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他本想到波恩大学任教，鉴于普鲁士反动政府不断迫害进步教授，他不得不转向报刊的编辑工作，决定以报刊为阵地，开始对旧世界的批判。 一、要无情的批判旧世界 马克思认为，杂志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反动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怎样才算无情呢？马克思特别做了解释：“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言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那时候，在普鲁士反动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是没有自由的，要想从事写作，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为了争取出版自由，一些进步的人士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0年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更是个很狡猾的家伙，他打着“保护”出版自由的幌子，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欺骗人民。新法令表面上似乎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温和多了，条件放宽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有些人以为这一下“天空出了太阳”，真的有了出版自由了。但是，马克思没有被法令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立即写了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来揭露它的反动实质，他一层一层地对法令进行分析论证，说明新法令逻辑上非常荒谬，内容十分反动，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仍然限制和取消了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要想取得出版自由，问题不在于改变或放宽书报检查制度，而在于根本废除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文章结束时写道：“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当时还只有二十二岁的马克思就从这篇文章开始，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国际歌》唱得好，“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小时候唱歌时，总是想不通“思想怎么会有牢笼”？现在我们知道了，书报检查制度就是思想的牢笼。今天，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能不能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呢？ 二、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 1842年10月，马克思写了一组评论议会讨论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事情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来因省的贵族地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掠夺了一些森林和草地。过去这些森林和草地都是居民共同使用的，自从被贵族地主霸占以后，就不让农民使用林木了。有些农民为了生活需要不得不到森林中去砍一些木材，为此经常发生一些争执。来因省议会就为这事进行了一次讨论，想制定一个法律来镇压这些农民。那些议员本来就是一些贵族地主或者是专替他们效劳的人，因此在讨论中，对于什么算做“盗窃”、如何进行惩罚等等谈得津津有味。有个贵族认为应当把到森林中去砍木材都算作“盗窃”，他说：正因为过去不算作盗窃，所以这种现象才经常发生。马克思在文章中驳斥说，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那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打耳光不算作杀人，所以打耳光的现象才经常发生，因此必须规定：打耳光就是杀人。这是多么荒谬啊！ 另一个议员算计得精。他说，在他那个地方的森林里，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它枯死以后，就把它当作枯树。按他的意见，以后拾枯树，捡枯枝当柴禾也应当算作“盗窃”。马克思在文章中愤怒驳斥了这种荒谬逻辑。马克思说，当然，在贵族地主看来，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一回事。但是，从法律观点看，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毕竟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这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都同样惩罚，那样的法律就是撒谎，而那些靠捡枯枝当柴烧的农民就会成为谎言的牺牲品。 议会还对砍伐林木作出这样的惩罚规定：“凡用利器砍倒和截断活树，凡用锯子代替斧头者，一律加重治罪。”马克思根据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尖锐地揭露议会只考虑富人利益而不考虑穷人利益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当涉及到穷人的利益时，他们就没有心肝，连枯枝和活树都不加区别，但是，当涉及到富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斤斤计较，连锯子和斧头也要加以严格区别了。 尤其荒唐的是，他们规定把孩子们在树林中采集野果和草莓也算做盗窃而加以禁止。马克思就特地为贫苦的孩子们辩护。他指出：孩子们采集野果，挣几个零钱，从古至今就这样做。这是贫苦孩子们的习惯权利。从议员们所说的情况看，有的地方确实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利。野果、草莓本来是公共财产，穷人的孩子不能到森林中去少量地采集，而富人却可以成桶成桶地运到国外去卖钱。这是什么法律啊！马克思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 马克思就这样通过《莱茵报》为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同反动的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据说“编辑是‘无冕司令’”，那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句古老的民谚，难道不是对某些网站的讥讽吗？马克思“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榜样，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三、绝不向反动政府低头 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后，《莱茵报》成了当时反对专制统治最激烈的一家报纸。订阅《莱茵报》的订户迅速增加，10月份还只有八百多户，11月份就有了一千八百多户，到12月份又增加到了三千四百多户。这种革命倾向使普鲁士政府怕得要命，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更使政府大为恼火。反动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下毒手来迫害《莱茵报》了。1843年初，普鲁士政府借口《莱茵报》“没有经营许可证”，就下令禁止该报继续出版。命令规定， 马克思清楚的知道，这是普鲁士反动政府害怕革命舆论而采取的一种镇压手段。政府提出查封报纸的理由是可笑的，《莱茵报》已经出版了一年多，如果没有经营许可证，又怎么能够出这么长久呢！政府查封《莱茵报》的命令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抗议。许多人集会签名。摩泽尔河岸种葡萄的农民也纷纷请愿，他们在请愿书上说：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是否散步过谣言，诽谤过当局，但是我们知道，它所写的文章都是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命运的真实情况。 可是，《莱茵报》的一些股东被政府的命令吓破了胆，他们本来就是一些胆小怕事的庸人，一听政府要查封报纸，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马克思作为主编也参加了。会上，这些股东要求报纸改变“调子”，不要那么激烈，最好放弃反对政府的立场。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挽救报纸的命运。有个编辑在会上还埋怨说：过去《莱茵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引起当局的不满，而从11月份起竟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以致引起了这样一场灾难。意思很明显，就是反对马克思当主编期间的办报路线。马克思当场对他进行驳斥，并对股东们的投降立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是那些股东们都不愿意听马克思的意见，一心想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实在不愿再在《莱茵报》工作了。 于是，马克思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坚决退出这个准备投降的《来因报》编辑部。马克思认为退出以后可以更自由的进行革命活动。当时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坚决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 1843年 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在克罗茨纳赫积极筹备创办《德法年鉴》，并在与卢格的通信中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任务，提出把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世界提供一个真正斗争的口号。 正在这个时候，狡猾的普鲁士政府改变了手法，企图用名利来收买马克思。普鲁士政府通过马克思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政府里当枢密参事的艾谢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建议马克思为政府干事，还说可以给他一个“肥缺”，这就是要马克思放弃革命，投降反动派。但是，马克思不为名利和地位所诱惑，丝毫没有动摇革命的意志，反而决定提前出国了。 对付革命者，历来的反动政府总是熟练的玩弄着反革命的两手的，这是前代的反动政府遗传给后代的反动政府的传家宝，当然愈玩愈熟练了。但是在马克思面前它们都失去了作用，所以，我不由得万分敬佩马克思。 四、把热爱真理的人团结起来 19世纪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的、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深刻理解工人运动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必须在革命理论指导下才能健康成长。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首都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给通讯委员会制定的任务是：通过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通讯，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了解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批判错误观点，逐步统一认识，以便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下，把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为建党做好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该通讯委员会选出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利普·日果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个人建立联系。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建立了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通讯网，把英、法、德、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如德国的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斐迪南·沃尔弗以及“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帮助下，加深了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成为了建党的重要骨干。 经过通讯委员会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组织的调查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造“正义者同盟”上，后来经过对魏特林学说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终于把“正义者同盟”改造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的、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 真理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革命更需要学习。特别是经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必备的素养，也是一个人是否热爱真理的标志。网站能不能给网友们提供这些素养，能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应当是网站的生命。马克思就曾大声疾呼，“把热爱真理的人团结起来”！ 共产主义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不学习马克思，我不相信会有共产主义。 参考书籍： 1.《马恩革命故事选》（红旗漫卷西风 于 2008-5-14 20:53 编辑 。下载于“马列毛主义网”）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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