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外卖骑手成高危职业”话题冲上热搜，《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关于外卖骑手在算法与数据的捆绑下，为满足不断缩短的送餐时限，被逼得只能铤而走险的讨论一时鼎沸。

　　“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吗?”9月9日，饿了么公开答复舆论时这样问。同日，美团外卖也公开答复了舆论的质疑：“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没有借口……有几件正在做的事向大家汇报……调度系统会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在饿了么公众号的文章“你愿意多给我五分钟吗?”下面，清一色的回复是“同意”，似乎人人都在给饿了么的“人道关怀”点赞;还有人说回复“愿意，你拼命赚钱的样子虽然有点狼狈，但你自己靠自己的样子真的很美”;甚至有人感动到连中文都不会说了，用“I do”(我愿意)表达出西式婚礼般的崇高感和宗教虔诚，似乎饿了么的“善意”也有TA的一份。

　　饿了么这样说到：“系统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出于对外卖员权益的保障，饿了么决心在APP上添加“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按钮。

　　从表面看，饿了么似乎将左右外卖员处境的决定权让渡到消费者手里，“我愿意”这个按钮，让消费者自我确证与外卖员存在“利害关系”。但如果稍作思考，就会发现饿了么将消费者至于尴尬的境地——看似给以选择，其实是在做道德绑架，让消费者们来一次“自我审视”，“人心是活的”，“将心比心”，于是“消费者应该善待外卖员，体谅外卖员，让他们不被外卖平台扣钱，不闯红灯，不出车祸，因为消费者手里就拥有这个至关重要的按钮”，如果不按这个按钮，就是消费者自己选择不道德。

　　饿了么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彻底;略过了内因，甚至也不指向外因，反复横跳，把消费者拎出来挡箭，像懦夫一样躲在后面，将劳资矛盾转移成消费者和送餐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明眼的消费者定然颇为委屈以至愤怒：“钱是饿了么扣的，车祸和闯红灯因为饿了么的系统错误规划路线，外卖员的弱势地位是因为非正式雇佣的“合作关系”，怎么就变成了我们和外卖员的矛盾?”

　　饿了么这样做，似乎是在说，一个小小的按钮，就能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尽管饿了么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获得了100%的“我愿意”(大抵是控评了)的支持率。但在其他场合，人们的质疑却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体现在：

　　一、饿了么讲起道德和人性，超时扣工资，淡化雇佣劳动关系……这些在阶段内一直都有且未来都会存在的问题，似乎都与饿了么毫无关系了。

　　二、转移矛盾给消费者，横亘在外卖员的外卖平台之间的，似乎已经不再是劳与资的矛盾。

　　三、似乎5分钟的按钮就真的能解决问题?

　　四、希望看到饿了么给出更进一步、更实际的措施。

　　相比之下，美团的公关手段高明一些，至少还提出过“有几件正在做的事向大家汇报”，让我们洗了耳朵听听。也没揪着“将心比心”这种唯意志论，一定程度上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向了美团内部，把问题的解决指向“系统背后的人”——资方和设备研发的员工，所列5条不仅有技术性的措施，还有民主监督，公益帮助，若能有效展开和施行，在旁人看来也是实质性的。美团高明就高明在它不是用道德把解决问题的多方嫁接在一颗抽象的按钮上，直至脱离现实基础而单纯依靠人的意志把一种利害性关系强加在外卖员和消费者双方，态度看起来要诚恳得多。

　　然而公关究竟是公关，《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提到过，“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无论饿了么的5分钟，还是美团的8分钟，只不过是将这些年从外卖员身上夺走的时间，象征性地还了一部分给他们。

　　如今的归还，和当初的掠夺，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曾经压榨骑手是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如今强行公关是为了回应进入主流视野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今后设置按钮是为了抢占对竞争同行乃至对消费者的道德高点，也就是说，无论对饿了么还是美团而言，外卖骑手本身毫不重要，他们丧失行动力，发不出声音，弱小而被动，只能在原地等待宰割或怜悯。

　　来看看这些被大资本视为毫无动能的外卖骑手是怎样工作的吧：《消费主张》记者报道了北京三环内工作的饿了么外卖骑手小李。小李一小时内接收了5单，为配送这5单，小李“50分钟内一共违规了6次”，其中，闯红灯3次，逆行2次，越双黄实线1次，《中国经营报》报导，有的时候一个差评能扣外卖员工资500元，这就等于，一个差评会让外卖员一天的工资归零。他们不是毫无动能，每日的高强度工作就是证明，但光是在算法的夹缝中是挣扎求生，再充沛的能量也迟早会被耗尽。我们看到这些统计或许会震惊或者难忍，然而，对美团或者饿了么中，优化算法的程序员来说，这只是一串冷漠的数字，明明同样都是被外卖巨头(正式或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为何优劣高下如同鸿沟，不但存在着鄙视链，而且一方在设计程序编织着另一方的囚笼?

　　绝大多数外卖员的社会身份，是在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外卖骑手的遭遇，只是农民工权益问题在新就业形态下和劳动条件的直观展示，与一直以来农民工讨薪问题一脉相承。所以，外卖员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变，雇佣劳动乃至非正式雇佣的雇佣劳动关系不变，仅靠归还曾经夺走的5分钟，不能改变任何困境。外卖员们更迫切要求的是减少苛刻的扣除工资的制度，给予合理的时间安排以保证外卖员的生命安全，承认外卖平台与外卖员是雇佣劳动关系而非“合作关系”，让外卖平台和外卖员之间减少“中介”环节，重新确定导航系统上骑手行进的合理路线……但为了获得这些权益，还有更重要的需要思考，那就是，进步是由谁推动的?是靠美团、饿了么高高在上的恩赐?还是消费者的怜悯?还是靠外卖员自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