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部分阅读杂记的后面,我提出了个论点,工人经济斗争的失败,会导致工人政治化,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但是,这并不代表经济斗争就没有意义,甚至经济斗争就不应该争取胜利。我不想在这里造成这个误解,所以特意强调一下。有工人的罢工斗争,都要支持,而且也期望工人获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第一章:绪论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由于本书写于本世纪初,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欧美的劳工运动趋向衰落,所以在一些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美劳工学者看来,劳工运动步入了普遍的危机。但是正相反,此时的中国正在聚集全球的资本。同时,中国的劳工,一方面国企老工人面对资本的进攻,进行着最惨烈的斗争(在这里不做过多论述了,只强调一点,老工人的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利益,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位置,让渡给新生代工人。由于市场中资本的越来越展现出其狰狞的力量,此时中国的小农生产在这种挤压下,最终展现为三农问题(当然对三农问题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不是本杂记讨论的范围),新生代工人也因此越来越依靠在城市里的收入。他们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经过这些年资本的聚集,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与之伴随的是劳工抗争的大踏步发展。而且可以明显看到,09年以后的工人斗争,无论是国企工人的斗争,还是沿海地区新工人的斗争,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回来看欧美,如果说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08年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斗争,都是零星的、松散的,那么随着08年危机,以及危机之后欧美各国高居不下的债务问题引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零星的斗争就逐渐汇集到一起,由危机引发,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联合斗争。资本全球化导致了欧美工人从社会契约中抛弃,从而受到欧美工人联合的波兰尼运动的猛烈回击(这里仅仅简述波兰尼运动的现象,后面会更清晰的解释这个概念)。 中国国企的老工人的下岗、买断,甚至包括退休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退休职工双轨制),同样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并没有汇入这个反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更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国企老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把斗争跟在岗工人的斗争(在岗工人的劳动条件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资本的来源不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斗争,这是工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基于单个资本的融合,即与同一资本的转出和转入相对应的,消解的工人阶级与产生的工人阶级之间,同这一资本的斗争的融合。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老工人与沿海地区新工人的联合,因为这之间的资本联系很微弱。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与之相反,欧美工人的波兰尼斗争就是单纯的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反全球化斗争,看不到这种融合。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也因此,欧美工人的斗争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有力支持,目前仍然只能保持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拉锯关系。当然,这种斗争状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革命的退潮。福利国家制度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是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一旦冷战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制度也就保不住了。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经济危机的深入,革命正在回潮,所以世界也必将再次迎来工运高潮。 那么就来看看经济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新的劳资对抗的结果。就像前面我把工人为争取其经济利益的斗争,和要求相应政治自由的斗争归纳在一起,这新的劳资对抗就和争取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结合到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韩国。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民主运动失败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就此直接进入工厂,寻找民主运动的现实力量,由此提高了韩国工运的水平,同时反过来促进了韩国民主运动。实际上这种新的劳资对抗,在上20世纪末遍及全球民主化浪潮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约翰·马尔科夫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 那么,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新生代工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工人,随着他们斗争的发展,会不会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者在斗争失败政治化后,会不会被右翼自由派所利用,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自由派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他们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并不希望有民主化运动。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关系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除了少数话题,基本上也都享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只需要安全的、”光荣的“实现宪政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再有什么运动、革命。民主化他们是期望的,但运动不是他们希望的,相反是他们害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这几年随着珠三角地区新工人斗争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而且在一些斗争中工人提出了建立自主工会的要求后,资产阶级立刻就有了反应。他们发现,新工人的斗争都是绕开了工会,完全自组织起来的斗争。面对这种斗争,他们只有主动去掌握工人,让工人的斗争变得有序、可控制,要用工会这个套子去套住这种毫无规律、不可控制的工人斗争。于是一方面,广东政府今年宣布推动工会直选,并且很敏感的抓住了今天三四月欧姆工人罢工中提出重选工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直选工会的典范;另外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积极投入到新工人的工会建设,集体谈判中。他们害怕工人的建立自主工会要求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于是主动实现”民主化“。所以,新生代工人有可能暂时被右翼自由派利用,但是由于自由派他们害怕运动,害怕工人在运动中觉醒,打破他们灌输给工人的民主幻想,而结果是制造出各种”民主“制度来限制工人真正要求的民主,工人们从而最终打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当然,实际上工人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对他们的蒙蔽,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同样试图影响老工人的意识。而工人阶级,从来都是在不断跟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跟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做斗争而走向成熟的。 上面这些讨论,是基于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发挥而出的,讨论的文字多了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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