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探索

　　七、保卫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成立的政党，如果不是为了人民利益，共产党的诞生就没有意义;如果离开人民利益来谈跳出历史周期律，同样没有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重视人民利益，要为人民争利益，为人民保利益，为人民发展利益。在边区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政府应大力扶助人民发展经济，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政府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给什么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为此，“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说：“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给”与“要”的道理，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能够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同舟共济，一起承受困难和克服困难，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名副其实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严峻考验，这些考验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国际环境上的，等等。面对这些困难和考验，中国共产党人一一化解。毛泽东宵衣旰食、呕心沥血，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措施，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国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满怀信心地建设新中国。为了走出历史周期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抵御外敌攻击，迎接挑战，保卫人民政权。

　　新中国成立不久，外国侵略就来了。1950年6月25日，我国近邻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美国立即武装干涉，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地区的任何进攻”，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统一。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越过南北分界的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在战况危机之际，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两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新中国成立才一年，百废待兴，而美军十分强大。中国该不该迎战美军，敢不敢迎战美军?如果出兵能否打赢美军?很难决断。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起初不少同志担心与美国交战，会“惹火上身”，不赞成出战。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分析，不断说服大家，最后达成共识，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定，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下令入朝作战。次日，志愿军进入朝鲜，展开了一场与强手较量的空前战争。

　　志愿军入朝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工厂加班生产军需品，农民踊跃交售爱国粮，民众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至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为夺取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美国侵略军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宣告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胜利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抵御外部势力的挑衅是长期任务。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消停了几年，到60年代初，印度乘我国暂时困难之机，在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冲我国挑起了一场武装冲突。1959年8月之后，印度政府不听我方劝告，多次派军队侵入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印军悍然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予以自卫反击，历时33天，将印军打得落花流水。“整个反击作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俘虏3900余人。这一仗打得印度全国震惊，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停火，遣返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物资，展现了高姿态。事后，毛泽东评价此战：我们“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印度人说捉了我们的俘虏，结果交不出一个人来。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历史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从1962年至今，中印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虽偶尔有点小摩擦，但很快能够得到化解。

　　胜利抵抗外敌入侵，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是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证明，也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保证。

　　八、突出人民主人地位，发展统一战线，倡导社会新风尚

　　毛泽东对执政后带来的新考验保持高度警醒，要求全党时刻不忘人民。在探讨新生政权如何区别于国民党政权时，毛泽东主张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器都要以人民命名，都要以人民的名义。于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等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且其他的国家公器也都冠以人民的名义，诸如人民日报、人民公社、人民医院、人民剧院、人民银行、人民币等等。总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这鲜明地标示出了政权的人民政治属性。

　　为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蜕化变质，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到基层蹲点，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掌握国情、民情，熟悉本行业、本地情况。基层干部还要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中心放到农村去，不要变成城市老爷卫生部，要在农村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制度，让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就诊方便。他批评文化部，不应该让洋人、死人统治舞台，应突出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讴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要求学术理论界，破除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科学理论武装人，让科学理论变成人民手上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他鼓励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他倡导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决不崇洋媚外，欢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但也不怕打压封锁。他坚信中国人民有无穷的创造伟力，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住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精神，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有吃苦耐劳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的成立也是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毛泽东历来重视统一战线，新中国将仍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很愉快，积极安排党外人士参政，参政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鼓励党外人士议政，提批评建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意味着各民主党派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在法律上与共产党平等;共产党要主动取得民主党派对自己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由衷拥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念，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任重道远，一致表示尽力发挥作用，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还注意大力表彰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用以教育党员干部以及民众，推动形成社会新风尚，培育时代新精神。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上，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国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形成了充满正能量的时代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白天和黑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在不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有没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风貌，铸就了“铁人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群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开战，连续战胜自然灾害，生产大发展。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摆脱贫困，“生也沙丘，死也沙丘”，鞠躬尽瘁，展现了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经过10年苦战，开凿太行山，引漳河水入境，修建了“人造天河”红旗渠，告别“水缺贵如油”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以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三强、茅以升等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锋精神。雷锋生前为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年仅22岁。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他实践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上全力奉献，乐于助人，体现了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传统，表现了人民群众翻身后对党和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感谢和热爱。雷锋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63年2月，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欣然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他中央领导也为学习雷锋题了词。全国人民从此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学习雷锋好榜样”，一花引来万花开，英雄辈出，群星璀璨，影响巨大的有：见义勇为、舍身保护火车旅客安全的爱民模范欧阳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集体的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优秀细纱工赵梦桃，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等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解放军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形成社会主义新风尚，形成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断攻坚克难，凯歌行进，逐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九、对待亲情不搞特权，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要求全党不搞特权，首先自己不搞特权;要求全党遵纪守法，自己带头遵纪守法。也就是说，打铁先要本身硬。如何处理好亲情、人情关系，是掌权者不能回避的难题，是对掌权者的严峻考验。在处理亲情、人情方面，毛泽东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全党和人民做出了表率。

　　首先毛泽东不溺爱子女，从小严格要求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不能得意忘形，不能有特权意识，保持头脑清醒，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培养革命意志，增进与劳动人民的感情。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儿子岸英、岸青回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了岸英、岸青的进步，然后分析奉承话的利与弊。“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泽东对他寄予厚望。毛岸英从小坐过牢、在上海滩流浪受苦，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经受过生死考验，1946年从苏联留学归来，毛泽东并没有给他什么特殊安排，而是送他几件带补丁的衣服，让他去跟陕北农民学淘粪、种地;随后又让他参加土改，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派他到北京工厂做基层工作，在工人中受教育;毛岸英同刘松林结婚，婚礼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举行，毛泽东只请几位革命老人来吃了一顿便饭，送给岸英夫妇的礼品只是他穿过的一件半新半旧大衣;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国内恐美的人不在少数，毛泽东又支持儿子上前线，提振大家的信心。

　　全国刚解放之时，免不了有亲友经常写信或直接找上门来，请求毛泽东或毛岸英帮助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但毛泽东和毛岸英按原则办事，不搞特权，讲明道理，晓以大义，要求亲友超越小我，站在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维护共产党的威信和形象。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刚宣告成立，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于百忙中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杨开智先生：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这封信不长，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则性，表达了对亲友的殷切期望。毛岸英对请求他出面帮忙的亲友来信，以父亲为榜样，不徇私情，又满含深情把原则和道理讲透。1949年10月24日，他在给表兄向三立兼答表舅向立之的复信中，坦诚地谈了他反对利用亲属关系谋取私利的看法。该信很诚恳，讲清了很多道理，这里不妨基本引用全文，便于了解毛岸英。信中这样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

　　岸英  上

　　10月24日

　　1950年8月19日，毛岸英给孙玉英老人也写了回信。孙玉英与毛岸英的关系非同一般，孙玉英曾经同开慧妈妈和毛岸英一起坐过牢。当收到孙玉英老人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也同样解释了共产党的原则性，对老人表达了敬意和期望。他写道：“你在信中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然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捱骂捱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你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起码我是热望你自革命胜利后比从前更好!……你的身体也要千万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而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们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宝贵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去掉一切不好的非工人阶级的品质!”“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绝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毛岸英给表兄向三立的信以及孙玉英老人的信，如用中国的传统观念看，好像“不近人情”，而这正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另一种人情，即伟大的人民情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岸英积极报名上前线，得到父亲和组织的批准。1950年11月25日，他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年仅28岁。噩耗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只是长叹一声：唉，战争嘛，总要有人伤亡，没有关系。不久，彭德怀回国时面见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要向您负荆请罪，我没有照顾好岸英，对不起主席，我有责任，请求处分。毛泽东稍做沉思后，宽慰彭德怀，诚恳地说：毛岸英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后来，毛泽东还同意将岸英的遗体安置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体现中朝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毛泽东对两位女儿同样严格要求。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特别为李敏挑选了艰苦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到边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李敏每天下地干活，吃的住的穿的用的同其他知识青年没有区别。后来李敏还被调到河南遂平县莲花湖“五七干校”锻炼，一直干到1975年毛主席病重时才回京。1970年，毛泽东将小女儿李讷派到中央办公厅井冈山“五七干校”锻炼。李讷在那里挑粪、养猪、种菜，连续干了三年农活。通过劳动锻炼，她们了解了基层，增进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里，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经常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他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在晚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将“文化大革命”视为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认为找到了一条“新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所破，有所立，有所得，有所失，有经验，有教训，影响深远。但是这项探索一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有些行为和事件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料，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若干重大损失。在毛泽东看来本是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创新举措，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分析了国际共运中这件大事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过去了40多年，不少人还在回味、思索与研究。

　　为履行执政为民的誓言，履行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及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为实现青年时树立的崇高的理想追求，毛泽东毕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家族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艰辛开拓，创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时代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考试没有结束，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探索没有完结。毛泽东毕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他的遗志和未竟的事业需要代复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努力，砥砺前进，奋斗不止。

　　作者：周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