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罢工到改选工会:2012深圳欧姆电子工人行动述评
工先网·业余编辑 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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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9日定稿
本文附件一:①罢工文宣:问题诉求总结12条(2012-3-30);
附件二:②《欧姆电子全体员工致社会的公开信》(2012年3月底)
不久前的3月29日至4月4日,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龙壁工业区-大发埔社区的日资企业欧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姆电子、欧姆厂)发生了一场罢工,700余名罢工者除了提出工资福利等十余条诉求,还特别提出“改选工会”。罢工之后,又从4月底开始进行了一连串工会选举,并于5月27日选出10名工会委员会委员,制造科科长赵绍波当选为新的工会主席,前任工会主席则落选。据报道,该企业工会改选的组织方为官方中华全国总工会旗下的深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5月27日欧姆公司的选举意味着深圳正式拉开了今年企业工会直选的大幕。(媒体通用的直选一词有夸张之嫌,因为工会主席并非由700多员工直接投票选举,而是先选出75个代表再进一步投票选主席。故本文统一采用“改选”或“民主选举”)
广东深圳进行企业工会改选的尝试,受到许多工人和进步青年的关注。对于进步工人与关注工人解放的进步青年来说,欧姆电子工人行动有何值得注意的特点?事件来龙去脉如何?怎么看待欧姆电子的工会改选及目前的新工会?笔者本身也是一名基层工人(与欧姆电子工人同样也在电子厂流水线上,一名小小的普工、作业员),近日利用业余时间归纳整理有关资讯、分享诸位,也提出自己一些思考,更面向欧姆电子工人提出一些建议,也欢迎工人和青年电邮本人、或微博上直接与本人交流。
(因为本文是根据各种新闻综述及多个工人的说法集结而成,有些内容仅靠个人主观的甄别判断、摘选,笔者特别希望欧姆电子工人及其他介入了工人行动的人士能够指点纠正本文的不实之处。)
欧姆电子工人行动的若干特点
综合甄别网络各方报道,欧姆电子隶属于日本欧姆株式会社,1996年以独资形式设立于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龙壁工业区,主要从事电子产品的组装、制造业,以基板安装、焊锡加工及成型加工为一体。一个颇有意思的内部背景是,欧姆电子厂罢工正时值刚刚被著名的日本松下集团收购,原总经理松田恰好于罢工发生第三天(3月31日)离任,新到任的松下总经理香川成为后来直接面对罢工及改组工会等问题的资方负责人。资方“换帅”对罢工前前后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占地面积1.2万多平米;据媒体报道该公司有850人,参与罢工的有700余人。在工厂密集众多的深圳,这样的厂在电子制造业里只能算一个小厂,但却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工人行动。但此次从罢工到改选工会的工人行动,可谓名不虚传,实则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和潜在的组织化特点,却也隐含了一定的问题。笔者将这些特点和问题归纳如下:
1)后来的报道及网上信息显示欧姆电子基层工人正如其他珠三角电子厂工人一样,在工作生活中有很大不满,员工离职率很高,“严重的人员流失率,早已困扰这家企业多时”[1]。该厂一当事人指出,3月29日开始的罢工大部分是自发的。如果没有普遍压力极大的珠三角工业环境与工人群体的长期积怨不满,后来席卷了工人乃至中低管理层(除人资和高管)的罢工是无法形成的。
2)欧姆厂罢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班组长等基层管理与一些技术人员发挥了核心作用。从罢工的诉求归纳、发言和谈判、与媒体及其他社会支持的联络,都有他们的身影。在3月29日早上罢工一开始时,现场罢工工人就一手一份打印好的《问题诉求总结》,在当地的龙壁工业城还出现了欧姆厂“全体员工致社会的公开信”,并流传到不少微博、博客和网站上。正是这些清晰的诉求归纳,使得罢工矛头集中、明确;也正是诉求的集体讨论和归纳过程,实际上完成了罢工工人有组织的自我动员和领导过程。(见本文附件)
3)在欧姆厂罢工中,基层管理在作为推动力时也体现出妥协性,而普通工人则显示出斗争到底的气概。在罢工第三天(31日)时,31日早上工人进车间刷卡被堵,无奈之下工人在车间和厂方谈判,厂方只答应提高若干班组长的基本工资,工人怀疑班组长被买通,愤怒涌出车间决定罢工到底[2]。当天各级管理层被公司高层分批开会瓦解,层层向下做工作[3]。工人还发现,原先参与罢工的保安也迅速转变了态度,疑厂方迫使保安屈从[4]。但普通工人的集体推动使罢工在4月5日一早依旧如前。
4)在欧姆厂案例中,从罢工到改选工会,这两个事件并非同时,而是一先一后,中间间隔近大半个月;这就给资方和政府赢得了主动迂回、引导制定游戏规则的充分喘息时间,也使工人有所不利。
这使得欧姆厂组建工会的案例,区别于2006年10月通过罢工建立的、而且是在罢工进行时建立的山东烟台澳利威工会。不过,澳利威工会是在工人妥协于资方及全总要求、排除先前的六名斗争积极分子(而且这些人已因集体行动被解雇)的情况下成立的,由缺少组织活动经验的生产一线工人形成工会委员及正副主席。但有利的是,欧姆厂新工会的委员半数以上是先前罢工的积极分子;另据龙岗区总工会宣称该公司承诺不对停工工人做任何处分[5]。如这些说法属实,则可以说在2012的深圳欧姆厂工会改选案例要优于2006的烟台澳利威工会案例。
5)微博、博客和网络转载在欧姆厂案例中发挥了一定的传播作用,它们使不受传统媒体关注的欧姆厂罢工首先得到扩散,而后又部分地迫使主流媒体不得不报道出来。但是应该注意到,除了突破主流媒体封锁、一定程度的信息扩散之外,这些新媒体形式并不能保证工人斗争的胜利,也比较难让工人斗争得到广大网友的有效声援。这既是因为网络影响的范围很有限,微博其实更有限(因为现在微博必须注册才能登陆,大多数网民仍不习惯经常上微博),也因为网络也与其他媒体一样,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着话语权。
目前在国内,各类工人事业参与者至今仍是舆论影响不大的一种次文化群落(包括自觉深入工厂做工人调查的大学生和老师们)。这个宽泛松散的群落,虽然其中不乏有人得到国家默许、甚至支持,但是他们对沿海-珠三角-深圳的新生代工人阶级的影响仍十分有限,如果幻想该群人能通过网络新媒体产生主流舆论那样的影响,那势必远远脱离实际。或许,欧姆厂员工还有待认识这一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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