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根源

也说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根源
暂时无派

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的死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道德的讨论。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连政府领导人也公开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是的，这些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社会出现大量触目惊心、人神共愤的道德沦丧的事例。败坏的社会风气使生活在“幸福广东”的人越来越没有幸福感，使生活在“和谐社会”的人越来越没有和谐感。

一般地说，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是由高低不同的两条准绳来维系的：高的，是它的道德水准，低的，是它的法律底线。三年前，我写过一篇题目为《一个只有“真小人”没有“伪君子”的社会，是一个堕落到底的社会》。在那篇文章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小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这里说的小人指的是非常自私的人，但不包括损人利己的人，我把后者看做为‘恶人’。而‘君子’呢？就相应为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较少私心的人，同样地，他们也不包括大公无私的人，后者在我看来就是‘圣人’了。按照我的这个‘分类’，一个社会里，恶人和圣人都是很少数的，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写这篇文章的我和看这篇文章的你，大概都属于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小人或君子。一般说来，君子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坚守着社会的道德高线；小人代表着社会的秩序，坚守着社会的法律底线……。小人和君子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今天和此地的君子，没准就是明天和彼处的小人。人之初，本无什么善恶之分，人的道德观念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决定一个人道德的因素，大体上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社会存在或曰社会地位，二是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教育对他的影响”。

其实，我们看到的道德沦丧，并不是今天中国社会独有的。读过鲁迅的《药》的人都知道，冷漠在那个时代就很普遍，读过他的《一件小事》的人也知道，那个年代就有“碰瓷”的老太太。即使在今天有人推崇的西方“文明”社会，类似小悦悦事件的见死不救也是存在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过绝对高尚的纯净社会，将来也不会有。但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中国的社会道德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处在一个非常低下的水平。我很欣赏我们那位政府领导人用的“道德滑坡”这个词，因为它比较形象、也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是从一个“坡”上不断下滑的、是每况愈下的。这种下滑的程度在多数国人的感觉中，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人类社会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道德滑坡呢？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滑坡的根源在哪里呢？小悦悦事件以后，我看到了不少探讨这个根源的文章，它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沦丧，根子在毛泽东身上，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上；是他和他领导的那场革命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这样说可不可以呢？没什么不可以的。但这种说法有一点不能令人信服，那就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尚事实上是很好的，比起现在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个时代好人好事蔚然成风，而今天做好事却要“自费”。即使在他逝世后的十几年内，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民风还是非常纯朴的。很难想象，一个在当时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促进道德提升的因素，会是今天社会的一个破坏道德的因素。因此，用这个原因来解释今天的现象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蛮横的。顺便说一句，也许是因为立场的原因，有些人很喜欢用一种偏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来判断和解释客观事物。每当人们对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提出批评时，他们都会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刻说这都是毛泽东的错，或者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错。在他们看来，只要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彻底将毛泽东妖魔化，中国社会立刻就会变成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了。如果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太容易说圆，他们就会补充说，不仅毛泽东，他领导的共产党整个就是一个土匪组织，马列主义就是一个邪教。如果还是说不通，他们就会连孙中山一起骂上一顿。如果有人用孙中山以前的例子来反驳他们，他们就会争辩说，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劣等民族而忘了自己也是个“劣等”分子。在这里，我想劝这样的人几句：这样做其实很不聪明，那会让你自己在争论中处于很被动的地位。试想，你今天为了证明改革正确而彻底否定文革，别人不同样会在某个历史时期为了证明别的什么而彻底否定改革吗？你为了证明西方民主正确而否定中华民族，别人不同样会用西方社会的问题而否定西方文明吗？马列主义不是邪教，起码它的辩证唯物主义会让你少一点尴尬。好了，这是题外话，到此为止。

也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沦丧，根子在改革开放上，在这个过程引导的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上。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是的，当一个社会将金钱定位为成功的主要标准，将享乐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时，社会的道德是很难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上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我们就可能不仅找不到真正的根源，而且会很容易将普通的升斗小民当成谴责的对象。在一个“森林法则”横行的社会，普通百姓的生存压力要大大高于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他们更容易表现出自我保护式的自私和冷漠，他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向钱看”，他们的“小人”行为也就更容易被人们感觉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就更容易让人失望和愤怒。比如这次小悦悦事件，那些冷漠的路人似乎成了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代表，成了人们发泄愤怒的对象。而那些真正造成社会道德下滑的人则会在这样的一片声讨中成为居高临下的道德君子，成功地逃脱道德审判。毫无疑问，私有制或私有观念是造成社会道德败坏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许多私有程度高于中国的国家，其社会道德要好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和社会道德的提升成反比。因此，将私有化说成是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似乎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更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沦丧，根子在社会的一些无良文人和一些法律“精英”的身上，是他们的不断教唆和鼓噪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道德沦丧的深渊。这个观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回看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没有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没有起到引导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作用，相反，却成了社会道德的腐蚀剂。但是，我从不愿意将他们当成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始作俑者。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主流精英们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水平起到任何的主导作用。他们不过是一群善于投机、见风使舵、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社会混混。为了一口饭，他们可以肉麻地歌功颂德，也可以无耻地造谣诽谤。在中国百姓面前，他们可以板着面孔称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排泄物前，他们立刻就会成为没有骨骼的蛆虫。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欺行霸市，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什么真理，而是因为当权者对他们的袒护和纵容；他们之所以能够挟洋自重，不是因为他们的鼓吹的“民主”真有什么道义上的力量，而是因为当权者和他们有一样的卖国心理却不便像他们一样直言不讳。将他们说成是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不是在批判他们，而实在是在抬举他们。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网络虚拟世界里，无论你自称自由主义者还是被人骂为“汉奸”，也无论你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被人骂为“脑残左粪”，在社会道德大幅度下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不是精英的“小人物”并没有独善其外。我们有权力批评政府，我们有资格鄙视“精英”，我们有理由谴责堕落，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们个人不是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我们自己都是罪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理由自认清白。

还有人说，今天的道德沦丧，根子在于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又不完全对。信仰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宗教是信仰，信仰又不止是宗教。宗教信仰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和道德的根基，一般的社会伦理和学说也可以成为社会的精神和道德的指南。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它自身的传统信仰，及至新中国的建立，经过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中国社会逐步建立起来了一个包括传统美德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德和追求大同社会的基本信仰。这个信仰是新中国头三十年的道德依据，是被实践证明具有公信力和号召力的。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曾经有信仰的，而对这种信仰的摧毁过程，也正是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没有信仰是符合事实的。也许有人说，中国过去的信仰是一种人类的自我约束行为，它无法与对上帝的信仰相提并论，因此也就很容易被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所摧毁，重建过去的信仰就无法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引进基督教。这样的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怎样做到真信？怎样避免真宗教假信仰呢？据说，那个几年前高调宣传“买房就是爱国”的某教授，就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上帝在听这位门徒祷告时会做何感想。也许，这种将魔鬼的内心用耶稣的名字包装的行为，就是耶稣诞生了两千多年人类的道德并没有明显提升的原因吧？在我看来，信仰不是一种简单的心灵皈依，不是一个简单的受洗仪式，信仰是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是对自己思想和言行的终身问责。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社会道德的坚实基石。

如果上述的几点都不是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将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摧毁得如此残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借助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总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今天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从执政党内产生的，因此，它先天就带有浓厚的权力特征。我在从前的文章中，曾经将列宁对阶级的定义做了修改。我认为，阶级就是大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其中的一些集团可以占有其它集团的劳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执政党内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掌握核心权力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将社会的经济成果和生产资料非法地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完成了上层建筑的隐性剥削阶级向经济基础的显性剥削阶级的转化过程，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利益集团，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遍及各个角落的诚信缺失，源自“永不翻案”的承诺和对这个承诺的彻底翻案；渗透整个社会的“笑贫不笑娼”的伦理堕落，源自有关“猫”的论述和对这个论述不争论的禁令。正是这个利益集团，败坏了共产党的信誉，豢养了一批文化败类，摧毁了社会信仰，颠倒了是非标准，碾碎了普通百姓的善良本性。它催化了执政党的灵魂堕落，一手将中国社会推到了道德的低谷。它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什么阶级，只要它想统治一个社会，除了建立法律系统，必然也希望有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体系。一个仅仅依靠法律而缺乏社会成员自律的社会，几乎是没有办法管理好的。即使是黑社会的“山寨”，除了规矩，也需要类似“江湖义气”之类的道德体系，即所谓的“盗亦有道”。那么，为什么统治今天中国的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将社会的道德体系摧毁得如此彻底呢？这对他们的统治有什么好处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这个阶级的过去、今生和来世。它的来源是共产党内具有很深的剥削阶级意识的投机分子，这些人参加革命其实和共产主义理想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打江山的目的是为了坐江山，坐江山的目的是为了吃江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将贪婪的本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与一般资产阶级缓慢的原始积累不同的是，官僚资本的积累来自公有财产的快速私有化，这个阶级的暴富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因此，它除了前述的浓厚的权力特征以外，还带有赤裸裸的掠夺和欺骗特征。这样的掠夺和欺骗，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卑鄙龌龊和见不得阳光的。这种法理和道义的虚弱又自然会给他们带来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这样的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能捞一把就捞一把的短期效应和疯狂行为。因为害怕被清算，他们必然会寻求国际资本的保护，故官僚资本多具有买办性和卖国性。很明显，这样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有比较高的道德水准的。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表现出某种合理性，他们除了在法律的制定上明显向有利自己的方向倾斜，同时也必然要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向最低的水平拉。这有点像武大郎开店，自己矮，伙计也不能高。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引起社会的道德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他们是不关心的，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退路。这就是中国各级政府有那么多“裸官”的原因。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名词，叫“带路党”。据说，这个“党”还分为汉奸和“左派带路党”两个殊途同归的支部。其实，在我看来，羡慕这个“党”和鄙视这个“党”的人，一个是在自作多情，一个是在凭空想象。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带路党”的需要，因为它的统治阶级本身就是“铺路党”。经济殖民地的道路早就从华尔街铺到中国的每个角落了，这条道路沿途路标十分清晰，外国资本是没有必要再花钱雇用“带路党”的。

在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一个部分叫若干个“代表”。这个有关代表的“重要思想”里有一句话，叫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文化，从广义上理解，就是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道德体系。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人们终于可以看清楚这个所谓的“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哪里了，它是指向道德谷底的。无独有偶，一些人最近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据说是专门研究“文化”的。这个洋洋洒洒的会议决议，其实只说了虚实两件事。实的和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其本质不过是又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变革的仍然是生产关系，目的还是分配。对这个部分的落实，大概又是“闷声发大财”之类的掠夺和瓜分，它的间接结果肯定是道德的进一步滑坡。虚的好像是直接针对文化的，但不过是一些美丽的空话。这些美丽的空话下面，掩盖的是统治这个社会的那些人无耻的灵魂。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事情，一小群最没有文化的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指导那些文化远比他们多的人去“繁荣文化”。这就像一小群站在道德谷底的人，对着还在坡上的一大群人号召着：我们已经滑下来了，你们也滑下来吧；滑下来，大家就都融化在和谐的烂泥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