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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时代的经济主人公

2020-9-22 22: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951| 评论: 0|原作者: 穆萨|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现代经济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逻辑的核心本质就是反生态,人类劳动者是这生态的一部分。实际上,没有对地球资源和生命网络的压榨,就没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就没有所谓工业革命和绿色革命,



现代经济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逻辑的核心本质就是反生态,人类劳动者是这生态的一部分。实际上,没有对地球资源和生命网络的压榨,就没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就没有所谓工业革命和绿色革命,也就没有现代经济本身。

  “乡村建设研究”编者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一度让世界暂时停摆,我们很难不慨叹,在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渺小而又脆弱。而今全球范围内疫情尚未平息,由疫情引发的各种讨论层出不穷,也让我们反思“生而为人”的矛盾与分裂: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在太阳系中唯一有生命的地球,对气候变迁、冰川消融和物种消亡都无能为力;但与此同时,人类又在生物圈中自恃“不同”,“把地球及其生物当作牟利的原材料”,成为凌驾于其他一切生物之上的物种,因其贪婪及短视重塑了地球生态、人类生存。上期“本月专题”公号推送了“生态学知识专栏”,意在与读者们一起认识“生态”的重要性。承前启后,本期“本月专题”将转载刊发于《今天》126期的系列文章——“生态与人”专辑,邀请读者们与我们一起通过人文视角来认识“我们是谁”,重建我们作为生物圈一份子的人类意识。

  感谢《今天》授权“乡村建设研究”转载该系列文章,今天推送的是穆萨的《气候变迁时代的经济主人公——生态人文解读之一》。


  气候变迁时代的经济主人公——生态人文解读之一

  穆萨

  生态危机中的人类经济不止一次被喻为风雨中的航船,科学史家、生态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扎根地球:新气候体制下的政治》(Down to Earth: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e Regime)一书也一样,把全球化的人类经济社会比作了一艘泰坦尼克。添枝加叶一点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富人和中产阶级和穷人都登上了它,开启了一个貌似共同的全球经济航程。驶出不久,特等舱头等舱的富人们已经知道大船将沉,知道地球的有限资源不足以实现那种人人过欧美中上层生活的梦想,更知道气候变迁带来的生态灾难和资源短缺会葬送全球经济。但他们没有广而告之,也没有率先改变威胁地球安危的经济行为,相反却退出了当初抢占的世界领军角色,抛弃了跟随者和世界多数人的福祉,不再喊“人人可致富”的口号,把关注的重心和可及的资源明确聚拢在自己手上,弃船而逃。同船的多数人则判若不觉,如期继续着惯常的一切。拉图尔藉此来说明他看到的气候变迁时代的全球政治,名之为“新气候体制”。这本写于2017年的书开篇就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当选,认为那是新气候政体已成格局的最好例证。

  拉图尔的这个比喻,让我这个做生态人文研究的人忽然有了种冲动,那就是提起笔来,摹写一下这个故事中另一种经济主人公,即中下舱和底舱的乘船人。如果把故事从1912移到现在,那在全球化经济中占据了二等以下直至底舱之舱位的,一多半会是亚洲和南半球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当中甚至有几位中国当代纪录片和文学作品中已经摹写的人物。我选择用半虚拟、半解读的方法来讲述他们这些气候变迁时代之新经济主角的故事。

  泰坦尼克上的中下底舱

  拉图尔把“富人”气候政治描述得很清晰,操控气候变迁真相是他们重要的政治手段。(这里我给“富人”打上个引号,因为私以为,更该严肃对待的是一种无法以贫富衡量的生态政治逻辑,下文详述。)戈尔(Al Gore)在纪录片《难以接受的真相》(2005)揭露过,早在1980年,美国航天宇航局科学家韩森(James Hansen)就证实了气候变迁,但小布什的环境部长却私自修改了韩森交给白宫的科学报告,使这件头等大事几近化无。若干年后案发,成白宫丑闻,环境部长引咎辞职,却立即被国际石油大鲨Exxonmobil奉做了上宾。从事“反真相”政治的还有有背景的各色媒体。为了延续这必定要沉船的全球经济,那种“气候变迁是地球自身的循环”、“与人类活动无关”等反面论述,尽管和所有科学论述相反,却一度铺天盖地,终于使得美国67%的公众觉得无须当真。今天,“富人”逻辑更加变本加厉:在气候变迁面前,“富人”及其政治代理考虑的是如何拒绝难民、关闭边境、退出世界环保协定,继续否认气候变迁的存在。

  “富人”的原因很简单。在现代经济的基本致富原理正是滥用地球资源、把地球及其物种当作免费的原材料,并用各类科学技术乃至法律宪章来操纵和占有地球资源,进一步压低其价值。不论在什么体制下,现代经济“成功”的秘诀必然包括对土地、森林、矿物、海洋、动物乃至劳动力的巨额欠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杰森·摩尔(Jason Moore)曾以现代经济的“四大廉物”(the four cheaps)来概括这个秘诀,即廉价能源、廉价食品、廉价物料、廉价劳动。1可以这样理解,能源、食品、物料和劳动力本来是生物圈的物产,但在进入现代人类经济后,它们的生态价值被抹煞剥夺,压得远低于生产和交换的价值。若是四大廉物的生态价值被纳入经济考虑,比如有人算过,把一个牛肉汉堡所消耗的粮食、水和土壤等生态因素都算上价格,那它的真实价格应该是200美金而不是4美金。而那样的话,很多现代经济不仅没剩余价值可赚,而且还是赔本的买卖。赚取从生态产品到经济产品过程中的差价,是现代经济的泰坦尼克之所以启航的原因,也是“富人”们不想泄露的真相。这点下文还会再谈。

  回到拉图尔说的这条船,那么处在全球经济中、下、底舱的人该如何应对这种新气候政治体制?很多地方采取退出国际经济的本地保护主义的策略,拉图尔不赞同。他提出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区应该以建设“地域生态共同体”的方式来对抗新气候变迁政体。地域生态共同体不同于国家,是开放的、以生态为共同体和界线的想象。不过对亚洲的中下底层人众,他的论述还是有点模糊。他们和欧洲北美的中下层不同,一方面受全球化经济冲击最大、被连根拔起,另一方面又是全球经济“新的中坚”。用印度作家高希的话说,在当今世界亚洲之所以重要,因为生活在这里的既是生态变迁的受害者,又是导致气候变迁大剧的主角。能否从中下舱到底舱的角度即从亚洲、华人和南半球的中下层人的角度,把拉图尔开了头的新泰坦尼克故事讲下去?

  让我来添加几个更适合当今状况的情节条件。比如,影片《泰坦尼克》中那对站在船头的英美平民恋人,在今天的版本中也许要换成当前全球经济的中间层即亚洲人(特别是华人)、印度人或巴西人。不过更要紧的还有几点。首先,当年那座撞沉了泰坦尼克号的巨大冰川,今天正巧可以用做气候变迁的象征,它应是全球经济的大船本身引动或加速了生态危机的结果。再添枝加叶一点,在这艘大船上应该也不乏有像韩森、戈尔、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拉图尔,以及了解真相也知道如何扭转危局的环保主义者在大声疾呼,揭示真相,号召改变。最重要的,如果不可续的现代经济直接导致了气候变迁和生态危机,那泰坦尼克上多数人的举动——他们的经济型态和消费行为的改变,也会反过来影响气候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选择够准、行动够快,是否有可能在临界点到来前逆转航船?

  关于地球能否得救,“气候疗愈者”(Climate Healers)组织的发起人、一系列重要环保纪录片如《奶牛阴谋》(Cowspiracy)的制作人,谢立士·饶(Sailesh Rao)已经通过数据分析作出了精确推断。根据他的分析,还有十年,气候变迁就会来到临界点,即地球温度不高于工业革命前1.5度的安全线,在2026年就会见到陆地野生动物的大灭绝。2这,也许可以比做新泰坦尼克撞上冰川前所剩无多的时间。即便如此,饶依然相信地球获救的可能性。已有一系列研究证明,世界向植物性经济转变可以了却一半乃至80%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3,而森林和有机耕种的土壤可以吸收大量温室气体、恢复生物多样性。4饶因而提出,尽管治理污染和发展可持续性能源已经太慢,但世界食品经济若能在2026年前转为全植物经济,同时迅速恢复消失的森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5,地球及其生物还是可以延续。联合国、很多科学家和清醒的政界人士都已经以不同方式数次发出类似的呼吁。这样看,如果那中下底舱的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类提案并及时行动,那么无疑可以如数生还。

  然而,这看似十分符合逻辑的情节,却并不那么简单开展。事实是,多数中下底层、特别是亚洲和南半球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迅速行动,改变自己命运。倒是有些知道真相的“富人”认清了转机,做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比尔·盖茨已经研究成功并投放全球市场的新食品技术,目的正是以生产人造肉、人造汉堡技术取代排放最大的畜牧业。而位于中下底舱的国家和人民却似乎相反。不论是污染性强的工业和回收业、成倍过量的农药化肥业、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物交易、焚毁热带雨林的饲料业,到疯狂增长的皮毛业畜牧业、成十几倍到几十倍增长的肉类消费,无边的城市扩张,无一不和亚洲及南半球相关。如果说“富人”掩盖真相不做改变有清楚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财富本就是从剥削地球生态而来,那么这艘沉船上中下底层的人们又是在做什么、凭什么、为了谁?

  谋生对生命的背反

  显然,中下底舱的人们并非完全不知真相,而是在这个航程里放了太多寄托,当成了他们唯一渴望的生活,当成梦想。而这,变成了从亚洲和南半球角度、从新的经济主人公的角度讲述泰坦尼克故事的难点,也是新气候政治的另一半秘密所在。新的经济主人公不像好莱坞大片的主角那样单纯,而是具有多重身分、多重角色乃至自相矛盾的特点。

  这得从他们为什么、以什么代价登上这条必沉的船说起。现代以来,“赶上发达国家”是亚洲和南半球国家共享的意识型态,而支撑它正当性的是一种关于公平世界的共享看法,那就是中下底层人有权利致富,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发达。上世纪90年代后,这种看法无缝连接地为发达梦铺开了道路。底层的梦想可能只是“挣点小钱”,“为儿子盖楼”,或者像王久良《塑料王国》长版纪录片中那个废塑料回收坊的老板那样,希望儿子以后要上学、上大学,毕业以后“在城里工作,买个大房”。而中上阶层的梦想,借前央视记者陈大惠先生的话说,在很长时间里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菁英的梦想。比如一个男孩子的中国梦是希望将来能读哈佛、回国后当CEO、很有钱、有很大很高档的房子。这些梦想有的卑微有的狂妄,但没有它们,似乎就等于倒退、不思进取、没有尊严。

  然而,登上这条梦想之船的中下层社会却首先面对这全球化经济对生态乃至生命网络的伤害——生命网络代表动植物、人以及非有机物质之间互相依赖的生态关系。那些本来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谋生手段,到头来却损害健康,破坏生态,使生命变得廉价,更靠近死亡。在很长一段时间,底层劳动者在追求经济和物质价值的极大实现的同时,带来了对自己生命价值极大的否认。而中产阶级梦同样是一种“向生谋死”:“好生活”带给自然大量垃圾、雾霾,城市扩张夺走本已稀缺宝贵的可耕地,为了吃野生动物导致SARS、新冠和其他不治之病。经济物质层面上的谋生与在生命网络中活着变得互相出离,谋生背反着生命,两者都不是虚构,一边是明白的现实,一边是难以否认的真相。

  在谋生手段和生命网络之间的势不两立深刻地反映在《盲井》、《悲兮魔兽》、《塑料王国》等一些当代文学和影视和纪实作品里。以《塑料王国》为例,这部电影为公众熟知的“媒体版”展现了发达地区的废塑料如何藉两地垃圾处理费的差价,飘洋过海地进入中国,将这里的山川平原河流当成了污垢收纳地,而它的“长版”却更深刻地展现了上面所说的“向生谋死”的矛盾。任何看到电影长版的封面图像的人,都会被画面中那种令人困惑的场景深深震撼(图1):形象鲜明的小姑娘依姐,怀抱刚出生的弟弟,若有所失地坐在漫无边际的废塑料堆上,本来互成反差的两个形象,在这里以亲密的方式纠结一起,凸显出底层人赖以谋生的经济现实如何背反着和他们作为生命体和生态成员的存在。小姑娘的生动鲜活,她强烈的愿望和好奇心,她的爱美、创造力,甚至她怀中的新生弟弟都清楚表达着生命的活力,但她身后的物质世界,也是她玩具、衣服、识字本和发卡的来源及全家赖以谋生的世界,却是不可生物降解的无生无死的非自然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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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塑料王国》海报

  这里,“底层”的经济主人公夹在赖以谋生的经济现实和生命网络的真相之间,面对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彻底挑战了以简单的贫富差别来判别平等的正当性。回收作坊的老板,上面提到,是一对有创业精神的年轻夫妇,精明而勤奋,吃苦耐劳地为儿子的将来打拼,而“雇员”依姐一家来自四川的彝族地区,父亲是残疾人加酒鬼,不问西东,母亲任劳任怨地劳作和生养。作为劳动者,他们和留在家乡的农民同属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但同时,因为他们选择以进口废塑料回收作谋生手段,无疑加入了全球经济本地代理之列,给自己和周围其他弱势群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危害。正像有学者已经指出的,他们代表了亚洲中下层人众在气候变迁时代和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共同的矛盾处境,他们既是无辜者又是罪犯,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既是牺牲品又是主人公。在气候变迁时代之前,抱着发达梦的创业者和万恶资本家之间似还有想象公正的余地,前者的追求被认为是缩小贫富差别,后者则会让穷人永远穷下去。然而,在气候变迁时代到来之后,危害生命网络的谋生方式带来的不公不仅针对人类成员,更针对地球上其他的生物和生物圈本身,这使离开生命网络来谈经济物质层面的平等失去了公正的意义。

  故事主角是分裂的——他们一边在通向生态死路的经济型态中谋生,一边必然作为生态人和生命网络成员而活着。他们的故事该怎样讲?他们到底有没有选择?

  资本与自我

  要说清故事主人公的选择可能性,讲故事人得进一步知道他们谋生的经济现实和生命网络之间究竟为什么分裂?他们深陷其中的困境是怎样形成的?注意了,经济现实与生命网络的关系在我们熟悉的思维方式中是个结构性的缺失:传统现代政治学理论并不包含对生态和生命的考量;唯物主义哲学和史学、以及主流伦理学也没有给生态和生命网络留下地位;传统经济学甚至可能造成对于生命网络、自然资源的错误印象。我这个自诩的讲故事人面对着第二道难关。

  经济现实和生命网络为什么互相出离?考虑了一阵,我感觉最简单明快的还是来自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们抓住了现代经济的逻辑。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作为现代经济型态的资本主义用工资等形式从劳动者那里获得了剩余价值,而若是不满于这种不公平,则必须改变社会成员的财富分布结构。但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书后我才明白,在现代经济中人类并不是唯一中心。在杰森·摩尔和贝拉米·福斯特(Bellame Foster)看来,现代经济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逻辑的核心本质就是反生态,人类劳动者是这生态的一部分。实际上,没有对地球资源和生命网络的压榨,就没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就没有所谓工业革命和绿色革命,也就没有现代经济本身。所以摩尔对资本的概念作了新的概括,称资本为一种(根据廉价原则)“重新组织自然资源的方式”:资本把人与动植物的生命、劳动、服务连同无机物质一起,共同规划为巨大剩余价值的来源,同时将人类社会对衣食住行的需要转化为消费、交换和对再生产的需求。摩尔的对资本逻辑的这个解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明确点出,资本以“廉价”原则对自然和生物圈物质的重新组织,实际上包含着对生态和生命价值的深刻否认。

  既然资本是以廉价原则来“组织自然资源的一种方式”,是对生命和生态价值的否认,现代经济现实就必然是背离生命真相的。“组织物质材料的方式”和“收入”是两回事。社会分配不均、收入差异、穷人和富人财富占有的多寡,虽然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分别,但实际没有触到资本逻辑的根本,那就是对生命和生态价值的深刻否认。(这里我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区别,也不是谈经济学,仅仅谈资本“组织自然资源的”的反生态、反生命逻辑。)劳动者不仅要面对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而首先作为生命网络的成员和其他成员一起受到资本原则的盘剥。资本原则对各类动植物的盘剥更狠,不仅把它们当作死的原料,还否认着它们为地球生态提供的服务,不论是丰富土壤、传播花粉和种子、吸收二氧化碳、还是维持生态平衡。这样看来,如果仅仅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平等,不考虑人与生态的平等公平,那就掩盖了劳动者、动物和生态系统在现代经济体制中被剥夺价值的共有地位。

  然而,弄清经济现实为什么出离了生命网络后,我对“中下底层的新经济主人公”有了进一步了解,要讲的故事却更不轻松了。资本原则对生命、生态和生命网络价值的深刻否认,实际上已经延展为中下底舱的劳动者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认,形成他们自我否认的自我意识。《塑料王国》很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每种现代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贬低和否认劳动者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而塑料工业和回收业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极端的表现。即使是塑料工业中的废品,其经济价值依然大于河流、土壤、山川河流、物种,以及劳动者生命本身生态价值。在《塑料王国》劳动者那里,这种反生态的资本逻辑已经不仅仅是外来压迫,而是深深植入了劳动者和孩子们的自我意识。依姐和弟弟妹妹从污染的河中捞出的已死有毒的小鱼就像是他们生命网络上的近邻,却被当作晚餐的美味,这样的镜头纪录了孩子们的“物质自我”已经出现的颠倒和分裂。孩子们甘愿为了这样的鱼肉而交换自己可能的健康,正如父辈们甘愿为了收入而无视自己的健康和寿命。在他们的意识中,自身作为会生会死的生命体这部分真实,反而是最无价值、最无需考虑、最可舍弃的。这说明他们看待生命的方式无异于资本和现代经济对待劳动者、动物、山川河流和地球的方式,那是一种被格非笔下的人物名之为“非人”的、反生态乃至反生命的方式。6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生命和生命网络相关的那部分自我已经消失,异化成了“资本的自我”。

  生命和生态价值的丧失不可能不同时是人文价值的丧失,资本对生命价值的否认必然也已经延展为对人文价值的否认。“活着”既然已失去了生命本身的价值,读书识字若不是为了挣钱,不是把自然变成剩余价值的原材料,当然也会失去自身的价值。当代中国文化、人文教育、文学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变迁说明了这一点,而不少描述当代生活的文学和影片实际上也纪录和展示了这一点。《塑料王国》“长版”中的依姐错过了上学时间,说明的同样是人文价值的归零。传统的关注底层的话语有把文学和人文教育看作是奢侈之物的倾向,也许是没有真正摸清资本逻辑的路数。实际上,在资本的反生态政治中正好相反,在以资本的原则主导的现代生活中,文学若不变身为制造剩余价值的原材料,必成为无用、无价值的代表,成为被抛弃被废弃的对象。

  格非书写当代生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实际上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在全社会的经济起飞中,资本反生态原则和“资本自我”的上位,同时文学和人文精神被“去价值”的图景。小说里的诗人端午已经自知是“无用之人”,而为了孩子的未来,妻子必须进入围绕资本原则形成的种种人际关系来重塑人格,只有像绿珠这样的因为心灵需要过大而游离于社会规范之外的青年,还在通过无用但富于生命和生态意涵的古诗来体味自我。资本原则对生命和人文价值的抹煞在全社会范围发生,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传统阶级论中对立的人物——作为准都市白领的端午和绿珠与作为底层的回收工人——在同时被抹煞了生命和人文价值之后,相遇于一个当时常见的废墟场景。7这个场景上,作为山水画和古诗意境之源头的生态本身已经沦为垃圾回收场,而找不到家乡价值的前农民回收工正在废墟上饮酒。这里,都市白领和回收工实际上是被资本原则否认了价值的同类,同处于自我和人文价值的非人化、非价值化的状态。绿珠甚至有点像是依姐的姐妹,不同的是,绿珠在识文断字之后失去了生命价值的空间,而依姐在接触识字之前,就被否认了人和人文的价值。

  由拉图尔开了头的新泰坦尼克故事依然在进行,而中下底舱的新经济主人公那条不蹈覆辙的路尚待开始。但现在至少有了叙事的方向,那就是中下底层的主人公必须把生态和生命网络的价值从被颠倒否认的逻辑颠倒过来,改变“组织自然资源的方式”和原则,才能沉船逃生。

  诺亚的原则

  这里,我遇到了这个新经济主人公故事的第三个难点:这种反生态资本和现代经济逻辑的法则真存在吗,生态的价值,谋生方式和人作为生命体的价值真的如何共同实现?

  换句话说,已知现代经济的运行就像一条必沉不归的泰坦尼克,但不乘这条船,又能去哪里?全球经济泰坦尼克大的对立面——一只包容一切物种、可以使生物圈再度兴旺的船——大概只有方舟吧。已知方舟的故事发生在为期四十余天的大洪水到来的时分,诺亚接受上帝的旨意,把造物留在这个地球的所有物种收上了船。上帝交给诺亚的既是生态使命也是经济使命,诺亚的逻辑和原则是保留和保护所有的物种,因为每个生物之间互为价值,它们各自本身的延续就是其他生物的仰赖,就是生物圈的延续。

  方舟原则太乌托邦了,没错。但却并不虚幻,也不缺少逻辑,不缺少事实证据,更不乏实践者。前不久笔者看到一部题为《种子:人所不知的故事》(Seeds: The Untold Story)的纪录片(图2),所反应的正是这样的经济型态和思维方式。这部纪录片由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等人制作,收录了几十位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农业实践者们的故事和言说,展现各种生物多样性农业实践在全球场景中的分布。其中包括有机农业的坚持者,发掘新食品物种的研究者,有大学和中学老师,有环保运动参与者,有本已破产,藉由种子的力量复活过来的巴西和印度农人,有致力延续古老神圣的生态智慧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玉米种子银行创办者。他们其中很多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共同经历和本文所讨论的“中下底舱人”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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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种子:不为人知的故事》

  《种子:不为人知的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威尔·邦索尔(Will Bonsall),就是以方舟的逻辑来展现资本逻辑到达不了的前景。邦索尔在美国缅因创办了名为“散落的种子”的民间组织,发起了纯植物小农场运动,写了数本农业环保著作。他曾热忱投入六十年代的左翼环保运动,自那时起就是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经济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坚持用无农药、无化肥的方式生产粮食。同时,这些年他埋头致力的另一件大事是搜集和保存种子。他农场上就有个种子仓库,木架上一盒盒、一袋袋地“囤”了几千类各种各样的种子。在农闲“囤种子”的私活被他比作是“诺亚的工作”。

  邦索尔想要救上方舟的是什么?答曰:农业的生物多样性、以植物生态多样性为前提的生态系统、以及作为生态维护者和知识主体的农民。众所周知,现代农业为了把食物变成“廉物”而将农田和作物变成对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掠夺:突出单一作物的亩产量,大面积只种一种作物的、适合农药化肥和机器耕种的农田,创造单一作物的最大消费人众,最大控制农产品价格。转基因技术帮助农业大资本企业实现对种子的全球垄断。这一切大大消减了农业生态多样性,同时,把农民从一度拥有土壤和作物知识主体变成了工具化的劳动力。根据影片统计,20世纪世界失去了94%的菜种。而从1983年美国最后一次种子多样性调查至今,白菜种类从544降到28,菜花种类从158降到9,紫菜头种类从288减到17,芦笋种类从46减到1,同时失去的还有98%的芹菜类,94%的洋葱类,90%的彩椒类,91%的茄子类,93%的南瓜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农业当然也剥夺了农民的物种知识和生态意识,使他们失去经济立脚点。所以“现代诺亚”救上方舟的几千类不同的食物物种,要逃过的既是天灾,又是资本逻辑制造的人祸。

  诺亚原则开启了对经济和财富的重新想象。我们习惯了以价格和盈利多少来衡量成败,单一作物的大资本经济的确似乎有利可图。但席娃指出,从产出的食品和营养价值看,却是世界上的“小农”们在喂养着高达百分之六十的人,把更多的谷物、蔬菜、香料放回人们的餐桌,同时增加了多种多样的就业。实际上,气候变迁使财富和钱的区别变清晰了。如果把大农业造成的生态伤害也计算成钱,那么收入很可能是负的。在这个没有串讲人的纪录片中,人们“寻找”的是资本以外的财富,比如寻找着更有地域特点的抗旱、抗涝、抗寒、抗碱化能力的食物物种,寻找帮助经济和生态自主的种子库,寻找保存种子的古老智慧、文化和生态知识。他们对气候变迁时代所需要的经济以及自身作为新经济主人公的角色一清二楚,那就是以生物多样性来抵御资本逻辑对生命网络的否认,遏制气候变迁,来达到经济与地球的双赢。这些想清楚了的新经济主人公,和那些深植本地生态的、有机、多样性的种子银行和种子档案馆一起,守望着比金银财宝更贵重的世界植物性经济前途。

  我斗胆想,如果《塑料王国》中那些从事回收的前农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迈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位评论人曾在《塑料王国》的几个版本中找到了几位女性回收工的对话,她们对收入、价值和真正财富之间的区别实际早就心知肚明。

  女工甲:都说挣了钱了,钱好……但子孙后代没有好地方了。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你说这有哪里好?

  女工乙:挣钱不就行了,当厂长的挣大钱,我们跟着挣点小钱

  女工甲:我跟你说,钱买不来生命!

  如果这些意识到“钱买不来生命”,买不来水和空气的妇女们有个机会收集和培育不同的农作物物种,会怎么样呢?她们会失去在泰坦尼克底舱挣小钱的机会,但也许会活得更健康,更有尊严,更快乐更满足。也许有一天,她们会举办个网上种子展览,向志道合的人们介绍和交换她们关于种子和植物的知识和信息,她们生态食物经济的小型方舟?

  结语

  诺亚原则并不是气候变迁时代唯一的生态经济原则。种子银行也并非是我这个中下底舱人故事的结尾,更不是实践诺亚原则的唯一方式。仅就植物性经济言,还有长长一串的经济主人公值得结识。九牛一毛地提几个例子,比如《进化的有机》(Evolution of Organic, 2016)《激荡的,绿焰》(A Fierce Green Fire, 2016),以及和东亚密切有关的《最后的稻草:食物、大地、幸福》(The Final Draw: Food, Earth, Happiness),《黄土高原的一课》(Lessons from the Loess Plateau, 2010)等。作为自诩的讲故事人,我给新的经济主人公选择性地描画的不过是大千希望前景之一景。最后我只想跳出来说一句,只要能像“气候治愈者”所说的那样按下遏制气候变迁的制动,那大笔的生态财富还在等着为下一代去积累和守候,类似诺亚的工作还很多,亚洲和南半球底层和中下层的经济主人公们真不必非在那条以生命网络为代价的泰坦尼克上蹉跎。


  1 见Moore, Jason W.(2012).“Cheap Food & Bad Money: Food, Frontiers, and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Rise and Demise of Neoliberalism,” Review, 33(2-3), 125-161;“The End of Cheap Natur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Love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dited by C. Suter and C. Chase-Dunn(Berlin: LIT, 2014), 1-31.

  2 见“气候疗愈者”官网,https://www.climatehealers.org/

  3 这里分别指的是世界粮农组织2006年(FAO, Livestock’s Long Shadow)、世界了望研究所2009年(Goodman & Anhung, “Livestock and Climate Change”)、德国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Economy Research 2009年(Foodwatch International, “Organic, A Climate Savior?”)的研究。关于畜牧业环境冲击的更多信息,可参见Cowspiracy网页搜集的近百种资料索引:https://www.cowspiracy.com/facts

  4 全球农业土壤若都改成有机土壤,每年可以吸收39%的温室气体。

  5 同上。

  6 指的是《春尽江南》中的人物绿珠,下文还要详谈。

  7 见格非著《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00—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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