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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从未真正远去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当代启示 ...

2020-9-11 22:4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043| 评论: 1|原作者: 王锐|来自: 经略网刊

摘要: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一定是体现了具有深度与广度的现实感,能够使人在古今之间展开思索。就此而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确实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体现出深刻的洞见,因为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虽然多次改头换面,但从未真正远去。



理论界要解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个要同它做生意,要利用它的投资,和它来往。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来得到好处。这方面的解释,理论界多少讲了一些。但是虽然要开放做生意,世界毕竟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它对社会主义又要搞和平演变,对第三世界要控制。后一个方面,理论界说得很少。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当代启示

  文|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海内如今传战斗”。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许多人在谈论如今的中美关系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更引起笔者兴趣的是,这个概念的发明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里,建议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充分注意历史的维度。他提到自己曾和史家尼尔·弗格森提议白宫应成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倡导“应用历史”,这样有助于“从当前的选择或困境开始,分析历史记录,以提供观点、激发想象力,找到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的线索,提出合理的干预措施,并评估可能出现的效果。” 在他看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研究中国,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如何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挑战’的?”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对中国而言,最为关键的或许不在于跟随作者所创造的概念亦步亦趋,以至于在战略思考上丧失主体性,而是应当重视作者所提倡的思考当前国际形势的切入点,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理解中美关系。

  话又说回来,其实作者的这个主张对中国而言并不应感到陌生。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编撰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与喜爱,可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罕有其匹。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中国古代史学的典范之作《资治通鉴》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古人研究历史、叙述历史,固然是在追寻一个时期历史的本相与全貌,但同时也希望借助历史的智慧来“资治”。比如就对外关系而言,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到《通典》中的《边防》,及至清代道咸时期盛行一时的西北史地之学,前贤叙述这些史事,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历史的梳理,为当前如何处理边疆地区的政务提供参考与借鉴。

  到了近代,这一情形体现的更为明显。对时代变动有极强敏感性的梁启超,在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一文里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 换言之,近代中国遭逢西方势力的入侵,为了振衰起微,必须在政治上有所兴革,以此建立富强之基,来与“西人交涉竞争”。这表明,随着中国日渐被卷入由近代东西列强帝国主义扩张所形塑的世界体系,时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思考中国问题必须同时思考同一时期的欧洲与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提供一种比较性的全球视野,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轴线上思考中国问题已不复可能。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近代以降的世界形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整体把握。

  因此,今天分析中国的内外局势、探索未来发展的战略与道路,就必须具有完备的历史眼光,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有充分的体认。甚至可以说,具有怎样的近代史史观,大体上决定了对中国当前局势的基本认识。毋庸讳言,今天一些人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想象与青睐,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接受的中国近代史图景息息相关。举例来说,1922年,在回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时,胡适声称:“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比如在民初,“外人所以捧袁(即袁世凯),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我们可以说他短见,但不能说这全是出于恶意。”在巴黎和会之后,列强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而列强之所以干涉中国内政,是由于“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样的观点,在当前不是依然改头换面的在一些人口中不断宣扬吗?只是其中添进了更为新颖、时髦的名词与概念罢了。

  

  依笔者之见,如若前文所言不虚,那么胡绳出版于1948年的小册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今天或许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经过1947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的败象日益显露,中共的力量不断壮大,中国未来向哪里去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疑问,而是有了越发清晰的答案。毛泽东在1947年岁末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在这一背景下,胡绳希望“集中写一条主线,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这条线索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东西。” 关于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据他晚年回忆:

  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现实问题。很明显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取得对蒋介石的彻底胜利,在这时候发生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怎么样,它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从这个观点出发,反过来考察美国历史上向来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可见,胡绳之所以要论述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是因为在当时美国已经成为在华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研究历史与思考现状、展望未来是相通的。如果说“打倒帝国主义”是解放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口号,那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帝国主义的在华史,就从学理层面将这一政治口号进一步深化,赋予其厚重的历史感,通过历史叙事来更为深刻的论证其基本合法性,并争取更多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进步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作为分析现实的基本概念之一,“帝国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被零星使用,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被留日学生介绍到国内来。到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的在中国传播,日益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采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对中共党人探讨国内外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1922年,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据出席此次会议的张国焘回忆,“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 在这之后,像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广泛地运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分析,来论述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遭受的各种压迫与剥削,并号召广大工人与知识青年加入革命队伍,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言人的统治。例如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里,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有“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他简要的概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23年,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何运用这些手段掠夺中国的资源、侵犯中国的主权、培植其在华的政治与经济代言人。特别是他注意到政治与经济的手段背后,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更为重视文化上的操控:

  他(美国)能有这么大的“度量”放弃庚子赔款,无意之中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遍处设立教会学校,办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业;不但现时他能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国的事业,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赂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洋大八”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挟制日本,卸罪于日本,诬蔑赤俄,减杀中国真民主派的势力。

  这番话,从后来的历史发展与今日的种种景象来看,不能不承认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胡绳晚年就回忆自己在苏州上中学的时候,“苏州的教会学校读英文是读狄更斯的《双城记》,就是讲法国大革命如何残暴,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教育,就是说革命是可怕的。”

  到了193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巨大影响,左派史学蓬勃发展。一些左派史家开始尝试以帝国主义问题作为切入点,去叙述中国近代史中的相关部分,以此回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引导国人去思考救国救民之道。比如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一书里,钱亦石强调:“近代中国的经济,完全受列强帝国主义的支配。帝国主义者以对华输入商品和输入资本的方法,变革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生活。”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社会生活中,成了一个重要的要素而且是基本的要素。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完全打成一片,结成一个有机的关系。” 以此为切入点,钱氏分析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何被卷入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对中国内部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在《中国外交史》一书里,他指出:“外交并不是它自身能够单独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某一种政治系统之下,在邦交关系上运用一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策略。如果要离开政策来讲外交,就绝无外交可言。” 具体到分析中国外交史,就必须“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研究他们侵略政策、压迫政策的变迁,以及这变迁的根据,这变迁对于中国的影响。” 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一方面要看清楚帝国主义对我们侵略压迫是怎样在变迁,变到哪里去,我们有什么对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要看清楚中国在他们侵略压迫之下,已陷入怎样的地步,在国际上已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要怎样才能从这种地位解放出来。这样我们就很可以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历史中研究出一个总的趋势来,在这总的趋势之下看出目前的国际新形势,自己的新环境,来决定我们对自己利益怎样就可以保全以至向前发展的一个总的政策,而外交政策自然可以从此产生。”

  另一方面,作为早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者,蒋廷黻对帝国主义问题也颇为关注。他晚年回忆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阅读霍布森的名著《帝国主义》后,感到“深获我心,使我对帝国主义得以明了”。他谈及当时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蒋廷黻的这种心态与立场,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里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在这里,蒋氏刻意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破坏给淡化,同时将左翼史学时常强调的帝国主义,定义成一种并非近代世界所独有的现象,联系到他当时亲英美的政治立场,这一叙述方式的“现实感”是很强的。如果说前文提及的胡适是在政论中有意消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那么蒋廷黻则将这一观点以建立在大量档案整理之基础上的历史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胡绳的这本书,在学术源流上继承了先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去分析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剖析中国内部的阶级状况与社会矛盾,以及帝国主义者在不同时期的对华策略与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近代史叙事。另一方面,从现实斗争的角度而言,正如胡绳在晚年所提及的,胡适“的根本问题是不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中,他必须回应胡适、蒋廷黻等人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刻意忽略、曲解,进而模糊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用历史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观点,用大量的史实来说明问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言说策略,可以使人们对时局与历史的认识更为清醒,进一步明确斗争的目标,特别是让当时的“中间势力”认清中国的基本状况,放弃幻想,坚持斗争,走向革命队伍中来。总之,正如胡绳自己说到的:

  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并且说明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象曾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这段话意思十分明确,无需再做过多解读。而另一位左派史学代表人物范文澜在1958年曾指出,在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里,“史书有多种体裁,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些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有些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或完全与政治无关,不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归根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状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 在笔者看来,这番话无疑道出了古今历史著作之良莠的深层次标准。当然,或许有人会鄙夷这段话写于一个火红的年代,因此不是“纯学术”,没有“学人范儿”。但不要忘了,被视为专业实证主义史学先驱者的兰克,一生撰写了许多近代早期欧洲诸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外交史。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对现在的熟悉,那么对过去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一定是体现了具有深度与广度的现实感,能够使人在古今之间展开思索。就此而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确实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体现出深刻的洞见,因为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虽然多次改头换面,但从未真正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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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20-9-12 07:56
标题是本网修改的。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后来改编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至今仍然是最好的近代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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