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58年间的中苏关系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甚至与所有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国内战爆发之初便如雷贯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产党，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军队骨干军官当中是最早举起为人民事业而斗争大旗者之一。我也记得高岗的名字，他也是为共产党理想而战斗的老战士之一。当然那时高岗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我们开会期间不可能谈到他。而毛在后来把他描述成最坏的人。当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给出这种评语时，我不由得把他与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这样给所有亲近他的人坏评语的。我不知道他曾经表扬过什么人的优点。而且他不仅用恶言恶语对人评头品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他曾与之共事的人。列宁逝世后留在身边的人，大多数不在人世。这里让人隐约地感到毛与斯大林气味相投。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心灵相似，尽管不尽相同。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后来会增添何种色彩，他将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种灾难。

毛问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当中在讨论说应当把布尔加宁同志撤换下来，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满意。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了他，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毛离开后我们开始做一些人事变动而又未向他通报，不大合适。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坦率而又真诚地同他谈了我们党内问题，谈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关系。“你们打算提拔谁来接替呢？” “我们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虽然还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年）于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后任第一副主席并兼任苏联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曾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柯西金是谁？”我对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请您把他介绍给我！”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去谈话。毛希望认识一下将要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愿意今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离去。但自那时以来周恩来曾多次正式来访或秘密来访。他的到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和他很合得来，我们待他非常好，这些会晤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向我们通报中国的情况，他们那里一切都好，我们都很满意。那个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已告结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之感到兴奋。从前，每当我个人思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会预先设想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遇到哪些不可思议的困难。我可是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多么艰难。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贫穷、更破落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到处都以使用木制犁和锄头的手工操作为主。耕犁并不是户户都有。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搞集体化呢？

列宁说过，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中国不但没有拖拉机、煤油、干部，就连耕犁几乎都没有。但是，尽管困难很大，中国人还是拿下了集体化。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满足，所以当他们把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时，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从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项成就感到庆幸。

我已经谈过了有关中国的工业情况。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生产大炮、装备、飞机的国防工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乐于援助中国，而中国则对我们报以关注和友谊。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之极。在领导成员会晤时，我们可谓无话不谈，对于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毫无隐瞒。大家常常打趣，开怀大笑。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