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月革命发生的合理性

　　03　　两种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基础上的重叠是一个规律，但重叠不能成为否定后一（新）社会形态产生的根据

　　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基础上的并存、重叠，造成后一进步社会形态的技术基础不足的外观，这种外观被某些人拿来作为否定新社会形态形成的合理性的根据。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基础上的重叠，其实是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常态，是一个事实、一个规律。

　　马克思曾经谈到“经济社会形态”在形成中的重叠，指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了水力和风力 (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力和畜力)。但是，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不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的性质，不形成像傅立叶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枢纽’。最伟大的发明——火药 、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如同钟表(一种最奇异的自动机)也属于这个时期一样。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最天才的和最革命的发现，同样也属于所有机械观测工具都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马克思接着说：“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 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经济社会形态”概念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指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有时也称其为生产方式，如“机器劳动”)。相对于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技术社会形态”(包含作为“生产形式”的基础的“工艺技术”)。马克思的这段关于“经济社会形态”产生中的重叠现象的阐述，对于我们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经济社会形态适应技术社会形态的规律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往我们对“两个规律”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即不能在发展中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在认识上就把作为二者关系演变、发展中的暂时的并且典型的“适应”关系固化了，把它当作二者之间关系演变、发展的常态。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在发展中总是表现为三个具体的阶段，即基本适应、适应和基本不适应。这个基本不适应阶段也是二者冲突发生的阶段，是孕育革命的阶段。假若我们在认识上把暂时的典型状态的适应阶段当作二者的总的关系状态来看，其结果就不仅把前后相继的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看作截然对立的，而且也把它们的共同的物质技术基础即同一的技术社会形态看作截然对立的，而看不到实际过程中一定时期两种不同经济社会形态是以同一性质的技术社会形态为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的，也就是不能理解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一定时期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并存、重叠现象，从而有可能进一步产生高一级的经济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低于其应有的技术基础的误解，并从中得出高一级经济社会形态由于其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不足而缺乏合理性的结论。

　　那么，上述前后相继的两种经济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并存、重叠这一现象是否真实呢?它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结合近代以来从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和应用为标志的产业革命到以电的大量生产和供应为主要标志的电气化产业革命，再到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主要标志的电子产业革命，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演变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表达方便，根据它们对于相应的经济社会形态的作用或意义，我们把技术社会形态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基础性技术社会形态、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例如，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现与结合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就是它的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同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则又是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因为正是它所代表的生产力和由它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摧毁封建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以电力的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是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它则是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电工技术和电气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强大物质力量，也是推动十月革命发生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一次产业革命或哪一类型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形成时期，都发生着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形成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有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区别只在于在这种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封建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处于危机和瓦解的过程中，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则处于形成和发展时期。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前者处于危机和瓦解过程中，后者则在形成和初步发展过程中。从以上事实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所谓不同经济社会形态在相同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重叠，总是发生在技术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和第三阶段，即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阶段和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阶段，而与发生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两次重叠相关联的，则是前后相继的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比如，就第一次产业革命或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蒸汽机和纺纱机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而言，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手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工场手工业，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大机器工业。在手工业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与封建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在大机器工业阶段，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在今天，这种并存与重叠延续到了电工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阶段。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种以并存、重叠形式表现的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而在具体意义上，它是一个同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在其不同阶段上“支撑”三种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事实。而如果我们对这种事实不能够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就极易把这个事实看作一种脱离常规的偶然的现象，甚至将其当作一种假象。因为按照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关系的非历史的理解，所谓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技术社会形态对经济社会形态的决定关系，就是一种排除了基本适应和基本不适应状态的完全“适应”的关系状态，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承认和理解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有三种经济社会形态并存、重叠的事实，相对于第一种经济社会形态，误解在于，以为对它的革命是不必要的，似乎它还有其存在的根据;相对于第三种经济社会形态，误解在于，以为对它的革命是无根据的，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两种误解的认识论根源都是把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正常关系理解为一一对应的关系，把暂时的可变动的“适应”阶段或状态理解为僵死不变的并且是一以贯之的阶段或关系状态。总之，这些误解都在于不能历史地和具体地理解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把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重叠看作“起作用的普遍规律”。由此，我们才说，尽管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还不具有这种经济社会形态所要求的一般水平，还处于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但这是社会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暂时过程。

　　04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

　　十月革命是在俄国发生的、反映俄国历史发展方向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所以，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对世界历史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光荣属于俄国无产阶级。

　　十月革命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世界性的伟大历史事件。十月革命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革命。十月革命的发生既是俄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世界矛盾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由于在一般意义上，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样“变成了世界历史”，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而且在于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的结果，它先天地就是世界性的，并且它还不仅仅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存在形式，而且由于它把各个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而也把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世界化了。列宁发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绝对规律，并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者数国首先胜利”的论断。而首先发生革命的国家，列宁认为可能正是处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国家，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列宁的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的革命的认识，都必须投以世界性的眼光，从世界历史进程、从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从世界被压迫国家和民族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从革命发生学角度来看的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十月革命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一些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带动下发生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割断同十月革命的联系。它们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发生的革命。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决定了围绕它所发生的争论也是世界性的，是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一斗争的核心始终是社会主义产生与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资产阶级明白，要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现实社会主义的起点入手，颠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其实，关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根本上并不是十月革命发生的条件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是否具有发生的历史机遇的问题，而是它该不该产生与存在的问题，是它的出生权问题。所以，关于十月革命问题的争论，拘泥于它的发生学的问题，在革命发生的条件和具体表现上做过多纠缠，是不明智的。

　　可以说，列宁关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出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者多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是认识、承认十月革命发生的合理性的基本理论根据。列宁的这个结论正是从对世界历史形势的分析中得出的。把十月革命看作一种世界历史现象，就是要把关于十月革命的肯定或否定的意见的是与非，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认识和检验，而不能仅仅从十月革命或社会主义在俄国、在苏联的命运来判断。无论如何，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

　　作者：梁树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3]〔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