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托派

作者：唐宝林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对于中国托派问题，过去史学界研究得较少。其实，中国托派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深入研究中国托派，对中国托派作出正确评价，是党史、革命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中国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产物。他们以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 诩，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僵死的教条抱住不放，推行一条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路线，结果到处碰壁，从失败走向失败。

中国托派最先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派大批党员和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 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时，国民党派遣的学生纷纷回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留下来，参加了当时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辩论。

这场辩论发生于１９２３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开始是辩论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及一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 题。到１９２６年，国际共运问题逐渐成为大辩论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更成为争论的焦点。托洛茨基竭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 作路线。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而且“越到东方越反动”。因此，他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他抨击共产党加入国 民党的路线，是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为此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多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 以后，他认为中国形势与俄国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一样，共产党应该退出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使两个政权并存 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都遭到否决。【注：参见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中的 阶级关系》、《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等文，载托著《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 提纲）》、《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等，载《斯大林选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立即抓住时机向斯大林发起猛攻，认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进行辩解，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所有这些争论，在社会上，尤其在苏共党内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党员也分成两派，分别追随斯太林和托洛茨基，从中央到基层，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集 会上激烈地进行争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就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困惑和激 愤，纷纷转向托派，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１０周年纪念日时，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参加红场上游行队伍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陈亦谋、陆一渊、 史唐等路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两派当场发生殴斗，酿成重大事件。

苏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即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１２月举行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个决定，又开除７５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时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苏联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

这些人出国前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回国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多数又得以再次混进党内。如梁干乔 到广东海陆丰在彭湃领导下搞过一段农民运动，区芳到香港太沽船厂搞工人运动，宋逢春到北方区委做宣传干事等。暗地里，他们则互相联络，筹组中国托派组织。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 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他们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