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多国同时对抗，岂止是外交灾难

四面树敌 屡见不鲜

外交上四面树敌，与多国同时对抗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就时有发生，自近代以来更屡见不鲜。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战谕旨，宣布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荷11国开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年，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宣战谕旨公布前一天，即20日，慈禧太后就已命清军和义和团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攻。不到三天时间，四个使馆被烧毁，随后，攻入并烧毁法国使馆，并一度攻入德国使馆。实际上对列强已不宣而战。“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更密谕各省遍杀洋人。同时与多国对抗的后果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不仅在政府外交层面，四面树敌;在政党外交层面也论战不断：对苏联、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口诛笔伐。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驳马歇》(法共中央总书记)、《驳丹吉》(印共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意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共重磅文章，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头条刊出。

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五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几个，减少到六个。

外交上四面树敌这一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过，世界史上也不乏事例。例如，拿破仑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打破了欧洲各国的权力均衡，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并非都是正义的，战争的性质从自卫反击逐渐转变为侵略扩张，由此招致与多国对抗。1792年奥地利、萨丁尼亚、那不勒斯、普鲁士、西班牙和英国结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813年2月，俄、普结盟。英、西、葡、瑞、奥相继加入，结成第六次反法联盟。20多年时间里，法国先后六次与反法联盟对抗，最后被彻底打败。

挑战多国 原因何在？

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情况，既是高居庙堂的统治者的灾难，更是作为草根的老百姓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就是国际维度中交友的艺术。化敌为友，无异于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为敌，显然是外交悲剧；与多国同时对抗，则是外交的彻底失败。

一个国家发生四面树敌或对手环伺的情况，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四面树敌的一个“树”字，说明对手环伺情况的发生，是自己招来的，肯定是自身对外战略或策略出了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与多国对抗，到处树敌，不断树敌，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国家践踏国际准则，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通过侵略战争来扩大自己国家的利益边界，所作所为超过了人类底线。当然，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并不见得是该国做错了什么，确实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概要地说，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是因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对手环伺。春秋时晋楚争霸百年之久，楚国只要把矛头指向晋国，很容易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现象，但晋国把兵锋指向楚国，则不大可能四面树敌，为什么呢？因晋国与宋、鲁等国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楚国则一直被视为半人半兽、尚待开发的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春秋时代的外交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外交的色彩，这使晋国在晋楚争霸中享有独特的软实力，意识形态利益对各诸侯国在晋楚争霸中如何选边站队无形中起到了导向作用。

二是因战略误判、野心膨胀导致四面树敌。美国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指出：日本帝国统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后果。1941年，正在侵华的日本又同时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发动突袭，尽管当时日本与苏联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日本对英国发动进攻还意味着向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开战，日军随后开始轰炸澳大利亚。

1945年，美国两颗原子弹在日本长崎、广岛爆炸，苏联对在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进行反击。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结局——无条件投降。

三是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导致对手环伺。国家与国家打交道与人与人打交道的道理一样，国际社会老大的圈子与人群之间的老大，其交友之道也有相似之处，身前身后总少不了唯老大马首是瞻的小兄弟们，老大对小兄弟们自然要护着、帮着，如果挑战老大，事实上就等于同时挑战了老大的小兄弟们，与老大过不去往往无异于四面树敌。

二战时，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导致日本同时与英国、法国、苏联、澳大利亚、中国等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开国不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战，联合国军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组建的，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组成。

中美在朝鲜半岛交战，使中国同时与16国处于对抗状态。当时，全世界就七、八十个国家，新中国开国初期就与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在战场上相见。

四是与某国家集团中的一国对抗往往导致与该整个国家集团对抗。自古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通过结盟来拓展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国家集团中，甲国往往对乙国提供安全保证，或相互之间提供安全保证。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对受到德国严重威胁的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德国进攻波兰后，英法对德国宣战，成为二战爆发的标志。

二战后，美国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何国家挑战北约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形成与北约多国同时对抗的局面。

国际关系中，老大和老二都不那么好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秦国一枝独秀，卓尔不群，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自然合纵抗秦。当老大的，出现与多国对抗的情势，很多时候是常态，通过连横来拆散对老大不利的多国联盟，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老二也往往陷于对手环伺的不利境地，为什么呢？因为老大防着你，老三、老四与你既有可能合作，更有可能竞争，因为你挡在人家前面了。

至于其他国家，在老大与老二发生对抗，需要选边站队时，能保持中立，对老二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但一般来说，不少国家更乐于与老大站一起。因此，当老二的，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与多国对抗的局面。

对手环伺 出路何在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要处理好与世界头号强国即世界老大的关系，这是处理好对外关系的关键。在当代世界，处理好与老大的关系，就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是抓住了处理对外关系的牛鼻子，这一步棋走好了，全盘棋就不难走活。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必须把握好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走抱残守缺的老路和复辟倒退的邪路。秦国面对对手林立的险恶环境，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的要求，坚持商鞅变法，从而国富兵强，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晚晴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为什么垮台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势视而不见，倒行逆施，拒绝改革。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既要会争，也要会让。外交既是斗争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长期以来，每当谈到“妥协”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总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里面就必然有妥协。理智、精明、巧妙、适度的妥协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特别指出：“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顾维钧还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外交要争得有理，让得适度，反制对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机械地对等反制。拿捏不到位，就难以摆脱对手环伺的困境。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要防止外交为民意所绑架。面对对手环伺，外交既要强硬，也要灵活。评价外交的标准，不是外交是否强硬，而是该强硬时是否强硬适度，该灵活时是否灵活适当，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越到位，则外交越成功，外交强硬与外交灵活，都是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目的。

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往往裹挟民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民意绑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对手环伺的困境，相反，会进一步恶化国家的外部环境。

晚晴时，本来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外部环境已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民意绑架下的晚晴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军和义和团一起联合攻打列强驻中国使馆，德国驻中国大使克林德等被杀害，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