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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2020-10-25 23:0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048| 评论: 0|原作者: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本文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  


本文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

  摘要:本文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融合了多种概念和分析范式,分析了工资劳动、奴役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之间的差异和共性,阐述了数字数据商品具有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双重特征,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领域阶级、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相互渗透机制等前沿问题。

  一、导言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回顾并更新了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和非经济要素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它着重强调了阶级政治斗争是如何同身份政治斗争相结合的。表面上看,阶级政治斗争是为资源再分配而进行的,而身份政治斗争是因被压迫的身份而进行的。结构主义政治理论特别重视阶级或身份政治斗争,而二元论政治认为领域和需求本身都是重要的,无需将它们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性别压迫,而且更加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对家务劳动者的剥削。鉴于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出现了脸书劳动(Facebook labour)、众包劳动(crowdsourced labour)等新的无偿劳动形式,问题就出现了:我们通过研究剥削和压迫关系,可以获取哪些理论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无报酬的数字劳动呢?

  媒体的商品具有独特的性质,因为信息在消费中不会被用尽,而且很难排除他人对同一媒体商品的使用和复制。因此,生产媒体商品的劳动也有其特殊的形式。在互联网资本主义领域,定向广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本积累模式。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和萨特·杰哈里(Sut Jhally)认为,不是媒体工作者而是受众,制造了广告资助的媒体商品。这种媒体的使用被作为一种提供给用户的礼物,受众的注意力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因此,斯迈兹谈到了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和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资本可以通过在脸书、You Tube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定向广告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发现,用户劳动产生了一种数据商品和注意力商品。在持续监控和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在线广告变得更加具有个性化和趣味性。这种用户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因此,问题就来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偿劳动起什么作用?有什么类型?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家务劳动与数字劳动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数字劳动的关系;第四部分概括并讨论了一种分组归类分析,概述了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家务劳动和用户数字劳动的共性和差异;第五部分得出一些结论。

  二、家务劳动与数字劳动

  本部分的任务是探讨家务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之间有哪些共性和差异。这项任务将分两步进行:首先,我将重新审视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辩论,同时探讨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再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再生产劳动不属于生产劳动。尤其是第一种观点,它在数字时代是具有相关性的。其次,基于这一探讨,我将更新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辩论,涉及到数字家务(digital housework)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凯莉·杰瑞特(Kylie Jarrett)提出的。

  (一)关于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辩论

  有史以来,女性就是进行再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这些再生产活动包括育儿、保健、教育、做饭、洗衣、购物、打扫等等。与100年或200年前相比,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更多的女性活跃在雇佣劳动大军中,但家务仍是女性主要关注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她们承担多重责任并因此拥有更少的自由时间。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指出,在美国,蓄奴时期女性奴隶的劳动与白人妇女的劳动是不同的。家务劳动是唯一不受奴隶主监控的劳动。在奴隶工作区有相对的平等,男女一起工作。黑人女性的生活特点既包括“与男性一起努力工作,家庭内平等”,也包括“反抗,鞭打和强奸”。1  2014年,美国白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56.7%,而黑人女性是59.2%。2  1972年,相应的参与率分别为43.2%和48.7%。3  美国黑人女性相较于白人女性,在雇佣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两方面的参与程度都更大。因此在美国,黑人妇女在雇佣工人和家庭主妇两个角色中受到资本双重剥削的比例都比白人女性要高。在家务劳动是否为生产劳动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两种基本立场:

  第一种观点可以在玛利亚罗萨·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中找到。“正统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不从事雇佣劳动的妇女“也不具备社会生产力”,而且“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没有生产力”。4 科斯特和詹姆斯坚持认为,这种假设会否定“妇女的潜在社会权力”。5 家务劳动“不仅产生使用价值,而且是生产剩余价值所必需的”。6 它所生产的商品在资本主义中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活着的人类,即“劳动者本身”7 。家庭把家务劳动放置于家庭主妇们的肩头,因此家庭不应被视为上层建筑,而是应该被视为生产的领域。在家庭这一生产领域中,家务劳动者执行了一种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可以把资本主义组织转变为私人化的活动。8 莱翁波迪亚·福尔图纳蒂(Leopardine Fortunati)强调再生产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他认为,再生产劳动通过“生产和复制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商品的人类个体”。9 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指出,女性面临着三重剥削:“作为家庭主妇,她们既被男人剥削也被资本剥削。”10 如果她们是雇佣工人,她们也承担着雇佣工人所受的剥削。

  第二种观点认为,家庭劳动被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低等的罗斯维萨·绍尔茨(Roswitha Scholz)在价值分离假说(value-dissociation hypothesis)中阐述了这一假设。抽象劳动的概念只有在分离再生产劳动、情感和感官感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立:

  “价值分离假说”意味着将女性、家务劳动等与价值、抽象劳动和相关形式的理性“分离”这些理性将女性特有的品质,如性感、情感等赋予女性;相比之下,男人代表智力、性格力量、勇气等等。在现代发展中,男人等同于文化女人等同于自然。11

  《尾注合集》(Endnotes Collective)中的观点与绍尔茨类似:

  将与工资等值的原材料转化为劳动力的活动,发生在价值生产和流通之外的领域中。这些必要的非劳动活动之所以没有生产价值,不是因为它们的具体属性,而是因为它们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个不以价值形式作为直接中介的领域。……价值要存在,就一定要有外在于价值的东西存在着。类似于此,劳动要作为价值尺度而存在和发生作用,也一定有外在于它的东西存在着。自主主义的女性主义者(autonomist feminist)总结说,再生产劳动力的一切活动都生产价值,而我们则会说,要使劳动力具有价值,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必须脱离价值生产领域。12

  戴维斯支持第二种观点,她认为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是分开的:

  在资本主义内部,只产生效用价值的家庭劳动不再与生产设备相关。妇女经历了双重自卑:首先,由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她们无法持续地和男性同样地前往生产场所;其次,她们继续垄断的劳动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典型劳动的特征。13

  戴维斯谈到了“与交换劳动相对的效用劳动”,14并认为家务劳动不是抽象劳动。家庭内部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利润导向型经济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结构性差异。她指出,由于家务劳动不产生利润,家庭劳动自然被定义为一种劣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工作形式。资本主义的公共经济和家庭的私有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分离。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个反对第二种观点的论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了集体劳动者(Gesamtarbeiter)的出现。“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5 这意味着在一个软件公司中,不仅生产软件商品的软件工程师是高效的工人,秘书、清洁工、看门人、会计、市场人员等也是如此。生产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它必须体现在剩余产品中,即代表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得到的、商品中额外增加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6

  戴维斯对有偿家务劳动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及其理论基础提出了批评:“家庭主妇获得报酬的要求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她们生产的商品与她们的丈夫在工作中生产的商品一样重要和具有价值。”17戴维斯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家务劳动者担任“生育、抚养孩子和做家务的角色,这使他们的家庭成员有可能从事雇佣劳动,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力换取工资”。18但在结构上,家务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分离的。所以戴维斯倾向于认同价值分离假说。她认为:

  家务劳动不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它只能作为生产过程的先决条件。雇主根本不关心劳动力是如何生产和维持的,他只关心劳动力的可用性和产生利润的能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预先假定存在一群可剥削的工人。19

  戴维斯认为,向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并不能废除家务劳动,反而更可能将妇女具象化并使她们依附于家庭。这种诉求也不会动摇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有偿家务劳动运动阻碍女性寻求外部工作。”20她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几十年来一直靠做清洁女工、家政工人、女佣等家务赚钱,这些妇女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有偿家务劳动是什么意思。戴维斯要求废除家务,她认为:“成为生产线的奴隶本身不能将女性从厨房的水槽旁边‘解放’出来,但生产线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最强大的动力,它可以帮助消除古老的、家庭内部的奴隶制。”21

  戴维斯激烈地批判了科斯塔和詹姆斯的观点。这两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把奴隶拉到装配线上,并不能把奴隶从厨房水槽旁解放出来。”22他们认为,雇佣劳动并不意味着解放家政工人,而是另一种奴役的形式:“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23科斯塔和詹姆斯并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为家务劳动制定工资的诉求。他们分析到,一方面,这种诉求是有风险的,它有可能“将本来基于家庭环境产生的奴役进一步制度化”;24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这种诉求还煽动和整合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

  西尔维亚·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在《反抗免费家务劳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中论证到:“家务劳动不计薪酬这种状况,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它强化了做家务不是干工作这种常见的假设。”25“我们倡导做家务应该得酬劳,代表着我们准备拒绝再做家务。因为为家务标明工资的诉求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显而易见,也是展开斗争最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倡导为家务标明工资是为了揭露事实,家务也为资本赚了钱。”26做家务得不到工资也是家务劳动者在雇佣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家务劳动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没有被包括在GDP的计算范围内。家务劳动的工资需求“暴露了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大量没有获得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同时也是被大家视而不见的”。27费德里希的目标是:既要废除雇佣劳动,也要废除家务劳动。戴维斯也赞同这一观点。只是在家务劳动工资是不是一项可行的政治要求的问题上,他们存在分歧。

  关键是要避免两个极端,即把政治诉求和行动要么仅仅集中在雇佣劳动的工作场所,要么仅仅集中在家庭。既然这两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的,争取废除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斗争也应该联系起来。对家务劳动工资的诉求并不自动排斥要求同工同酬的诉求。在任何情况下,更高的工资都会削弱资本的力量,并有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自主权和权力,其中包括家务劳动者的权力。

  如果存在由资本主义税收提供保障的、可靠的基本收入保障,就可以保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这既可以赋予雇佣劳动者权力,也可以赋予家务劳动者权力:雇佣工人可以拒绝接受任何不稳定的工作,这使得他们相对于资本的地位更加稳固。家务劳动者地位得到加强,因为他们个人获得的基本收入使他们成为独立于同一家庭的工薪族,并使他们有更多的社会和财政自主权。这种形式的基本收入保障对劳资关系将产生总体影响,将使资本流向劳动力进行再分配,最终将加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自主权。资本、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都不会因此自动消失,但是它将有利于创造那些能够挑战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资源、时机和空间。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再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立场是有理论基础的。下文将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并论证用户的无偿数字劳动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再生产劳动。

  (二)数字家务和再生产劳动

  在分析不同形式的劳动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雇佣劳动与不计薪劳动之间的区别。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连同脸书上的无偿劳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虽然它们本身都是不计薪的(unwaged),但是通过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它们还是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它们是生产劳动。并非所有的网络活动都是劳动。例如,在声破天(Spotify)平台上听音乐,按月付费可以屏蔽广告。这样,消费者就不是制造商品,而只是消费商品。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都是无偿的。例如,《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上的打金者或在线自由职业者往往通过互联网进行劳动,并生产数字产品,但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报酬。这里,在谈到数字劳动力时,我们关注的是脸书的使用情况。

  杰瑞特通过提出数字家庭主妇的概念,指出了未付报酬的(unpaid)在线劳动和家务、再生产劳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她认为,社会工作者并没有出现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而是一直通过家庭佣工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务劳动与脸书劳动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第一,两者都是不计薪酬的劳动;第二,都同时产生两种使用价值,其中只有一种是商品本身(家务劳动产出的商品是雇佣劳动,脸书上产出的商品是数据),第二种使用价值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和社会关系。“数字家庭主妇在脸书上可以有真正的朋友。”28杰瑞特认为,做家务的人与在脸书上工作的人都生产了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客体。第一个是“不可剥夺的使用价值,如快乐、社会团结和总体的理解力”。29消费者劳动与家庭劳动类似,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无偿的,而且从表面上看二者都是占用空闲时间在工厂外进行的。二者相似之处还有,它们都发生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可以制造和再制造人类的社会、情感、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使它们有可能符合适当的资本主义主体性要求。数字家庭主妇在商业数字媒体上表达自我、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与他人的社会团结性,同时为这些网站增加经济价值。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养育子女是一种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的双重活动,这一活动同时既是一种物质的再生产,也是一种象征符号的再生产活动。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谨慎地明确,符号和文化领域不是非物质的,因为人类创造的社会本身就是物质性的结果。因此,也许用肉体再生产(physical reproduction)更恰当。弗雷泽指出,包括工业化食品生产和软件工程在内的所有工作,都是同时在复制社会身份和物质存在。30所不同的是,通过人类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直接产生两个使用价值,而软件工程和工业化食品生产是作为雇佣劳动进行的,这就存在一个主要的使用价值,同事之间持续的社会关系可能会成为目标劳动过程中间接的副产品。人类是有家庭的,人们一方面使用脸书来维持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有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才能赚钱生存。

  应该强调的是,由再生产劳动与脸书劳动创造的这两种使用价值并不是独立的。在家务劳动中,社会关系和影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资源;在脸书中,社会关系和影响是创建个人关系数据的关键资源。因此社会关系是家务劳动者与脸书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家务劳动与脸书劳动都与商品消费有关:购买的消费品是商品的一部分,通过家务劳动可以转化为维持生活和劳动力的物质工具。在消费资本主义中,消费者要想了解通过广告认识的特定商品是否存在,必须查看商店的货架。受众劳动和用户劳动形成了关注度和数据,可用于展示、锁定广告和销售商品。因此,受众劳动和商业数字劳动也是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它们产生能够帮助广告商赚取利润的商品,随后该商品可以被销售并最终消费掉。就像家务劳动将消费品转变为维持劳动力生存的可销售性的生活资料。

  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活劳动与死劳动二重性。因此,他分析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区别。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但只有活劳动力才能创造价值。资本有机构成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例来决定的。”3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趋势,资产阶级试图用技术取代劳动,这是资本主义自动化和技术化的表现。为了抵消不断增加的固定资本成本,资本往往也被迫增加对无偿劳动力的剥削。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劳动率(the rate of surplus-labour)。它是利润与工资的比率,通常以货币价格水平计算,而不是劳动时间,因此不包括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如再生产劳动。它是关于雇佣劳动的。劳动的有机构成是在劳动时间水平上起作用的一个新的补充变量。它计算未获得报偿的劳动时间与有偿劳动时间的关系。未获报偿的劳动时间包括不计薪酬的劳动时间,也包括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

  表1研究了劳动有机构成的近似值,可约等于一个经济体未获报偿的劳动时间(包括再生产劳动时间和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与一年总工作时间的比率。数据显示,在美国,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在5.8左右。这意味着,每进行一个小时有工资的工作,就必须进行5.8个小时没有报偿的劳动。美国资本只支付了1/7工时的工资。再生产劳动的比率衡量了两种没有报偿劳动的比例(见表1)。它表明,在美国,再生产劳动约占所有无偿劳动时间的83.7%,而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约占16.3%。

  总生产时间包括将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再生产的再生产劳动时间。再生产劳动之所以具有生产力,是因为它是一种剩余劳动工作的时间,得不到资本的回报。资本不仅剥削有偿劳动,而且剥削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再生产劳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劳动剥削不是二元分离,而是体现再生产劳动和雇佣劳动的辩证关系。

  表2进行了进一步的估算。它表明,平均而言,每进行一小时有偿劳动,就需要进行5.8小时无偿劳动。作者把无偿劳动时间与有偿劳动时间的比率称为劳动的有机组成。无偿劳动既包括不计工资的再生产劳动,也包括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

  如果再生产劳动以平均工资支付,那么利润就会减少,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一事实一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中再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为生存而创造无偿劳动环境的内在动力和需要。另一个衡量指标是再生产劳动比率。它衡量的是不计薪再生产劳动时间与雇佣劳动剩余劳动时间的比率。根据所分析的数据,再生产劳动的比率为5.14,这意味着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再生产劳动时间是雇佣剩余劳动时间的5.14倍。

  表1显示,美国平均每人每周从事44.53小时的再生产劳动。商业媒体的使用占据了这段时间的38.75%,这表明广告占据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15年,全球广告收入为3080亿英镑,其中电视广告总额为1060亿英镑(34.4%),网络广告总额为1020亿英镑(33.1%)。因此,电视和互联网是两个最赚钱的广告领域。从人类活动的层面上看,这是因为我们花费大量的空闲时间看电视和使用社交媒体:美国人平均每周看19.5小时电视,花12.4小时在社交媒体上(表1)。再生产劳动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电视受众劳动(television audience labour)和社交媒体数字劳动(social media-digital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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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美国人每周时间分配32

  家务劳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家庭活动组成的,比如,准备食物、打扫卫生、照料草坪和花园,以及家务管理。据统计,2015年美国女性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比男性平均每天多48分钟(男性:1.43小时/天,女性:2.23小时/天);33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关心和帮助别人。美国男性每天花0.47个小时关心和帮助他人,而女性为0.91个小时;男性每天花0.6个小时购物,女性花0.88个小时。取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值,我们就可以估计出,美国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平均占总量的60%,男性占40%。妇女占主导地位。再生产劳动既有性别因素,也有种族因素。就有偿再生产劳动而言,低薪移民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在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下面将进一步探讨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这种联系。

  三、数字劳动时代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

  资本主义不仅与父权制有关,还与种族主义有关。因此,在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了解种族主义在数字媒体中的表现形式也很重要。本章分两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第一部分回顾了关于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联系的辩论;第二部分以这一讨论为基础,深入探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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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美国人的再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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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美国人收入、失业和非自愿兼职工作情况

  (一)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美国,对有色人种的奴役是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表现形式。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种族主义仍然以排斥、歧视和剥削的形式存在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之中。

  奥德丽·斯梅德利(Audrey Smedley)认为,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亲属关系、职业、性别和社会地位是社会关系的关键特征,这些关键特征塑造了社会联系和社会身份。在中世纪,宗教成为身份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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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美国人的职业结构(2015年)

  这些不同形式的人类身份中所缺少的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种族”分类。那样一种分类是基于人们生物特征的不同,把所有的人归纳成不平等的或按等级划分的几种类别。34

  奴隶制作为一种阶级现象,在古代和封建社会中,本质上并不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因此奴隶制比种族主义更原始。根据斯梅德利的说法,在欧洲种族主义是随着美国的殖民主义、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以及16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出现的。斯梅德利认为:“在一些欧洲人看来,‘种族’将征服和野蛮地对待美洲土著人合理化了,这一概念还特别将保留和延续对外来非洲人的奴役进行了合理化。”35斯梅德利分析的含义是,有迹象表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种族主义不仅提供了产生意识形态优越感的机会,也提供了为剥削辩护的机会。现代奴隶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奴隶制。

  戴维斯承认在分析压迫方面劳动力和资本主义概念很重要。她在《黑人女性主义文摘》(The Black Feminist Reader)中撰写了一章。在该书的10章中,只有这一章阐述了劳动和资本主义对于理解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重要性,反之亦然。戴维斯对黑人女性在美国奴隶制和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角色很感兴趣。黑人女性奴隶因肤色而成为奴隶,从而遭受了种族主义压迫。奴隶主通过强奸妇女来压迫她们,同时,她们作为没有报酬的工人受到剥削。因此,她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是统一的,她们被视为完全不自由的人,被视为没有任何权利的人,被奴隶主任意剥削、压迫、强奸和杀害。

  戴维斯认为,黑人妇女既在外面为奴隶主工作,也在家里工作,因此她们不像当时的许多白人妇女那样,只被定义为家务劳动者。奴隶被视为“生产的无机条件”(inorgan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36,作为生产资料、工具和物品,“奴隶制度将黑人奴隶视为动产”。37大多数女性奴隶,就像男性奴隶一样,是在农田里工作的。“奴隶主阶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方式是通过榨取奴隶残存的劳动力,完全无视其年龄或性别的差异。”38女性奴隶必须像男人一样工作,而且还会被白人奴隶主强奸,被视为生产新奴隶的机器。

  当把女性奴隶当作男人来剥削更加有利可图时,她们实际上被认为是没有性别的,但当她们只适合以女性的方式被剥削、惩罚和压制时,她们就被锁定在她们独有的女性角色中。她们是“饲养者”的牲畜,其货币价值可以通过她们的数量乘以能力来精确计算。……实际上,强奸赤裸裸地体现了奴隶主对经济的掌控和监工对黑人妇女作为工人的控制。39

  奴隶制是异化和拜物教的终极表现形式:对奴隶的物化和异化意味着他们被纯粹地当作物来对待,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人的属性被剥夺了,这使他们成为无限剥削和统治的目标。女奴隶还可能会被强奸,她们所生的孩子也会被偷,因此她们还可能会被迫成为生产奴隶的机器。

  美国内战结束后,于1865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已经确立。直到今天,美国黑人还面临着歧视性的统治和压迫。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表明的那样,最极端的种族主义形式之一,就是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国家权力杀害,无论是警察实施的杀害还是死刑。

  卡特·威尔逊(Carter Wilson)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研究了种族主义:

  种族压迫在剥削和压迫的经济结构中是持续存在的。这种结构形成了种族主义文化,强化了种族压迫的模式。国家在这种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运作,通常支持压迫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虽然种族压迫是建立在由国家维持的、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安排之上,但文化在维持种族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塑造了人们思考和对待种族的方式,使种族压迫长期存在。40

  威尔逊指出,北美的种族主义按时间先后,分别表现为奴隶生产模式和支配性种族主义(1787—1865年)、债台高筑和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1865—1965年)以及元种族主义(metaracism)41 (1970年以来)。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形式继续存在,特别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城市种族隔离和住房隔离方面。平权行动方案带来了一些改善。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进一步强调知识和服务经济、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垄断和自动化的重要性。资本流动和全球通信扩大了国际分工。

  威尔逊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城市中心黑人的高度贫困状态是种族主义最显著的特征。黑人中产阶级被削弱了。文化元种族主义还伴随着一些特定的种族主义景象:“当今的景象描绘了下层黑人形象:黑人男性被贴上疯狂、失控、强大、暴力、吸毒成瘾的标签;黑人女性被定义为滥交,并过度侵占公共福利资源。”42

  戴维斯引用了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38.7%的黑人女性在从事农业工作,30.8%从事家政工作,15.6%在洗衣房工作,2.8%在制造业工作。黑人从事着收入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一种事实上的财富制度由此产生。表3和表4显示,种族歧视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仍然存在。

  这两个表格显示了当代美国经济歧视的现实。在美国,1968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白人家庭的59%。2016年,情况没有太大改善,这一数值为61.4%。黑人女性和男性的失业率远高于白人女性和男性。在16~19岁的年轻人中,黑人的失业率几乎是白人的两倍。黑人男性和女性也比白人男性和女性更容易受到不稳定劳动的影响。在服务业、办公室职位、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美国黑人的比例高于白人,而在管理和专业领域中,美国白人的比例更高。鉴于管理类和专业类工作的薪酬往往较高,种族主义工资和薪资歧视已成为美国职业结构的固有特征。威尔逊所说的“元种族主义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影响。而且他们的工作更有可能是不稳定的、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如服务员、清洁工、快餐店工人或职员。

  戴维斯强烈批判了监狱工业复合体。监狱的私有化使这些机构变成了营利性公司,让囚犯劳动创造利润。种族主义使有色人种更有可能被监禁,这就是为什么在监狱工业综合体中不仅存在着监禁的种族主义做法,而且还有种族主义剥削。“监狱制度告诉我们,奴隶制的噩梦继续困扰着我们。”43“黑人的身体在‘自由世界’中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但在监狱世界中却是主要的利润来源。”44通过监狱工业复合体,“种族主义为私营企业创造巨大利润。”45戴维斯谈到了“监禁狂欢”46。无家可归者、文盲、穷人、黑人和失业者被监禁,而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根据这种逻辑,监狱成为一种让人们消失的方式,人们错误地希望通过监狱来消除他们所代表的潜在社会问题。”47大规模监禁“本应让人们感觉更好和更安全,但它实际的作用是转移的人们对于真正威胁的注意力,这些威胁实际来源于军队、警察、追求利润的公司,甚至有时来自自己的亲密伙伴”。48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它是一个存放不受欢迎的人的抽象场所,它使我们不必去思考那些折磨着超高犯罪率社区的真正问题。这就是监狱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做的工作——它使我们逃避认真处理社会问题的责任,特别是那些由种族主义和日益加剧的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49

  戴维斯认为,美国黑人的不自由是由奴隶制度造成的。女奴隶不仅像男奴隶一样面临剥削,而且还受到性压迫和剥削,不但被强奸,还被迫以工业方式接受奴役。在当代美国,黑人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歧视和统治。在这个监狱工业联合体中,国家暴力迫使他们为盈利的公司工作。

  尽管黑人个体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阶层(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但绝大多数黑人所遭受的经济、教育和肉体上的种族歧视,其程度要比民权运动前的时代大得多。在许多方面,黑豹党《十点纲领》(Ten-Point Program)的诉求甚至比其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制定时更加至关重要。50

  例如,黑豹党的纲领要求:“我们希望资本家停止对我们黑人社区的抢劫……我们要求立即结束警察的暴行和对黑人的谋杀。”51

  通过分析黑人女性和男性在美国资本主义中的角色,戴维斯表明,基于性别和种族主义的剥削形式对于资本主义必不可少。此外,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们将女性贬低为“性、生育、自然”的生物,52并因其肤色贬低有色人种,目的是为歧视性和排他性措施进行辩护,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上转移开。分析表明,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作用,并持续维持排斥和剥削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在数字劳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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