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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也有猪队友 —— 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

2020-10-13 00:2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803| 评论: 2|原作者: 老田|来自: 激流网

摘要: 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

四、与穷过渡紧密相关的“共产风团队”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

16、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1958年的穷过渡试点中间,主要是刘少奇一人的拍脑壳决策,其他人主要责任在于无原则的投机跟风。其中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个人责任最大,他对违背组织程序推动“惩办主义”的方法有着重大个人责任;而在宣传鼓噪过程中,邓小平负有领导责任而吴冷西负有直接责任。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跟风最卖力,范县试点他的个人责任大过刘少奇;嵖岈山试点中间他的积极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书记中间,跟风最紧的有北京的彭真、山东舒同和谭启龙、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广东陶铸和赵紫阳等人,不跟风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没有发现。穷过渡试点为负面后果出来之后,大多数“穷过渡”责任人都拒绝参与主动纠偏,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甩开行政链条,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讲话。而且,此种抗拒对共产风蛮干的纠正和批评的思想,在党内高层由此形成了一个宗派性的圈子——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反对对穷过渡的批评和追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群情激奋的批判就是此种宗派性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

毛泽东对徐水进行了具体纠左,但避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泽东表达过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就被高岗利用,看起来毛泽东是那种真正“不贰过”的人,特别善于从挫折中间吸取教训,看来是把刘少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权力格局来维护的。由于共产风团队占据着高层要害和省委书记多数,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权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反而为刘少奇等人洗地,说“(各地参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P237)(编者注:此处的p237作者未标明具体文献)这样的说法中间是把刘少奇和最积极的共产风团队摘出来了,似乎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底下干部无组织搞起来的,没有刘这个发明者和省一级的积极跟随者什么事了,毛还说要拿着团结的旗帜争取“党的团结”。

17、今天回顾,“共产风团队”追捧刘少奇的穷过渡试点各种野蛮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不足和认识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对上是顶着毛泽东的系列纠偏努力,对下通过残酷地打击地县委书记们的批评意见,而强行开辟出自身前进道路的。1958年毛泽东系列纠“左”努力——就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反对穷过渡团队的胡乱作为。1958年除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及其推广的各种蛮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左或者极左表现,毛主席的纠“左”就是纠那一伙人。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他们凭空捏造一个“左”倾狂热出来,似乎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头脑坏事,甚至还是来自于毛泽东那里。毛主席所有的纠“左”,好像不是反对穷过渡试点及“共产风团队”各种蛮干措施,而是对空气纠左。纠“左”之所以难于奏效,左之所以继续顽强地存在,就在共产风团队拒不响应纠正措施。甚至,毛泽东直接对基层干部喊话的党内通讯,还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传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就拒绝向基层传达毛泽东的信。1959年春天毛泽东罕见地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各信的内容均为指导具体的纠偏工作,否定共产风团队的胡来。这些纠“左”的努力,在庐山会议之后被官场多数终止了,转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回顾说:1959年的纠“左”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又占据了上风。[15]

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激流网

18、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于共产风平调老百姓和基层生产队的财产,毛泽东极端憎恶,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16]

19、除了平调老百姓的财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夸风压力之下,各地下达过大的任务,也是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圣动不动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务翻一番,甚至翻几番,谁要是务实提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当面批评过曾希圣,说他愿意去当那个“机会主义”,还明确指出:“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由于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低,加上任务过大导致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结果,安徽淠史杭灌区工程中间果然出现非正常死亡,淠河干渠有一段工程特别艰苦,很多壮劳力死在工地上,当地人把那一段干渠称为“望夫河”。湖北红安县的烟宝地水库工地也有类似情况,在困难时期因病、累、饿死亡69人。[17]

20、1959年6月毛泽东带王任重回韶山,私下里与王任重的谈话中间,如实地界定穷过渡是左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引导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去对下级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纠偏——“决策错了,领导者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引自《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80页)

1960年王任重在大会上公开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李衍绶等人道歉(后者感动得流眼泪,此人在文革时死保王任重),然后开始领着各级干部认真务实地纠正错误,通过沔阳海通口的整社试点提出纠正“五风”,毛主席迅速加上长按语批转全国。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讲话中间,也是自己先做检讨并承担责任,身体力行地践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达成新的团结。”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狠批“霸王”,强调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激流网1960 年11 月毛泽东批转湖北省委在沔阳蹲点纠正“五风”经验的手迹,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21、1960 年毛泽东的讲话《十年总结》,把穷过渡带来的问题,定性为经验不足,这是为了维护权力分配的现实格局,避免做出此种伤害极大的改变,而做出的洗地说法。毛1959年曾经号召读书(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以此去廓清高官们在过渡问题上的各种想当然,也没有奏效;毛泽东曾经沮丧地说:“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18]

22、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间,一是强调毛主席的认识总是最符合实际,针对的事实就是刘少奇等“共产风团队”大搞穷过渡的胡乱作为又不听毛主席纠偏,以此对“共产风团队”有所敲打;二是强调错误是经验不足而付出的学费,这个部分是为了维护刘邓等“共产风团队”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他们解脱责任,这是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大局所在,这就与彭德怀1959 年庐山会议那种单纯指责“共产风团队”、被解读为威胁到既定权力格局的鲁莽言论形成了对照。[19]【老田按一:全团队考砸了之后,旁边的强势围观者彭总说你们彻底考砸了,林总说考砸了算是付了学费,下次可以考得更好。】

23、1959年彭德怀倒台后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此后的行为模式大有不同。1966年毛泽东说:

“dxp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20]

“dxp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20]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21]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21]

24、今天回顾,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缺乏互信——“将相不和”,并由此潜在地威胁到建国后选择的较优权力分配格局——刘少奇邓小平等和各省委书记在现实政治中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是:革命年代的军功集团的骄兵悍将被边缘化。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订个合同我死后你保证不造反”,暗示彭德怀要注意争取与刘邓等领导集体建立互信,彭德怀没有理会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地选择“给态度”——要什么态度给什么态度,单纯的服软离建立互信的要求还差很多。在另外一个方面,刘少奇的合理选择是做自我批评,去主动争取与彭德怀的团结,但刘少奇讲话中间却说“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表达的是二选一的绝不妥协态度,这样,毛泽东被迫选择支持刘邓集团,维护建国后确立的“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分配格局。文革期间林彪集团掌权之后,终止了“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格局,后果是严重的——对党政干部和许多群众组织进行真正的法西斯审查搞得冤狱遍地,这反过来证明维护建国初期的权力格局自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1958年穷过渡试点及其后拒绝纠偏的表现,特别是1962年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不经过正式决策程序,又一次“拍脑壳”并以宣传上的“黑暗风”宣传为依据,一次性就否决两个总路线,这一次是彻底耗竭了支持他们继续执政的最后一点合理性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从62年就看出问题来了。1967年3月初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强调刘少奇个人去留事关“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这是很有见识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回应以“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但如果历史地看的话,1958年的穷过渡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已经耗竭了大部分的支持合理性,等到1962年西楼会议之后轻率地推翻两个总路线,应该说维护现状已经是不对的了,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颇有点“见事迟”的味道。当然,如果不是历史问题,刘少奇肯定还会循着王明、李立三旧例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旧有的较优权力配置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局早已从1958年开始逐步解体了——现在也无从修复或者维护了。

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激流网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535 页

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

25、刘少奇矢口不提“穷过渡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带来的问题,而是始终一贯地把这个“私活”混同于执行“三面红旗”的正式决策。(1961年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7月19日视察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22]

26、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邓小平等人审查过中央文件,在1961年12月21日的讲话中DXP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同时,彭真受邓小平之命,另外组织班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试图找到毛泽东鼓吹穷过渡的言论,结果未能如愿,只找到谭震林等人给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言论,因为谭批判过北京工作落后“是锅底”,还遭到这些人的怨恨。“畅观楼黑会”1966年5月被北京市委干部揭发出来,受到群众大加批判,说彭真等人预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这个黑会就是为了搜集进攻炮弹的。虽然彭真等并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把柄,但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还是做过把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的发言,结果引起周总理和陈伯达的当场反驳。官场始终有一股暗流,试图把官场机会主义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还提到官场还是有人要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毛后时代官学两界联手果然把这个目标变成了事实。[23]

27、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间大讲“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拒绝为这个报告背书,要求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这个报告中间就把所谓的“分散主义”作为“五风”的源头去理解,似乎加强了中央集权就没有地方干部犯错误的空间了,含蓄地提出要终结1958年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结果这遭遇到各个省委书记的共同反对,湖北省有人当面追问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诊断,受到各省委书记的否决,大会多数否决了这个议程。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依然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药方,开始系统地废除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向地方放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权力下放之前。这就与1956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状况一样: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去否定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决定。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针对的就是刘少奇、陈云等个人反对集体决策的两个总路线。在刘少奇这个否定总路线的背后,在认识上是不承认自己的“穷过渡”私活引发“五风”并造成巨大损失的,而是把穷过渡引发的问题记在总路线的账户下,据以推翻正式决策。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两次批评过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随意推翻总路线,再次过度集权于中央的错误。[24]

28、邓小平1985 年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性急,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搞了“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是左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损失。[25]

29、毛泽东临终之前对于刘邓的区别看法,刘少奇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因为不承认错误当然也就不存在积极改正错误的必要了。“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6]

30、党史的写法,是把穷过渡引发的“五风”表现,说成是正式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来的,这符合洗白“共产风团队”的需要。权威党史著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7]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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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iou 2020-10-16 16:38
可以说我少见多怪,毛主席怎么会把自己的队友骂成猪???!!!不要把别人的意思张冠李戴。致我曾经尊敬过的老田。
[1] 王任重日记摘抄:《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辑:《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第14 页(以下页数简写为P)
引用 毛丝丢顿 2020-10-13 21:04
向老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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