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北局高干会是延安整风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不仅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口头和书面报告，对大会的胜利召开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推动下，西北局高干会解决了西北党史争论问题、加强了战时党的统一领导、确立了正确经济发展方针，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对新时代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启示。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规格很高、会期很长、影响很大，是一场“整风学习的考试”，也是“延安整风整顿党风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正因如此，西北局高干会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种是从总体上对西北局高干会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阎树声、胡民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西北局高干会》和董清颖《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研究》。另一种是从某个侧面对西北局高干会进行研究，举凡西北党史争论问题、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及参会重要人物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③。然而，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仅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口头和书面报告，对大会的胜利召开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研究对这方面的关注和分析相对不足，影响了我们对西北局高干会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近些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公开、整理和研究，有关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召开前后的活动逐渐清晰。虽然毛泽东没有全程参会，但是对解决“边区党的历史教训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起到关键性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
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由来已久，是“左”倾错误路线同正确路线斗争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然而，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到达陕北，在不熟悉当地实际情况下偏听偏信，同郭洪涛、聂洪钧等一起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排斥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九、十月间，更是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干部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押起来，错误杀害了200多人，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相当严峻。尽管在党中央及时制止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并作出相关结论和决定，但由于还没有进行整风，存在较大局限性。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派王首道等人接管保卫局工作，先期到达瓦窑堡调查处理肃反事件。毛泽东对他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处理。”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但是，由于还没有进行整风、没有系统地研究和讨论错误路线，因此《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认识——“必要的”和“正确的”，存在很大局限性，由此决定了当时的处理工作必然是不得当的。不少人虽然在“肃反”中幸免于难，但他们“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在释放后实际上被降职了，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由此引发一系列争论，不仅不利于团结同志，也影响正常工作。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开始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西北根据地曾深受此影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具有典型的特殊意义。因此，解决西北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对团结陕甘宁边区干部，尤其是对全党历史经验的总结至关重要。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必须“重新加以审查”。于是在1942年4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成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陕北肃反”问题，并列为西北局高干会的议题之一。1942年10月1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凤凰山麓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21日、22日，陈正人作整党问题的报告，与会人员从23日至31日围绕报告分小组讨论，但在讨论内容上有很大缺点:陷入“纯组织性和纯实际性的具体问题”当中，忽略或淹没了党内思想上的重大问题，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未能深入展开讨论。此外，整党的基础在于思想统一，由此便不能不触及到边区党内过去历史上的一场大争论，西北党史问题特别是陕北肃反问题被与会者普遍提出，并要求“用整党整风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和教训，明确是非，总结经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可见，正确处理西北党史争论问题是大会成功召开的前提和关键。毛泽东及时发现这一问题并指示会议主席团改变方针，从讨论具体问题转到检讨党内存在的思想偏向，尤其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由此，会议从分组讨论整党问题“转为结合西北党的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11月5日起，与会者就此讨论了十几天。由于触及过去历史问题，几百人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大会主席团为帮助大家研究，将刊有“左”倾错误路线的文件摘要翻印。与会同志联系过去历史事实加以对照，是非功过，倍觉明显。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等“肃反”受难人就边区历史问题积极发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发和批判“左”倾错误路线对革命的危害;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等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作检讨，气氛之激烈为此次会议之最。14日，毛泽东参加大会，听取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不时插话发言。有人作检讨时态度不够老实，毛泽东出于义愤，“站起来指着他严厉地斥责，×××站在台子上低着头不敢吭气”。真理越辩越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对西北党的历史问题意见趋于一致。17、18两日，高岗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回顾了西北革命的历史，指出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分析了“陕北肃反”发生的根源，并向大会提出处理意见。21、23两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对朱理治、郭洪涛进行点名批判，对刘志丹、高岗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给予肯定，对会议前一阶段的讨论和结论表示满意，并提出要在全党也作一个类似的结论。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有意拿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作为日后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的“试点”。
根据会议的充分讨论和高岗所作的结论，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颁布《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陕北肃反”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由此，会议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边区的严重错误，进一步澄清了“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逮捕的干部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这就为肃反受难人解了绑、顺了气、宽了心。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总结道:“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次高干会终于把历史搞清楚了。正因为西北局高干会成功解决了西北党史争论问题，所以整风运动进展顺利，并推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加强战时党的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日益困难，各种矛盾也在集聚和蔓延，主要表现在边区党与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根据地的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形成‘三权鼎立’”，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党政军民关系还不是很协调，存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各自为政、对党闹独立性，影响党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为了统一和加强对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然而，在施政方针和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上，如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运盐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西北局之间存在分歧和争论。林伯渠、谢觉哉年高德劭，毛泽东对二老敬重有加。而高岗作为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的代表，毛泽东对其非常器重，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毛泽东花费很大精力解决双方矛盾，“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从1941年7月至8月，毛泽东写给林伯渠、谢觉哉的信就多达10封，“并且数次当面长谈”，从信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论述有理有据，态度谦恭恳切)。同时就某些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致信高岗和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指示他们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此外，毛泽东提议派有组织能力、善于处理关系的李维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并专门找他谈话，提出今后边区政府工作“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希望他能够为边区政府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作用，从而在西北局与边区政府的矛盾之间注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志与力量。
除了西北局与边区政府之间相互抵牾，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军地和军民关系上也存在较大问题。相比其他部队，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作战任务相对较少，平时疏于教育管理，纪律性逐渐下降，“有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违反群众纪律等缺点错误”。在军地关系上，留守兵团没有很好地尊重地方政府，与之时常闹纠纷;没有经常向西北局请示、汇报工作，对西北局的领导服从地不够。在军民关系上，“有些部队政策观念不强”，在生产上与民争利，做违反政府法令的事。毛泽东多次批评教育留守兵团有关领导，指示要尊重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服从领导;尊重边区政府，协调军政关系。
战争形势下，迫切需要全党和各根据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克服各种困难。而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就在于求得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图”。为了克服和清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加强党的领导，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标志着中共开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对于加强战时党的统一领导、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执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进一步学习文件精神，切实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在会上当即宣布在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讨论该《决定》，党的统一领导成为会议议题之一。
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结合党的情况，讲解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曾现场聆听讲演的于光远称:“十二条一条一条地讲，既对斯大林每一条本意作了详细的讲解，又联系实际充分地发挥，讲得极生动。”第一条就讲:“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底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底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着领导无产阶级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的使命。”毛泽东联系边区实际，首先阐明斯大林所讲的概念，然后对照现实批评边区党、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存在闹独立性的错误观念和步调不一致的现象，指出“党要管一切的”，“现在要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领导一元化”。毛泽东最后总结说: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报告一方面总结了西北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针对当前边区实际，指出“要就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进行整风”。胡乔木称这场口头报告是“党风学习阶段的重要讲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论述。
11月25日至12月20日，大会结合陈正人、林伯渠、高岗、贺龙先后作的报告进行讨论，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解决各根据地“机构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缺乏领导核心”等问题，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一)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二)严格实行精兵简政;(三)整顿三风，“消除宗派主义余毒”。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及领导工作与工作作风问题的长篇报告。会议决定，为加强党的领导，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党的地方委员会;为密切军队与地方关系，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发起拥军运动;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自身组织关系上的缺点;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经过西北局高干会，陕甘宁边区真正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加强了战时党的统一领导，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组织基础。
三、确立正确经济发展方针
边区辖23个县，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136万(1942年状况)，地广人稀，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虎视眈眈、觊觎已久，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遏制中共及其武装的发展，国民政府不仅停发了粮饷，而且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民群众负担过重，影响边区的巩固与发展。
造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固然有该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日军加紧对边区的军事威胁以及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断绝外援，脱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也是重要原因。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瘠民贫的陕北一下子涌进几万人，特别是抗战以来，延安的部队、公务人员和青年学生逐年增加，脱产人员由1937年的1.4万人猛增至1941年的7.3万人。由于脱产人员大量增加、各方面的工作遭遇到抗战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财政经济状况尤为窘迫。群众的公粮负担也因此逐年加重:1937年征公粮1.4万石，以后逐年增加，至1941年激增至20万石，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
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人民负担加重，必然会引起不满。因此，迫切需要削减党政军机关的开支。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时，一位县长被雷电击中，不幸身亡。碰巧一位农民的驴也被雷击死，他逢人便说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做出减免公粮的决定，并高度重视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的建议，开展精兵简政运动。由于干部们认识不足、缺乏经验，前两次精兵简政取得的实际成效不大，直到在毛泽东的强力推行下，第三次才得以圆满完成预期目标。1942年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和陈正人，指出精兵简政“过去还只是耳边风”，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应以之为中心。9月7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出“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在为西北局高干会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或局部的。”并提出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就为边区第三次精兵简政指明了方向。会后不久，边区政府便正式颁布《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成为简政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极大地指导作用，到1943年底，边区第三次精兵简政圆满结束，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
在面临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在中心工作和具体政策上存在不正确的认识和意见分歧，而统一思想方能一致行动，边区迫切需要确立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首次提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谢觉哉认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建设和抗战动员等工作的基础，“要把经济建设、抗战动员等工作放在选举即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如何解决财政紧张问题上，有的主张积极发展，动员群众生产;有的主张休养民力，节省政府开支。为了统一边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认识，毛泽东花了很大心思。他多次给谢觉哉写信表明自己的观点，指出边区就现阶段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物质基础，各方面工作就活跃起来了，“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为进一步统一全党全边区的认识，毛泽东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财政和经济方面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曾三次致信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最终写成《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一长达十多万字的报告，共分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关于发展农业”“关于发展畜牧业”等十章，由于时间关系，原计划的“税收”“节约”两章未能完成。报告批评了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态度，纠正了单靠紧缩财政收支、制定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单纯施行“仁政”和竭泽而渔等错误思想，正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正确方针，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改善人民生活，指出目前边区的中心工作或第一位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其中教育(或学习)不是孤立的，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2月21日和29日两天，由贺龙向大会传达报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最符合边区实际的正确的方针与办法”，经过大会讨论，“消除了部分同志在经济建设工作上的思想分歧”。李鼎铭看了报告后非常赞同，认为“这个文件完全是从实际来的，没有一句空话”。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大会决定以生产与教育作为边区的两大中心任务，从而为边区政府工作确立了正确指导方针。会议后期，边区政府召开各分区专员和县长联席会议，讨论有关政府工作意见，进一步贯彻高干会精神，强调边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适应了边区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西北局高干会确立了正确经济发展方针，有利于边区克服经济困难，也为其它各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深入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作为“延安整风整顿党风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次会议是一次“整风学习的考试”，是整风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表现，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以上讨论表明，毛泽东虽然没有全程参会，但是对西北局高干会作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正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推动下，一方面会议讨论了西北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为不久之后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起了试点与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会议纠正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组织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此外，会议还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因此，虽然西北局高干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但是瑕不掩瑜，这些缺点毕竟是次要的。总的说来，西北局高干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党整风运动和陕甘宁边区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深入发展，对今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薛浩，男，陕西延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周锦涛，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与政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