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是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而革命到底的政党，还是如西方为少数人谋利，过客式的执政党?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第二代始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1952.6.14，毛泽东针对我党进城后子弟待遇与平民子弟的差异，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1958年，中共已执政八年多，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中共干部队伍中的权利蜕变现象。早在1957年春，毛泽东已经动员民主党派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党(后来在痛击极右中被污蔑为“引蛇出洞”)，在1958年8月19日，提出“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
七、八年，西方执政党任期一般也是这个周期，毛泽东据此总结出的，被东西方共同诅咒的“七、八年来一次”，恰恰反映了人类对权力保质期的共识。而“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则是中国数千年的智慧观察。
1959.12.16，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中，毛泽东联系到自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后，苏联修正主义蜕变，他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提出主张时，始终以身垂范。这是和主客观分离，言行不一的修正主义者最为鲜明的区别。1963.1.4写信给爱女李讷：“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秋天百川灌河，河伯盲目自大，以为天下浩大壮观之水都归集于己。他顺流到了北海，看不到海水的尽头，方知自己渺小，于是望洋兴叹。
上世纪60年代，进城的干部子弟逐渐成年，毛泽东已经把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和修正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1963.10.18，毛泽东提出，“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
这一时期，爆发了文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防范重点，一是把握现状，二是警惕未来。
1966.10.15，审阅陈伯达送审的讲话稿，稿中说“高干子弟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
1967.5.28在《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报告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年谱》同日记载)
毛主席去世后，人民群众看到，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理直气壮地从政治、经济、组织任用等方面给部分他们认同的高干子弟特殊化，“太子党”成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热议话题。这种特殊化并未仅限于老干部，新生代如令计划等人也继承了这种特权，直到老帅儿子站台，领导人外孙女婿构成的官商巨鳄安邦被托管改组。
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更大的，正是毛主席不幸而言中的，“反革命复辟的祸根”。同为干部子弟的蔡霞、任志强恰好提供了一对生动的标杆人物。我们可以不完全归纳一下蔡、任的反革命复辟特征。
他们公然号召颠覆父辈打下的江山。蔡霞更具有欺骗性，以“党建”为名，马相西魂，欺骗大众，力推“转型”;被开除出党后，诅咒中共为“黑帮”党，原形毕露。任志强在公开场合扬言“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到”，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口号骗了几十年……。
蔡和任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均69年入伍。文革中后期在部队度过，他们在八十年代，全盘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基本特征是，继承了父辈中相当一批人头脑中的民主革命派思潮，直至走向公然背叛。
民主革命派对毛主席的态度是矛盾的。首先他们是抽象肯定，他们不得不肯定，因为这是带领他们打天下的旗帜和领袖。其次是具体否定，特别是对继续革命理论，绝不容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绝不容忍。这种态度在他们的忠实子弟中，蜕变为完全否定。他们没有父辈那种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毛形成的敬畏，只是放大了对毛触动了他们特权奶酪的仇恨，疯狂反毛。中国革命与建设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不足和失误，有各自原因，并不影响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民主革命派子弟和沉渣泛起的极右势力结为同盟，特别渲染毛泽东晚年时期出现的三分不足。
毛主席在世时，对民主革命派可以有个约束。当失去约束，又放弃读马列和自我改造，他们的历史唯心史观就大爆发。他们是形而上学者，不懂得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627页)，用调和、折中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他们不读书，不懂马列，但又不得不接过旗帜口号，因此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实用主义，是实践、认识主体由社会、人民修正为权力者的真理检验标准，政治武器是实现砍旗为客观效果的反对“两个凡是”。
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派的三岔口。一方面，全党全民族渴望实现四化，赞成毛泽东指出的“法国派好”(《毛泽东年谱》，1974.10.20)所指代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借鉴式学习吸收，而民主革命派挥霍毛泽东生前领导反霸争取来的和平时机，走入有所掩饰的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的歧途。他们不容忍改旗易帜，固然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更和维护他们特权有关。民主革命派的唯心史观，只能把改革开放引导向资本主义化，把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实践证明他们是客观走资本主义派。
干部子弟中的一小部分，忠实地继承了这一思想衣钵。他们先是凭借河伯之狂妄，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任志强赤裸裸的站在富人阶级立场上，维护富人利益，无视穷人权益，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凶恶的代言人。蔡霞则打着党建的旗子，在马克思的自由人学说中抽去阶级斗争内核，从而把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混为一谈，扬言一要“抛弃我们这个体制”，二要“抛弃我们这个理论”，重蹈欧洲社会民主党老路。任、蔡的自由观，和特朗普蓬佩奥的自由观是同旋律的二重唱。
任和蔡，任是前锋，蔡是后卫，任蔡哼哈二将，是民主革命派演变的必然结果，是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内部力量”之一。
中国革命老一代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派。民主革命派中凡读马列认可思想改造的，联系苏联东欧复辟，把信仰坚定变为实践，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派，如王震提出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习仲勋提出“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超越民主革命，而陈云和李先念对走资派的议论，张爱萍的反唯生产论和对赵紫阳的有限抵制，彭真的四项原则要高于改革开放等，反映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觉醒，继承这种思想体系的干部子女，是绝大部分，他们理解毛泽东的“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毛泽东文集》第8卷289页)，他们坚持奴隶史观，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做继承前辈理想的红二代。
对民主革命派中的客观走资派，我们缺乏一个系统的认识，结合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逐步具备盖棺论定的条件了。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62页)，列宁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者参加企业和国家管理为中心内容的继续革命，毛泽东领导了前无古人的实践，习近平以问题导向恢复矛盾分析法，提出刀口向内，自我革命。任蔡二人，试图把个人受惩看成与某个人的矛盾，他们自己刻意掩盖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自然不承认他们处于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地位，这是他们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