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一、黄金海，生于 1935 年 5 月，因病于 2015 年 7 月去世。原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人，1965 年曾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却因写了批评党支部的大字报而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打击，愤而造反，参加了发起成立上海“工总司”的活动，是筹建“工总司”的主要成员。“安亭事件”后，先后任“工总司”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在稳固、发展“工总司”组织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 年组建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时，黄金海受命组建进驻财贸系统的市工宣队第六办公室（六办）并任主要负责人，稍后又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继而任主要负责人。黄在掌管财贸系统的八年中坚持贯彻毛主席关于财贸工作的指示，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虚心向财贸系统的干部职工学习，在市革会、市委的领导、支持下认真负责地做好交付给他的工作。
黄金海无论是在“工总司”总部工作时，或任职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时，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尤其是他不怕困难、好学上进，敢言、敢干、敢负责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在上海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中，黄金海是位突出的、优秀的代表！
黄金海在上海文革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市革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工代会）”委员、五届上海总工会常委。1976 年 10 月，黄金海因参加文革运动的问题，先被“隔离审查”，又被逮捕关押，后以“反革命罪”判刑 15 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二、黄金海生前经几年的努力，撰写出自己的“回忆录”。
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吴畅畅、白洪谭、施畅、戴亨辰、熊琦等同学一起把黄金海的“回忆录(原稿)”整理后转录成电子版文稿。
2. 黄金海去世后，佣耕先生对回忆录再次作了文字编辑、整理和史料充实等方面的工作。
3. 叶昌明和陈恩伯又在此基础上对回忆录作了最后的校核，形成这份《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在校核时，对原文稿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基本保持了原状。校核中对存在的人名、地名和时间的错误，以及错字（词）作了订正；对不大通顺的语句、段落作了适当的修改、调整，前后重复的叙事作了些整合；有些引用的文章也作了适当的删节；这些都在文中直接改动了。对文中有些叙事认为需作必要说明的，或认为所叙有误的，则在其后以“【叶注：„】”、“【陈注：„】” 来说明，或提供其他有关资料。
4. 黄金海回忆录从“原稿”到如今的《十年非梦》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同学和其指导老师们功不可抹，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佣耕先生对黄金海“回忆录”作了认真、细致的编辑整理，谨向佣耕先生致谢、致敬！
《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在最终完成过程中，也得到了叶昌明、陈恩伯、阳和平、李逊、许东杰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帮助，也特此致谢！
编者
晚年黄金海
秉笔直言 黄金十年 (代序)
父亲已谢世五年了，他一生为人真诚正直，为后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历史，是他的心愿。这份回忆录，就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记录。我遵父嘱，请他的几位老友，对回忆录作了整理、校核和文字润泽。
回忆录简要回顾了父亲在新中国得到翻身解放的喜悦，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他努力工作、学习的情景。重点叙述的则是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经历。这份回忆录是父亲对上海文革风云所作的部分实录，内中虽包含有他个人的感情色彩，也会有因见识不到处的局限性。但父亲在写回忆录时，一直坚持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言、不编造、不虚夸。当然，因为父亲年老和缺少资料的关系，虽经多位长辈和学者的帮助，也难免仍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知情者指正！
发表父亲的这份回忆录，既是实现了父亲的遗愿，也是对父亲谢世五周年的纪念！
借此，向关心和帮助回忆录的整理、发表的诸长辈、诸学者，谨深致感谢！
黄金海之子 黄肇敏
2019年12月20日
前言
问史哪得信如许，唯有实录奠根基。文革虽过去，历史将永存。若要教益后代，必须写作信史，唯有信史才是古今中外史家文化良心的基石。
我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我毫不讳言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与王洪文是亲密战友。在这场风暴中，我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亲历者的“证人”身份，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如今，我已年逾古稀，来日已少，必须在有生之年记下这段历史，以维系真实的历史。对待历史，如果只讲“正确”而不顾真实，正确也无从谈起。有些人说什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等，我认为都是无聊兼无奈的调侃。历史是以事实为灵魂的，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的作用不能是为我所用，随意地翻锅盖。离开真实就没有历史，只能沦为欺蒙和愚弄后代子孙的东西。我曾经是上海市五好职工、中共党员，我坚信马列，认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把信史留给后人，才不会愚弄子孙，才不会愧对历史与良知，才能真心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基础的哲学。
曾经震动全中国亿万人民，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整整十年，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而宣告终结，迄今已38年。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国内外众说纷纭，各执褒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决议》形式“盖棺论定”：必须彻底否定，没有一点革命可言。但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能做出颠扑不破的定论。更何况，在历史长河中要割断这么重要的十年，不是一个《决议》能办得到的，更不是某几位领导人几句话就能彻底否定得了的。检验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仍然是实践。千秋功过，应由后代子孙来评定。任何历史总是承前启后、互为因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或者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深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原因，是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现在有很多中外历史学家在撰写中国近、现(当)代史，而后代还会把我们的现(当)代史当中国近代史，对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加以记述和评论，会有不同的史观争论，见仁见智。仅凭一纸《决议》是不可能扼杀这种争论的，更不可能抹杀这段历史！
自1976年文革结束后，写文革史与文革人物传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有的确实是想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但这是极少数。无须讳言，即使这些作家也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其持论不可能摆脱《决议》“彻底否定“ 的基调，对事实的选择、人物的描述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并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更多的文人墨客则是看准了商机，写“文革史”、文革“人物传记”，出版社争相出版，不仅可以捞取政治资本，经济上更可大捞一票，有多利可图。于是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作者纷纷改行写起了“文革史”和文革“人物传记”。如原来专写科幻小说的名作家叶永烈就写起了文革“人物传记”，原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严家其也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量初出茅庐的作者也争赶这一浪潮。
言为心声，但未必正确；史为实证，则必须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诚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在评介《问史求信集》一书时指出的，要用“近距离观察的视角” 来 “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对负面人物不随意泼脏水”，理清了许多模糊问题。
曾几何时，乃至现在，仍有一些报刊杂志不断登载一些涉及文革的作品，除了泼妇骂街般的以媚求荣外，内容上不仅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凭空虚构，而且还公然藐视《刑法》，用许多诋毁之词和下流内容，真名真姓地侮辱、诬陷他人，这些行为竟然没受到法律追究。拈举几例：
胡月伟《疯狂的上海》以写惊悚小说的手法胡编乱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情节，并以其阴暗淫秽的心态极尽夸张之能事，写得下流、无耻，不堪入目，而且其中人物几乎全是真姓实名。众所周知，上海在十年文革中从没发生过枪战武斗，但他捏造了一个王洪文、廖祖康（王洪文秘书）、陈阿大提着冲锋枪、机关枪冲“二兵团”枪战的情节，而且对耿金章（“二兵团”负责人，书中化名“郭子坤”，但注明是“二兵团”司令）的“娇妇”，一个舞蹈学校的演员，用钳子钳乳房，并且说该演员“怀孕八个月了”竟被用汽油活活烧死……
《疯狂的上海》还捏造了一个“惊天大案”：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将“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郭仁杰(书中改为柯仁俊)从七楼推下致死，并逼殡仪馆当即火化，以毁尸灭迹„„若真有此惨绝暴行，必难瞒天过海，却为何不见于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的起诉书？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惊悚“大案”在该书刊发后，一天徐景贤家里（其时徐正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服刑）突然来了一个青年，敲开门后从包里取出榔头、药水企图对其爱人葛蕴芳行凶。幸好徐景贤女婿也在，与之搏斗，该青年行凶未遂弃下凶器逃窜。这是否为郭仁杰报复？有关部门追查一番，最后不了了之。该小说出版于 1986 年 9 月，而新《刑法》于1980 年就生效了。新《刑法》中明文规定，对在押犯人也不允许加以诬陷，否则构成犯罪，应受法律追究。但写有这种诬陷文字的小说，不仅公然出版且无人追究！徐景贤在狱中曾请了律师欲起诉《疯狂的上海》作者，但又对律师要去作者和出版社所在省市调查的费用承受不了，徐无奈只好作罢。
小说作家曹大澄也不甘落后，在杂志上连载小说《黎明前的黑暗》。其中有段奇文说，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天水设宴为其接风。酒过三巡，王洪文站起来，拿了一只高脚杯放在肩膀上，说：“陈阿大你拿枪对杯子打，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算不上党中央副主席！”——描写得活像上海当年的青红帮老大——陈阿大拿起一支小口径步枪，呯地一声，王洪文果然眉头都没皱，原来陈阿大将枪拿倒了，将后面的王明彪（是指王明龙） “眼睛打瞎了”……如此无耻又无知地信口雌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小口径步枪和普通步枪差不多长，怎么可能拿倒呢？这种枪100公尺内有很大杀伤力，如果王明彪（龙）眼睛被打瞎，脑袋岂能不开花？王明彪（龙）至今健在，就住在上海，两眼炯炯。更何况那时根本不存在接风的事，而且哪有吃饭带枪的？纯属作者胡编乱造，欺世盗名！
社会科学院严家其写的《十年文革史》我没看到。起初，我在狱中看到《人民日报》刊文对该书评价甚高。但“六四”事件后，严逃往美国大骂共产党，又看到同一家报纸对严的那本书大加批判起来，说是“道听途说、剪剪贴贴”。足见他们的所谓历史只不过是按政治需要打扮出来的！
我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一次全国青年作家讲习班上言道：“现在有些作家爱写文革史，竟把张春桥和他叛徒老婆文静的床上絮语也写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些作家从哪儿搞到的这一材料？是不是躲在他们床底下偷听的？……绝对是凭空编造的！”
借为文革撰史之名，真姓实名地编造事实，侮辱人格、侵犯人权，堪为出版史上的荒唐奇迹！古今中外出书者皆应文责自负，这些人却不受追究，无须负法律责任！
最应该一提的是专写文革“人物传记”的 “大师”、“权威”，红极一时也最具欺骗性的叶永烈。比之胡月伟之流，叶永烈被称为“正人君子”、“严谨作家”、“权威”。他不仅写了大量文革“人物传记”，2009年3月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四人帮”兴亡》（以下称《兴亡》），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大言不惭地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当代重大历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乖乖，好大口气，叶永烈可真是奇才，他的书竟能同时填补历史和文学两个空白！他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真不知后世史学界、文学界会怎样来评价这位“奇才”的“文采”！我既不懂文学也不熟历史，但我知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三国志》是历史范畴，必须以史实为根据，容不得作者主观臆造随心篡写；而《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情节、设置悬念，以满足欣赏要求，即便如此，对重大史实也不能歪曲。
叶永烈在《兴亡》中自称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并采访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陈伯达等当时的高层当事人，似乎非常严谨，无可挑剔，不可不信了。为了拜读这位“奇才”的大作，我特地花50元钱买了一本《兴亡》。粗粗一看，大吃一惊，仅对照我直接经历的见闻，就可见他怎样因政治需要，捏造事实、丑化他人，为他的“文学”服务了。我一下子见识到了这位“奇才”伪君子的丑恶！特别是看了《南方周末》刊登的整整半版对叶永烈的访谈，叶说：“我这个人很胆小”，“写历史一定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有个作家写一位科学家逝世，临终前吟了一首诗，后来这位科学家的儿子出来说，父亲临终时我一直陪在身边，从未听他吟过这首诗。无奈，那位作者不得不承认是他杜撰出来的”，“这种事我绝对不敢做的。”又说：“写历史如果有1%的虚假，读者有权怀疑你99%的真实性。” 多么的冠冕堂皇！看到他在《兴亡》中大量地杜撰，或把许多重大历史事实斩头去尾地论述、引用，完全可以怀疑他那99%的真实性！这里随便拎几个例子：
1. 说叶昌明在市革委会“分管科技组”。事实是叶昌明从未管过科技组，始终是管工会的。这么简单而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没搞清楚，还配讲什么“严谨”？
2. 说戴立清是上海“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还绘声绘色地说“戴司令”带了一批“红色工人”（临时工造反派）去北京，受到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几乎全体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江青听了“戴司令”的控诉后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即将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找来，当面训斥道“不为工人服务，你们可以回家去了”。于是“戴司令”在江青的支持下回上海大搞经济主义，“上海的经济主义妖风刮起莫过于戴司令……”
戴立清当时是“工总司”总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从来没参加过“红色工人”组织，更扯不上当什么“司令“，也从未见过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上海是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叫费敏章，不久就解散了，也从未去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戴立清现在还健在，可以对证。【叶注：戴立清已于2019年5月逝世。】
3. 叶永烈说访问过陈伯达等人——这是事实——访问中讲到陈曾被捕一事。陈讲的是当时安子文等61个叛徒（因是北方局刘少奇同意他们给国民党写悔过书的，现在已平反了）都是签名“自首”后放出来的，陈伯达没有签名，而是因病危取保出来的。可叶永烈仍然写陈是叛徒。此事我并不清楚，本无权发言，只是看到陈伯达儿子整理的回忆录，才知道叶永烈采访归采访，写还是按他自己的一套写，对此陈伯达儿子十分气愤。这类事一般人不知道，但会有知道的人出来揭穿。这说明，不管采访多少人，都不能证明叶永烈可信！
4. 说王洪文“当兵不是好兵”，在朝鲜战场上怕死，不肯接受命令，当逃兵。但又不得不承认王戴大红花，在部队入了党；说王“当工人不是好工人，整天香烟老酒”。又不得不承认，王在党支部改选时高票当选党支部委员，又被提拔为保卫科干部；又说王“偷厂里的花布做衬衫”，还有群众“当众要他脱下来”。可是国棉十七厂只做白坯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真是自打耳光，头都晕了。
5. 把我说成“阿飞司令”，“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实际上我是1965年上海市五好职工，所带的甲班车床组也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作为革新能手，厂部光荣栏里的大幅照片直到文革开始时还挂着。
这些例子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兴亡》中类似造谣惑众，歪曲历史的比比皆是。我将会专题与这位“奇才”商榷！在我看来，叶永烈没有填补文学和历史的空白，倒是填补了胡编乱造学的空白！
总之，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甚至编造黄色下流文字，公然藐视法律的“杰作”，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充斥着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图书。当时我在狱中所能看到的不过九牛之一毛，1991年10月出狱后看到了更多，令我“大开眼界“。作为文革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我非常气愤！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不断地强迫我拿起笔来，写一些自己所经历和知道的历史事实。当然，我只能写我个人的亲历见闻，对不了解的不会去主观臆造。我并不想也不可能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作出判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欲求。我也明白，我写的东西并不符合当代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出版，只是想给后人留一点真实的历史，功过由后人来评述。
我已78岁，体力、精力有限，来日苦少，要写点东西自感困难不少。首先是文化水平不高，且从未搞过写作；原来几十本笔记和许多其他资料都被抄光了；文革档案几十年了也未解密，像我这样沪上忌讳的人想去查阅是不可能的，只好依靠回忆。由于记忆不如从前了，难免有差错，不全面。好在只是写一些亲身经历，实话实说，不需要什么文采，无需揣摩当今政治风向，更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编造，投一些人猎奇之所好，平铺直叙即可。光明正大，据实记述，这也算是宪法赋予我这个公民的权利吧。
在浮躁功利的当今，越是没亲历历史的文人，往往越是要写历史，无非是为了名利。社会责任感告诉我，我这亲历亲闻历史的老人应该拿起笔来，当仁不让，为子孙后代说真话、留信史。写此回忆录，有许多老朋友，更有许多新朋友从不同角度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提供的可称为第一手材料，对我的写作有极大帮助，借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恕我不便在此公开他们的名字。
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出狱后写过一本《十年一梦》，在香港出版。我看过后，感到他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上海及中央的许多事情他也是当事人、见证人，但都没勇气如实写出来，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梦“。我认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确实满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阶级感情，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干部群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绝对没错的。至于文革的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怎么才算是走资派，党内是否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斗争，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多少存在一种盲从和迷信。但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看清楚了。尤其是毛主席逝世，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教育，更加清楚了——文革运动根本不是一场梦！基于此，我将这份回忆录定名为《十年非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