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怎样维稳？—— 红楼梦、古罗马和黄赌毒

　　把黄、赌、毒和枪械发放到民间，让社会底层腐朽堕落、自相残杀，消磨革命意志，消灭潜在的革命领袖，是南美国家现行的思路。

　　这种思路可以认为是上一种思路的改良版。有特权的贾府下人不再由政权指定，而是由民间自由产生。产生的过程刀光剑影，能成为有特权的下人的，都是组织能力过人的心狠手辣之辈。这些人，不再适合称为下人，应该称为教父。

　　相比铁杆庄稼，这种管理思路至少有以下几个优点：教父自己杀人越货，为自己组织寻找经济来源，免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一旦教父能力退化，就会有新教父取而代之;由于竞争激烈，教父永远不可能做大做强，各社区的教父也很难拧成一股绳对抗政府;万一教父做大做强，有威胁统治阶级的趋势，镇压他们的理由是现成的;教父的力量对付底层绰绰有余，对抗国家机器不堪一击，相比农村贵族安全得多;教父的利益与反动政府高度统一，往往自愿成为镇压革命者的急先锋。

　　乡间交给大地主，城市交给教父。教父靠黄、赌、毒的收入维持自己组织，控制选区的选票，杀害敢于反对这种体系的政治家、法官、警察、记者。教父和腐败的政客互有分工，打手和保护伞紧密联手，亲密合作，黑白通吃。

　　反动政权依靠大地主和教父牢牢控制基层，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被消灭，普通群众陷入黄、赌、毒不能自拔，社会渣滓成为中下层的统治者。这样的社会，领袖和群众都被压制，很难发生革命，往往发生周期性针对商场的打砸抢。

　　如果不考虑外来威胁的话，这样的国家是稳定的。代价是治安混乱、政治腐败、国力虚弱——考虑到解放前，中国境内鸦片、性病流行，人民体质羸弱，官匪一家，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如果考虑外来的威胁的话，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外来势力征服，成为异国的殖民地。这样的国家的政权是腐败的，人民是被毒害的，黑帮教父可以有效镇压人民，却无力对抗外来侵略。政客也好，大地主也好，黑帮教父也好，很容易卖身投靠外来势力，成为外来势力统治本国的代理人。

　　不过，南美已经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暂时没有向南美转移人口的必要性，所以，南美的政客、大地主和教父们可以苟安。

　　此外，这种思路也有局限性。如果因为外族入侵等原因，导致反动政权无法控制基层，如果外族政权搞种族替换也无法控制基层，那么很可能导致革命力量不断从农村或城市的基层中汲取力量，在夹缝中做大。一旦外族政权失败，已经羽翼丰满的革命的力量就可能崛起，推翻反动政权。这就是东亚国家革命成功的原因。

　　使用宗教洗脑，设立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让中层维护不平等的制度，让底层安于现状，这种思路可以认为是给予民间黄、赌、毒和枪支思路的变种，也可以认为是满清收买特定人群的思路的变种，是印度等国家的思路。

　　特权阶层的经济利益不是来自黄、赌、毒，而是来自由种姓带来的身份特权。除了最低级的贱民，每一个阶层向下都有特权，在一定程度上，都愿意维护现存的制度。

　　与给予旗人特权一样，这样的社会之中，高级种姓的子女生来垄断财富和社会管理层的位置，控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

　　中等种姓的人群，即是被剥削者也是剥削者，对高级种姓的人群来说，他们是被统治者，对低级种姓的人群来说，他们又是统治者。他们如同贾府的丫鬟、婆子、焦大、鲍二，有维护贾府存在的动力。

　　低级种姓的人群，则是彻底的被统治者，他们被中等种姓人群严密控制，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缺少组织和领袖。

　　相比南美和满清的思路，这种思路，既避免了黄赌毒泛滥，也没有沉重的财政负担，具有前两种思路不具备的优点。

　　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社会相对稳定。高级种姓人群即使家境衰落，由于拥有种种特权，也很难彻底阶级跌落，容易东山再起。低级种姓的人群，由于处处受压迫，除非高级种姓达成一致，有意培养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物，否则完全没有崛起的机会。阶级跃迁会遇到来自上层种姓的无形的极其强大的阻力，阶级跌落也会因为拥有较高级的种姓而获得支撑。

　　与种姓制度配套的宗教制度。种姓的合法性来自宗教，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绘的瓦尔那等级：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评论印度教曾经说过，“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印度教的理论，同时为高级种姓的荒淫和低级种姓的苦难提供依据。印度教的转世理论和因果理论让高级种姓易于统治，让低级种姓人群安于现状。

　　多说一句，中国封建社会的孔教其实也有类似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孔教没有轮回理论，所以需要引入看似公平的科举制度，让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情绪稳定。

　　但是，这种思路也具备前两种思路共同的缺点。

　　这样的社会并不是绝对稳定的。财富的汇聚是无可阻挡的，当全社会的财富向极少数高级种姓的大财主、大买办、大地主汇聚的时候，其他拥有高级种姓的人，迟早会成为事实上的没落贵族——他们的种姓依然高贵，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日益贫困。他们对现状极其不满，有能力成为低级种姓人群和贱民的领袖。德川家康曾经把日本人分为士农工商和士农工商之下的贱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汇聚，大批中下级武士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困化现象，这些人后来成为倒幕的关键力量。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流通、桂小五郎、西乡隆盛，都是出身贫困的低级武士家庭。他们熟稔统治技术，有对现状极其不满，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领袖。印度独立至今不过73年，未来会不会随着财富汇聚，本国的高级种姓人群中，会不会出现类似明治维新三杰的人物，需要拭目以待。

　　这样的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种姓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奋斗也好，不奋斗也好，最终的结局都不会差太多。高级种姓缺乏奋斗的目标，低级种姓没有出头之日，各级种姓都缺乏奋斗动力。宗教给社会底层精神鸦片，缓解痛苦的同时，进一步愚昧民众。相当数量的印度人口，如果不是大多数人口的话，天生就被排斥于现代社会之外，无法接受相应的教育，从事现代工业化的工作。印度不抛弃种姓制度和宗教，就无法成为现代化国家，印度抛弃种姓制度和宗教，就难维持社会稳定。所以，虽然印度名义上放弃了种姓制度，但是有利于统治的种姓制度仍然在事实上存在——从自身利益出发，甚至许多较低种姓的人群也希望维持种姓特权，他们希望通过婚姻等途径实现种姓跃迁最终高人一等，而不是彻底推翻种姓制度实现人人平等。

　　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外来势力攻击，成为对方的殖民地，接受对方转嫁的损失。

　　不过，印度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今也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和美国对南美的态度一样，英国暂时没有向印度转移人口的必要性，所以，印度高级种姓的大财主、大地主、大买办可以继续过事实上的种姓隔离的小日子。

　　这些思路，要么对外转嫁矛盾，要么增加财政负担花钱买平安，要么改变社会分配培养特权阶层，要么使整个社会腐朽化，要么兼而有之。最终的结果，要么穷兵黩武选择对外扩张，要么财政破产，要么社会矛盾尖锐对立，要么社会停滞被整合为殖民地，要么兼而有之。

　　土地兼并、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风险，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象，根源是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对立。不解决阶级对立，希望用其他邪门歪道化解风险，甚至不惜使用使生产力停滞、社会腐化、倒退的手段维持统治，最终的后果，无非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或者葫芦和瓢一起起来。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比如巴西、印度)来说，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不存在贫富分化导致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因此在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对此，我们应坚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