的胁迫，这种结论未免太过简单。事实 上，中国工人阶级并不仅仅是党的驯服工具，而且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在这方面，韩西雅的文章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如果重新翻阅建国初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党内一 直有人在批评国企经理和工人之间的不民主关系。邓子恢就曾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努力推动让工人掌握更多的生产管理权。在这方面，韩西雅的文章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如果重新翻阅建国初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党内一 直有人在批评国企经理和工人之间的不民主关系。邓子恢就曾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努力推动让工人掌握更多的生产管理权。联系到今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在厂中 的地位，这些历史资源对思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韩西雅的结论值得引用：

……实际上是使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亟需建立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不能建立。这不 仅使工会脱离群众的状况总也无法改变，党、企业行政脱离群众的状况更加严重。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挫伤。广大职工离心离德，情绪 低落，使社会主义本来应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韩西雅第二篇文章分析在李立三和赖若愚受到批判以后，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探索并未停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直在进行争论，包括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 能使社会主义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以及以这种社会关系为基础如何推进工厂革新等问题。卡门•思锐亚尼在《工人的控制和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的经验》一书中指 出，社会主义历史既包括了官僚主义倾向强化生产管理中的等级关系，也包括了工厂如何民主化的辩论和以及为民主化作出的努力。从探索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替代物 的视角上，我们应该重新估量这些探索和创新。

工人网认为，即便说中国工人一度依附于党，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在80年代改革进程中忽略了他们的权力逐渐被剥夺。改革出台政策，鼓励国企工人为奖金而 努力生产，同时赋予工厂厂长和管理者更多管理权。国企工人虽然缺乏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但他们确实保留了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和深厚情感，这些塑造了他们对 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下岗大潮旗帜鲜明的抗争。

正是由于这份历史记忆，本世纪国企工人的抗争更多的带有反对私有化和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Joel Andreas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已经确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也将进一步深化。虽然中国为应对危机已经投入巨大的公共开支，对农民工 和农民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然而，正如张耀祖所指出，中国新工人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力量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新工人阶级包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工 人和技校毕业学生、提供技术型服务和管理的大学毕业生。新工人的这些阶层都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礼，并逐步产生了对社会的认知的转化。

本期的第二、三个部分主要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未来中国工人阶级将日益成长壮大，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同资方讨价还价涨工资的 “权利”。第二部分重点研究国企工人。头两篇文章分析了2002年辽阳铁合金厂工人反私有化斗争过程，该事件被外媒广泛报道，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鉴于辽 阳国企工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很多报道认为这个事件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派组织进行协调领导。然而，本期的文章描绘了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图景，辽阳国企 工人主要目标是反对自由市场化改革，其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辽铁工人斗争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深入的群众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他们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进行组织，在近十年来反私有化斗争中，这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广为国企工人所用。应用这种工人民主原则，其最终目的并不是独立工会，而是使国企重新成为 工人的家园，以消除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威胁。

裴海德进一步指出，辽阳工人的斗争仅仅是两轮国企抗争高潮的首战。第二轮抗争发生在2009年，其火爆程度不亚于7年前辽阳的情况。文章认为，这轮 抗争比辽阳更为深入，辽阳的运动组织在市政府满足工人要求后就消解了。文章突出了通化钢铁工人斗争的案例，强调当部分群体要求实现后，通钢工人仍在继续斗 争，不同群体的工人相互支持，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与上文相似，史蒂芬•方迪《中国国企工人通过什么权利斗争》一文对自由主义所讲的中国工人运动方向持批判态度。方迪认为，郑州造纸厂工人反私有化斗争说明国企工人不仅具有毛时代社会主义的记忆，他们也试图去延续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形式，由工人来组建合作社工厂。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争取到比通常自由民主资本制度所允许合法权利更多的东西（通常这要通过长期的与资本和国家的斗争才能获得）。对于这种有限权利可否成为工人用以解决根本性的失业问题、社会保障缺失的工具，更别说恢复工人的尊严，方迪（与下面的陈敬慈一样）持怀疑的态度。

第三部分文章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新工人（农民工和在高科技和服务行业寻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影响。沈梅的文章细致分析了金融风暴中，中国 的工厂主利用危机，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这甚至是在业主和媒体都经常提到的“缺工”的出口导向生产部门发生的。金融危 机给工厂主完美的借口，强迫工人“自愿的”离开自己原来的岗位。甚至当生产水平部分恢复时，厂主仍然不增加雇佣工人数量，而是想方设法让工人劳动更长时间。

新工人的进取精神将使中国工人运动的前景更加光明。今天农民工已经越来越难回到农村。潘毅和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一文认为新 生代农民工阶级形成所需的重要条件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多矛盾。主流文献往往把他们作为城市二等公民身份的经历与他们在工厂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日常体验切割开 来。他们的困境通常被理解为公民权的缺失，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当前的生产关系塑造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塑造并加强了他们城市二等公民的经 历。他们半无产阶级化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施展于工厂内外，没有为劳动者的长远发展进行任何投入。而这个矛盾—并非中国或中国的农民工所特 有—随着更多的农民工进入出口型导向的工厂为中国和全球的经济打工，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农民工正在进行斗争，同厂主争取工作岗位、对付老板的盘 剥，老板们也知道，指望工人通过辞工寻找新工作消解不满情绪越来越不现实。

陈敬慈《中国的阶级斗争：珠三角新工人罢工案例研究》一文，既是本期也是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一篇文章。在深圳市劳动服务中心 三年多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陈敬慈批判了“工人阶级消亡”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哪个地方，这个观点都站不住脚。与李静君等学者观点不同，陈敬慈指出：

国企工人形成的历史和物质基础与新工人有很大差别，不应将两者直接对比，而应从新工人自身的工作场所和社区斗争中做历史比较，揭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阶级意识的可能性和约束条件。

同样的，陈敬慈没有局限于观察工人在语言和表达上的差别，他发现即便农民工不使用“老板”等鲜明的阶级词汇描述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识别出对方跨国界的阶级基础，并以同样强烈的斗争性发起罢工反对他们的本国老板或外国老板：李静君（2007）聚焦于工人话语方式，将其作为新工人阶级认同的证据，与之相比，我采取分析集体行动进程作为阶级认同和团结的指标，我认为工人罢工是中国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分析工人阶级行动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使本期文章与众不同。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很多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包括文革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金融危机对新工人组织能力的影响、传统工人阶级和新工人的意识形态差别和共同点等。然而，这些文章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果基础上，将阶级、阶级斗争作为更广泛的革命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的。本期文章不打算为这些问题做出简单的答案，但承认这些问题的相关性，中国工人阶级会以更好的思想武装，将来成为社会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