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重庆问题

再谈重庆问题

编注：该文初稿是恽仁祥同志在今年4月初完成，后因形势变化未及发表；现恽仁祥同志根据几个月以来新的形势，对该文做了修改。现将该文的修改稿发表出来，以飨读者。据了解，恽仁祥同志是革命先烈恽代英同志亲属。在这篇文章中，恽老既对左派中无原则派仗的作风进行了坦率批评，也对重庆实践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值得所有马列毛同志学习。

本文于4月6日上午12时完成，发给了旗帜、乌有和红色中国三个网站，但午饭后打开网站，前两个网站已被关闭，晚饭前红色中国网也被关闭。现对原文作了一些修改，予以发表，欢迎批评指正。

《关于重庆问题》一文发表后，谢谢不少同志从各个侧面关注并进行评论。我在文中强调了通过重庆问题，我们应很好从中总结岀几条经验和教训，是很有价值的。这个问题是王立军问题出来后，我同几位老同志商谈多次，表示我下决心要写的文章。我认为革命派中一些同志打派仗的问题应当尽力劝说尽快停止，促进团结。这就是写那篇文章的中心目的。

由于我的水平问题，写不好这种文章是客观事实。但也决不会认为对打派仗谁就能一劝就止。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讲那么多话、发那么多文件都沒有劝说住，我算老几。我在此首先谢谢大家的评论，特别是批评。我可以告诉大家，看了赞扬那篇文章的评论，我沒有高兴得跳出来；但对批评 —— 我在文中说重庆的改良同巴黎公社虽有很大差别，但如何对待重庆问题可借鉴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 ——  对此有人批评说我“别有用心”，我看了这条评论高兴得跳起来，并立即给一位老同志高兴地通报了这条评论，两人不约而同在电话里愉快地大笑了起来。

写这种文章，沒有挨骂的思想准备，就太天真了。因为我自己有几两重，自己很清楚，谈不上有水平，只能说有不希望革命派内部派斗不团结的愿望，别让走资派一旁看笑话。噜苏地表达这一点愿望，这个愿望是好、是坏，由大家评说、由历史去检验。我决不拉偏架，但有一点我得明讲：对打派仗的老同志应当要求严一点，对中青年应宽容一点。其道理似乎不用我解释。但我决不介入这种派斗，凡有搞派斗兴趣的，我也决不指名道姓批他，或者说不听劝就拉到。仅劝他们不要斗，不听劝就斗下去，反正谁也管不了谁，地球照转，太阳照样从东方岀来。讲了这些，再谈重庆问题。

在王立军问题出来后，我己经表明，对重庆的改良，应持的态度应是正确引导，指明此路不通。近似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在不具暴动条件下劝阻。但重庆的改良遭走资派扼杀后，可借鉴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失败的态度对待重庆事件。不能跟了走资派、文痞们幸灾乐祸，更不能落井下石。即革命派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个处理原则，值得革命派研究。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正确对待张某某同志，应赞扬他几年来宣传重庆经验所作贡献。对此有的同志可能想不通，但只要认真学习分析研究毛主席团结同志的讲话、论述和实践，具备毛主席团结同志的胸怀就一定想得通。仅补充一句：如果要搞纯而又纯，贺龙同志绝对不会成为元帅，而会是王佐、袁文才两同志的结局。

毛主席的成功，同他能有旁人不具备或难具备团结同志的胸怀是分不开的。还应看到，因为走资派扼杀重庆得民心的改良，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起重大事件。在走资派扼杀前和后，重庆的问题发生了质的跃变。关于这一看法，我预计在革命派中不一定都能认同，但我认为我这一看法，值得同志们探讨。

但不管前和后，对待重庆问题，着眼点应摆在重庆人民。为什么几个领导人一指点改良，重庆人民就积极行动起来？说明人民有这个要求、还具备这种力量。但重庆又在全国一片修的包围之中，即或改良也步履艰难。所以我才说重庆取得任何一点成绩都来之不易，都要冒着风险。我有一句话，有的同志可能看了不高兴，这句话是“我就不信谁能一到重庆，就能把重庆搞成井冈山第二”，这句话的含义谁也清楚，不用解释。这无非是希望看问题客观一点、现实一点。

中国被折腾成今天这个腐败相，积重难返，不可能指望一夜过来就回到社会主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自如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之类一夜把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的例子有几十个。但至今未见复辟了资本主义能一夜回到社会主义的先例，而是几十年沒有一个回到社会主义。因此，由社会主义复辟成资本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都在摸索、探讨重回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改良的路基本可以结论：此路不通。但不排除始于改良，而转为革命。当然也存在成了改良主义的危险。其它的路，统治阶级能让你公开、合法研究吗？无产阶级从领导地位被镇压到了连讨论革命的平台都沒有了，凭某些人的冲动就能革命立即成功？承认这是现实，就会看到重庆改良取得的成就。还得重复一句，看重庆要站在重庆人民的立场。但这并不否定个人起的历史作用。如果总结教训，有些同志一味宣扬、拔高个别人的作用，而看不到重庆人民的作用。这种思想方法，就必然是把重庆这段历史捆绑在一两个人身上，当走资派把一两个人一压迫，那些把重庆说过头的就好像“输了理”，3.15后一言不发。这个教训，不仅某些人该吸取，我们都该吸取。任何事物搞过了头就是谬误。

另外，走资派这次涉及对待重庆问题的讲话，前后一再恶狠狠地诽谤文革？难道不是把重庆问题同文革连在一起吗？何况这几年走资派早就说重庆在搞文革，宣传得全世界皆知。重庆是不是搞文革，这个问题没必要讨论，只要不是白痴，谁都不会把重庆的改良说成文革。但走资派因认为重庆搞文革而把它镇压下去这是事实。也可以说走资派造谣说重庆搞文革而把它镇压下去。面对如此现实，革命派该怎么对待重庆问题？

我不想说得太多，仅讲几句：什么是革命派？我认为革命派就是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党(无产阶级共产党而非修正主义党)，拥护社会主义，而且不惜一切捍卫和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履行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联系实际，正确对待文革、捍卫文革这个坎避不开。因为毛主席后半生很大的精力都用在文革。文革也是走资派最痛恨的。因此，走资派以重庆搞文革的“大罪名”镇压重庆，而我主张在重庆问题上革命派不能跟着走资派幸灾乐祸，更不应落井下石。这个意见，我还是建议那些不赞同这个建议的革命派同志们不妨再考虑考虑。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最坦率讲一句，是否也关系到人品问题？何况早有报导，基辛格到重庆一看，就惊恐万状，表示非把重庆搞掉。不管此消息是否属实，但走资派搞掉重庆难道同美国无关？不值得研究？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3.15以后，关于重庆问题的说法，版本很多，有的同志相信了某个版本而说了不一定合适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在这谣言满天飞、指鹿为马的世道，谁能保证从不受谣言所骗。

最后一个问题是希望有较多革命派就重庆问题，能坐下来总结出一点东西来，把走资派镇压重庆这件坏事，把它变成好事，让革命派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少走弯路、而取得更大成绩。尤其是如何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革命，在当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发表的文章，如果能够劝说一个人从打派仗改为不介入派斗，我就心满意足，减少得更多，我就更满足。如果我的文章，造成打派仗的人反多了起来，我心甘情愿向大家作深刻的检讨。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同志们考虑一个问题：革命派内部打派仗的高峰，正好发生在走资派请来佐列克这个帝国主义走狗干涉我国内政、正好发生在走资派镇压重庆的前夕。对此，我不知道其它同志怎么看，我看了这时候革命派内部你死我活的派斗，非常痛心。我坦率告诉大家，凡派斗的“大作”我都只看大标题和小标题，我就装聪明：无非是把别人搞臭，自己一贯正确。为此有人专门搜集的马列语录，我一个字沒有看。我也是装聪明：这类“学问”文革期不仅见多了，自己也干过。

但是几百条网友跟贴，95％以上的跟贴，我一个字不漏全部拜读了，所以我才在前篇文中说：派斗的双方沒有羸家，双方都受伤害……。其实这也是文革中结论：亲者痛，仇者快。打派仗就是辛辛苦苦犯错误。我再次希望，文革中错误不该再犯，人总是多一点好。梅俏同志最近的文章提醒重视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的问题：不能团结中央大多数同志。江青同志这一教训，我们都该牢牢记取。因为教训极为深刻，可以说是血的教训。还希望大家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捡起来，不仅要经得起赞扬，看了赞扬不漂漂然；更要经得起批评(包括被骂)，而不一批一骂就跳，真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容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不容易。这都涉及到世界观的改造。让我们共勉！！！

从走资派、卖国集团大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时候，同帝国主义里应外合阴谋制造了重庆事变几个月后的今天看重庆，问题就清晰了。仅从官办报纸公布的几条新闻：其一是这几个月重庆的“派岀所”又增加(“恢复”)了100多个；其二是在重庆事件前出逃的200多“私企业主”又返回重庆(注：这两个数据都是凭读报后的记忆，不一定太准)。这两条报导的消息，本意是指控原重庆领导人的“罪行”的。但恰恰是这两条消息揭开了两大重要问题。

其一，说明重庆事变前，社会安定，用于“维稳”对付老百姓的警力，大量缩减，缩减到仅用于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等，许多公安干警同群众联系密切并交了穷朋友。重庆事变后，社会治安高速恶化，所以高速猛增警力，仅派岀所就增加100多，从互联网报导靠大量警力镇压重庆事变后群众抗议游行、罢市等，恢复为走资派、卖国集团“维稳”的武装功能。其二，200多外逃资本家返回重庆，这件事值得革命派深入研究。这200多资本家为什么在重庆事变前外逃囯外？外逃的性质是什么？走资派、卖国集团造谣说重庆“搞文革”，但谁都清楚文革期不存在大量资本家外逃，即便是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沒有因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外逃的，这个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但为什么重庆事变前，重庆当时实施的任何措施和政策沒有一条是触犯守法经营的资本家利益的，相反倒有资本家看病等享有优惠政策，反而岀现了200多资本家外逃？

重庆事变前，众所周知：重庆反腐、打黑是很果断的。200多外逃资本家，无非就是作恶多端、心里恐慌而逃。因此，200多外逃资本家，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带罪外逃、投敌。作其它任何解释都与理不通。重庆事变后，200多外逃资本家返回重庆，一些官办媒体为此大肆宣扬并以此“讨罚”前重庆领导这一事实说明：重庆事变后的重庆又适应不法资本家大肆非法的条件。与此相对的是重庆人民的反抗一波接一波兴起。

从这些生动的阶级斗争事例，站在今天看重庆事变前的重庆，革命派一定会减少不少不该有的争议。总结重庆的问题，可以说少数“左派”从“左”或右两方面都对重庆事变前得民心的一些措施干了些帮倒忙的蠢事。反倒是走资派、卖国集团镇压了重庆，让全世界无产阶级擦亮了眼睛：“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判定了重庆的是非。

恽仁祥

2012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