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1958 年）7 月16 日统计，全县已建集体食堂1777 个，有285000 人在食堂就餐，占全县总人口的80%。【《徐水县志》P832】 [8] 文献摘录：1958 年夏天嵖岈山人民公社建立之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参观后，便要省里管农业的书记去参观。我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也去参观。” 【谭启龙：回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几件往事，载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记载从1958 年3 月到10 月30 日国内有32 万人来徐水参观。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 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P348，作者刘裕1957 年4 月至1958 年9 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娄本耀告诉毛泽东来参观的（6-11 月）已有18 万多人了。 【熊应民燕天友：《难忘的会见——记毛泽东接见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P198，载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中央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秋季农业协作会议。会议把范县树为全国的“红旗”，提出要组织人到范县参观学习。范县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0 月24 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迎接参观的问题。县委第一书记在会议上说:“中央最近召开了华北协作会议，……会间谭政委(即谭震林)要咱县的材料，宣布咱县是全国的红旗，最近来这里有10 万多人参观，……但咱县现在的工作情况叫参观者看了不会有好感，为了火速改变这种局面，确定开这个紧急会议。这是个促进会议，吹前进号的会议，搞糟了对中央、省、地委没法负责。”会上对迎接参观布置了扎牌坊、写共产主义标语、统一口径等十几项工作，特别是要求“产量和措施必须达到口经一致”。在会上县委让各管理区的书记报产量，报不到2500 公斤的就被批评为“右倾”，扣“算账派”的帽子。会后，全县层层组织了关于产量的大辩论，把说实话、产量报不到2500 公斤的人视为“白旗”。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印发了全县粮食亩产2553.5 公斤的统一口径表，还让办公室电话通知各部门，无论给哪里汇报，就报这个产量。不到一个月，范县就接待了来自黑龙江、内蒙、贵州、福建等近20 个省、自治区及本省各地县的参观团3 万多人。为了迎接参观，他们不仅在参观路线旁扎牌坊、写标语、披红挂绿等搞了许多形式，而且弄虚作假，搞“红薯山”、“花生山”、“丰产田”、仓库、展览馆等等，大造声势。 【张林南、范朝敬：《关于范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P379】 [9] 在1955 年9 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彭真同志视察了徐水。1958 年9 月下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现场会议。 【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 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P348，作者刘裕1957 年4 月至1958 年9 月曾任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 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 河北有人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这些意见反映了上级领导脱离群众、领导作风专断，遇到问题总是用战争年代搞肃反的思路（动不动就抓坏人）搞建设的情况，其结果，弄得上下关系紧张，工作出现重大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人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P176-177】 （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P66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P66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P66 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P66-67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P6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对所谓“右倾保守”的“白旗”越拔越凶，谭震林的“鼓干劲”也越来越“热”，……他曾经要求地、县、公社对“拔白旗”要有“决心”，在“处理从宽”的前提下，“不管他是什么人，资格有多老，只要是白旗，就给他拔掉。” 【《在山东地、市委合作部长和公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最后讲话》1958 年10 月2 日，P321】 他在江苏等地视察工作，对有些地方提出“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说法，表示赞赏，甚至认为“社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00 元”，就可以说是“进入共产主义”了。 【《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1992 年，P322】 湖南有人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此外还有“四高”，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P68】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 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议论，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希望中央多担责任。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P71】 [10] 由于安徽问题多，在困难时期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最多。我特别注意安徽组的讨论，去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也最多。在安徽小组的讨论会上，我亲眼看到，那些参加会议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可以说是愤怒到了极点了，他们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成绩，怎么打击迫害地址他搞“浮夸风”的帆布；以及后来发生饥荒的时候，群众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他又是怎样下令封锁消息，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残酷打击谁，不但把人家职务一撸到底，有些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或者反党分子。那些县委书记们在批判曾希圣时那个激动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有几个人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就要冲上去和他拼命了，象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P238 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出曾希圣的党籍，送他去劳动改造。各个地、县都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而且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刘少奇知道了后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但处理由中央来决定。P238-239 【《戚本禹回忆录》（上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 年】 2 月3 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3 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 年、1960 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声回答：不满意。P236-237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 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P237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P237 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P239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由此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四川的问题那么多，他又怎么能够不紧张呢？ P244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责任重大。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这一关看来是比较难过。P244-245 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如调粮太多，却又不能推给中央，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P245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东夫在《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讲述，是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具体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无法确证，但从李井泉没有被免职，也没有受到处分这样的结果来看，邓小平可能讲了上述一些话。所以会议的后期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P24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李瑞山回忆：“1961 年湖南热闹了，刘少奇、朱德、毛主席都先后来湖南。”“我（跟着刘去乡下工作队）回来之后，湖南搞了30 个三类县，三类县都是国民党的县。……我当过湖南的组织部长，各个县委书记我都熟悉，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嘛，怎么成了国民党？当时整得厉害。毛主席走后，王任重、王延春从湖北来湖南主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一个一个地找我们谈话。我们说没有这么多国民党，上边高指标，下边肯定说假话，我们不赞成弄这么多国民党县。后来王任重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30 个县有问题，天下大乱了。”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P317-318】 “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 “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 “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 “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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