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第七届南南可持续发展论坛因疫情之故，在线上举办，主题为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全球危机与社区再生(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Global Crisis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7月12日的主论坛上，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俄勒冈大学教授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教授以“面对全球危机另辟生态社会主义路径”(Eco-Socialist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Crisis)为主题展开讨论，由胡马雍整理评述。
法国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应“南南论坛”发起人、岭南大学教授刘健芝之邀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的雷米·埃雷拉(Remy Herrera)教授促成了本次对话交流]，以笔谈的方式隔空与进行了对话，这一部分以附录的形式收入文末，刘健芝教授采访整理，由龚思量翻译。
文｜胡马雍
南南论坛自2011年在香港由岭南大学和全球大学主办，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南方思想家和行动者关于“可持续实践”的重要集会。南南论坛的先声是2001年开始主办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剑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体系运动的主要战场。按照世界社会论坛主创者之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说法，2000-2010年是全球左翼进步运动的上升期，但是随着世界格局变化，全球的反体系运动从进取改为防守(见“纪念沃勒斯坦｜刘健芝：作为反体系运动倡导者的沃勒斯坦”)。那自疫情以来迅速催化、生发的国际运动局面似乎提供了攻守易势的契机，第一次转为线上的南南论坛正是这一转变之势的重要见证。本次南南论坛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全球危机与社区再生(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Global Crisis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北京时间7月13日晚，本次论坛的一场主旨对话围绕着面对全球危机另辟生态社会主义路径(Eco-Socialist Alternatives to the Global Crisis)的主题开展。主持人刘健芝开宗明义，在对话开始时提到如今是否可见传染病大流行，经济下行与气候变化的耦合?对此，有效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策略又是什么?两位有着不同学术政治背景的对话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颇为不同。
约翰·福斯特：灾难资本主义下的环境无产阶级和团结抗争
对话的一方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老牌左翼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是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学术上主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近年来出版有《自然的劫掠》(The Robbery of Nature: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 (与Brett Clark合著) 和《自然的回归》(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
福斯特认为在讨论共产主义之前要先诊断当今世界的物质条件(Material condition)。他首先承认了星球尺度上的生态危机，并直指大型农产品企业，物种和居住地的破坏为这一生态危机的原因，而新冠肺炎则是其后果。连锁发生的还有美国霸权走衰及其象征的帝国主义危机。福斯特强调这种种衰像结合的物质条件前所未有，并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catastrophe capitalism)。
自疫情爆发以来，《每月评论》杂志集中组织了对灾难资本主义的跨学科讨论。今年3月，思想市场曾对流行病学家Rob Wallace等学者在《每月评论》上所刊论文《新冠肺炎与资本流动》(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进行编译。该文“提醒人们认识到许多类似COVID-19的病原体来源于资本生产的前沿，要反思病原体溢出、传播和全球资本流通的关系，并采取一种新的关系地理学的视角。”
而怎样的共产主义能指引我们由此向前进?福斯特提醒我们警惕此前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马克思主义两阶段论有诸多版本，福斯特这里所指认的，是列宁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他认为当今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如按能按需分配的公平、理性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的消亡等。这种理想已被社会主义者乌托邦化，而不再认为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但当今的灾难资本主义形式使得这种乌托邦化的等待策略不再可取。福斯特认为当今形式可以类比于马克思评述爱尔兰问题时给出的判断：毁灭或革命(ruin or revolution)。唯有重塑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应对这一生态危机，即平等社群的基本意识，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共产主义意识(communist consciousness)。
环境危机也带来变革的可能。福斯特强调，年复一年的灾难叠加和环境恶化使得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内在关联愈来愈明显。在经典的马克思理论和动员中，经济条件往往是运动的唯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在当下变得越来越抽象而缺乏动员力。纵观当下的全球运动，福斯特认为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个中原因在于，恶化的环境已经取代工作条件(working condition)，成为人们抗争的主要诉求，如水、食物、等等，遍布生活和工作的各个环节。对环境无产阶级而言，经济条件和生态条件密不可分。福斯特认为经济条件和生态条件的连接不仅是全球南方的晚近现象，在包括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已有革命史上都可以找到线索。
回到当下，面对远不止于病床上的新冠肺炎，什么是能够勾连社会-生态-种族等问题的具体诊疗方案?
福斯特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新陈代谢(social metabolism)：摈弃对自然的所有权，而代之以对自然的社会使用;强调一种有未来导向的社群需求观，考虑到子孙后代;构建一种基于社群的社会构成，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狗咬狗的原子化竞争关系。最后一环是福斯特认为的共产主义理想。福斯特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在查韦斯最后一次选举前构思的“新国际”中已初现端倪。
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动力在哪?面对危机的急迫，突然而大胆的抗争是否可能?在发言的结尾，福斯特提到George Floyd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抗争。这一遍布全美的抗争规模前所未有。这一抗争直指种族资本主义。但这一抗争的主体却不仅是黑人社群，大量白人民众的加入使这一抗争足以被称为团结抗争。福斯特认为其中的要害在于美国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抗种族资本主义。
汪晖：薄弱环节的列宁式诊断与“人民战争”疗法
如果说福斯特的发言强调当下灾难危急，斗争形势前所未有，而旧的理论(如两阶段论)需要新的框架，汪晖则希望我们仍能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遗产中觅得有用之物。汪晖承认福斯特描述的灾难资本主义是环境、经济、社会不平等诸面向危机的耦合点，可以作为思考社会变革的新起点。在这一点之上，汪晖认为还需要参照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遗产进行突围，尤其是列宁的“薄弱环节”理论。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是列宁一脉的思路与策略是否还有借鉴意义?在此，汪晖的主要对话者是阿兰·巴丢。巴丢曾诊断，随着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列宁-毛阶段)的结束，列宁式先锋党实践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运动局面。但在汪晖看来，当下的运动虽然此起彼伏，但工人主体极易走向民粹一端，陷入种族主义、仇外和身份政治。这个环节上，汪晖认为，列宁的诊断术依然有效，尤其是关于“薄弱环节”的理论。
再往回看来，当下的运动脉络虽多，但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抓住历史的脉动。他举列宁于1915年1月，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提出的时代把脉法：
“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在今年4月份为列宁诞辰150周年所写的文章《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中，汪晖已经运用过这种以主要矛盾替代当下运动杂多性的方法。在该文中，汪晖把迷局中把握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动性寄希望于“革命者人格”：“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列宁即其代表。薄弱环节诊断法也因此并非简单谈及扬弃的理论，因其与革命能动性绑定，注定是时代所不断需要的革命语法。
讲座中汪晖并未重提革命者人格，而是运用这套革命语法追问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何在。世界格局有看起来铁板一块的面向，尤其是注意到发达国家全方面的垄断，按萨米尔·阿明的说法，这些垄断包括：技术、自然资源、金融、全球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其中是否有松动的锚点?汪晖举例，华为被围剿这一看似体现发达国家垄断的事件事实上证明发达国家技术垄断正在被打破。但要将这些松动的锚点催化为薄弱环节，必不可少的还是具有能动性的革命策略。
关于具体的革命策略，汪晖首先举例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话语下的抗疫。认为中国抗疫体现了调动基层能动性、人民政治主体性、人命高于经济等特性。疫情的紧急状态激发了“人民战争”作为新斗争主体的形成过程，那对后疫情阶段的展望，汪晖提出了五点社会平等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斗争主体和革命策略的目标：机会平等、再分配平等、非物化平等、齐物平等、国际面向的平等。
五大平等并非全新的概念，汪晖已在2001年5月30日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讲座大义可见观察者网的整理;其中对应于“再分配平等”的论点为“结果平等”)。结果平等是社会主义通过公有制对机会平等条件下再造剥削关系的校正。非物化平等即确保基础能力的平等，如脱贫，教育普及等。齐物平等以差异为前提，要求以主体能动性的平等来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文化的关系。国际面向的平等则重视社会主义的超国家面向，意识到民族国家内平等实践和国与国不平等关系的张力。
张力与互补
虽然会议上另有数位讲者(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Boaventura De Sousa，古巴哈瓦那大学的Isabel Monal，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 Issa Shivji，印度尼赫鲁大学的Praveen Jha，及未参会但提交了论文的阿兰·巴丢)，但最主要的张力和对话还是来自两位主对话者。两位讲者在最后的回应环节试图产生对话，本文重点总结其中的张力与互补。
针对汪晖基于对当下斗争列宁式的诊疗，福斯特对美国的运动形式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从Floyd事件后美国的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出发，福斯特指出黑命攸关之所以能够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基本盘中联结诸多白人劳工阶级，是因为白人劳工意识到了金融资本垄断下，因为全球化导致的产业转移，曾经通过工会保障收入和权益劳工贵族(labor aristocracy)逐渐消亡。劳工贵族这一概念最早由考茨基提出，经列宁发扬光大，用以形容发达国家的工人因为受益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物质层面脱离了无产阶级。这可以说是福斯特基于美国政治做出的列宁式诊疗。症结最终归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即帝国主义。而种族问题打从黑奴贩卖就是帝国主义带来的沉疴。种族之间的冲突也是族群之间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必然结果。
福斯特没有回应的是汪晖提出疗法：“人民战争”与“五大平等”，原因固然是因为线上会议无法达到彻底的交流。值得思考的是，对他而言，这两点是否构成对帝国主义秩序的冲击?还是只是他眼中的“两阶段论”老路的重演：即先在一国内达成阶段性目标，再伺机在国际局面上进入完成的共产主义。
汪晖也未回应福斯特对“共产主义两阶段论”的批评，而是顺着福斯特的思路，演绎了灾难资本主义下的危机显现。他举例，疫情下中国民众还是会选择去公立医院而非私人诊所，这似乎说明虽然市场化逻辑在侵蚀公共卫生，但面对大规模疫情，人们还是更相信公立医院为代表的公共健康体系。
更具张力，但也更明显呈现互补的是两人对薄弱环节的诊断。依照列宁的经典思路，福斯特认为帝国主义世界格局中的薄弱环节容易出现在矛盾更激化、抗争也更猛烈的全球南方，汪晖则认为疫情冲击下，发达国家也容易出现社会不满，比如疫情仍旧持续蔓延的美国。
比起建立在不平等与垄断上的帝国主义，新冠疫情“人人平等”且“人人有份”。薄弱环节似乎无处不在，难以断定在列宁诞生150周年之际，下一个列宁会诞生在哪，两位讲者迥异的思路也是这一复杂形势的症状。但团结点和突破口也将随着全球公卫资源的分配、疫苗竞赛、经济、生态与政治层面的次生灾害逐渐出现。
附录
巴迪欧：资本主义下的生态斗争缺少力量
采访丨刘健芝
翻译丨龚思量
刘健芝：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内爆(implosion)。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是如此之多，然而灾难性的资本主义似乎还在继续，并加剧了两极分化，为边缘化人群带来了苦难和肃清。你是否认为当前的流行病、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的结合，以及随之而来的状况和人民的应对，会成为在全球、区域及国家层面上秩序的转折点?它又会以何种方式带来转折?
巴迪欧：我不认为在当代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崩溃”。也许我们有类似危机的东西，但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规律的一部分。也许，像往常一样，这种危机带来的结果将不是普遍的共产主义，而是一场战争，就像1905—14年或1929—39年的危机之后所发生那样。只有当共产主义政治非常强大时，才有可能想象资本主义的真正“崩溃”，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俄罗斯，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那样。但是今天，我们只有共产主义第三阶段的开始，在共产主义开始后，马克思代表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毛时代代表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假设在政治上非常薄弱。
刘健芝：你在2008年提出了共产主义假设。12年后的今天，你对共产主义假设最重要的修正或补充是什么?
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对我来说是整个共产主义政治故事的名称，而不是用来称呼我们今天的情况的。我认为“假设”一词的含义与“科学假设”的含义相同。政治上的所有新事物都始于某种假设，通常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信念。但是，一个新的假设经常以意识形态冲突的形式出现。今天，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共产主义假说不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犯罪意味(criminal)的。因此，首先要重新肯定我们的共产主义假设，认为它是唯一一种向人类提出积极的、创造性存在方式的假设。只有凭借这种绝对的信念，我们才能组织一些政治经验，并创造一些新的、赋有普遍价值的地方性进程，以作为普遍性进程的试验性形式。
刘健芝：你如何看待生态斗争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斗争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
巴迪欧：当生态斗争与共产主义假设没有建立明显的密切关系时，它们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之内的。今天，许多大的信托组织为他们的商品进行生态宣传。生态信念没有真正的政治独立性。我们必须断言，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人类的创造力不可能与基本的自然规律保持良好的关系。实际上，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这是未来共产主义新愿景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健芝：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革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你又如何看待他们的不足?
巴迪欧：要理解上个世纪的革命，我们首先必须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真正内容和真正目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目标(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坚持四个原则：1.终结一切具有公共用途或价值的私有财产。2.消除城镇和国家之间、劳动者与农民之间、脑力工作和体力劳动之间、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之间、指导性工作和行政工作之间存在着的所有“巨大差异”。目标是带来多态的人类(a polymorphic human being)。3.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即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中不仅要彻底废除种族主义和盲目的民族主义，同时要废除各种形式的身份崇拜。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完全统一。4. 通过提倡集体决策，逐步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分权。
总的来说，上个世纪的两次重大革命的结果都集中在第一项原则和第二项原则上的一小部分上。避免逐步回到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时期(可能是前三年)，群众已经讨论过了这四点。但这只是第一次尝试，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现在知道，这四个要点对可能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进程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毛所说那样:“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简化为“夺取国家政权”。掌权只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创造的一个小小开始。
刘健芝：你会如何回应萨米尔·阿明的“脱钩”策略，以及气候正义和去核化等社会运动的诉求?
巴迪欧：从长远来看，这一切运动都没有任何力量。问题不在于“气候”或“核化”，而在于目前所有经济组织的目标，即把生产力致命地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寡头政治手中，再将其转化为货币。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压制资本主义下“生产”与“利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生产”直接与基本的集体定义或人类最好的生命存在形式联系起来。
刘健芝：你如何看待在为人类的未来而斗争的过程中，关于历史主题的问题?
巴迪欧：“历史主体”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历史主体是由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和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少数派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今天我们必须假定“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区别。今天的无产阶级是由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大量的工薪族组成的，他们不在工厂工作，而是在服务业、运输业、保洁业等行业内工作。我们必须使用无产阶级的完整定义来定义他们：除了个人的劳动力以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向市场提供的东西来确保他们的生存。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有65%的无产者，20%的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15%的传统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假设对当今世界大约75%的人口来说是积极的。这些未来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我希望如此!)中的绝大多数今天都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
刘健芝：您想要传达给年轻一代的替代性理论、哲学、实践、政策、战略的主旨是什么?
巴迪欧：我的作品由四种形式组成：小说、戏剧、哲学和政治散文。一般来说，关于政治主题最有趣的形式是那些我谈到共产主义假设、当代世界、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文章。也许最激进、最有趣、最有用的部分是，一方面，我对当代“民主国家”和意识形态上被错误使用的自由(freedom)概念进行了激烈批评;另一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政治定义。如果你对哲学感兴趣，那么这三本书包含了我完整的理论系统：《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世界的逻辑》(Logics of Worlds,)和《真理的永恒》(L’immanence des vérités)(这本书的英语翻译工作还在艰难地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