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陕川康（第一回）

《逐鹿陕川康》

作者：陈少校

第一回

  日本投降　胡宗南图占华北

出师失利　马法五兵败邯郸

关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的内幕和过程，我已经在“关内辽东一局棋”．“酒畔谈兵录”及“金陵残照记”三书里详细地写过，至于当年西南战场的情况，我在“金陵残照记”中虽略为提及，但除了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内幕之外，别的许多情况都没有谈；尤其是西北战场的情形，更几乎未曾涉及。而当年的陕北之战，关系固颇为重大，经过亦最具戏剧性。更因延安为革命重心，举世瞩目，其时一方面主动撤离，实出于有计划的行动，战略政略，都具有惊人的远见；一方面则侥幸进侵，复进而作架空说梦的宣传，自欺欺人，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话，且从其狂喜狂吹的情况中，充分现出战略政略的近视与盲目。两相比较，实在很有意思。

当时，蒋介石把侵占延安当作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他的对方，却认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甚至于“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后者这种预见，最初还有人以为不过是强自解嘲，可是历史事实作了最好的证人，证明它的正确。他们自延安撤出后，只以二万余人，与胡宗南的战史上的一个空前奇局！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宜川之役，进退攻守，诡变时十分诡变，厉害时十分厉害，极能表现他们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大胆与灵活。而他们的首脑中枢，在整场战事进行期间，在敌人兵力居于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条件下，始终行止于距敌人不过二三十里的地境，运筹算断，指挥如意，料则屡中，战则屡胜，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此中情况不但极堪玩味，而且意义深长。

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兵力日多，权势日大，组织日密，信任日专，军、特务自成一套，装备供应优居一等，人力财货积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几乎料则必错；战则必败，不断地兵歼将毙，手下四五十万人，两三年间，由陕北而陕南，由陕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况狼狈，究其实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结果，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溃灭经过，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

上述种种，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本书的开头，却要从日本投降，胡宗南进军华北、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胡宗南这位“福将”，没打过几次小仗，已经“完成任务”。

其时，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备“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与伪军联络。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之后，门致中即派其“总部”的“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蒋在重。庆上清寺“官邪”接见邵青时，叮嘱道：“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军东进。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亦赶紧作好部署。其准备是：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人晋，循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汉路烽进保定．北平、天津受降；迈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别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等候时机成熟，立刻进驻北平。只要看看他这一番“壮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夺胜利果实，大肆扩张势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独霸北国。

于是，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从——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遂于八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临汾北进。

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刽指挥。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合阳，到陕后立即改由演关渡河北进，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

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因又问胡：在该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

胡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那时候，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反共势力，增加个人资本，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

这一来，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口自己的“钱柜”，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人山西，虽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虑重重。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但阎表示：“抗战八年，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袜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

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这不必细说；而在抗战期间，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军、师长）李名鼎、陈光斗、李涛、李德庵、王辅等等，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车校第七分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后来且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人晋，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军的高级军官，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

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晋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鼠鬼告阎锡山。

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已经是十月，那时阎锡山也已口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阎才假意示诚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你俞：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胡军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人员往。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

于是，胡部乃得开往北北，十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

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包括第四十军、第八军、第三十军，沿平汉路北上，亦已侵入解放区，到达磁县附近。

蒋介石本以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义，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在侵入汤阴、磁县等地之后，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结果在邯郸地区，被歼了七万多人，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师长多人，均被活捉。

在情况紧张时，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第十六军不敢再进，乃又缩回石家庄．

本来，在马法五被歼之前，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

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人解放军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

李文办理受降之后，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石家庄防务，即由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

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

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战争就继续进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问，石家庄至保定铁路，望郡、新乐和正定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随后正定解放，十一纵队被歼，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且于是役被俘。在他们被歼之前，井隆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被迫放弃外围据点，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到此，交通只依赖于空运。马法五的命运，又逐渐迫近罗历戎了。

蒋介石为了打气，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胡宗南学生）派空军到石家庄，．举行陆、空联合演习，借以鼓励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还乡团”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加强血的镇压。

同时，罗历戎又将各县“还乡团”加以组合，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加强装备，”以充实地方武力。·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组成一个天主教营，经过军事训练后，发给武器，归军部参谋处指挥。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

雷震远是国际间谍，与雷鸣远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业”的家伙，与“军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中国，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报。抗战期间，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他们一道前往，随时传达情报。“军统”去前方的便车，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一九四①年六月，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雷死时，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昂贵的捕木棺材，可见他们与“军统”关系之深。

一方面因为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所以他们与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与第三军的人来往，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况，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后来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组成天主教营，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