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二）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数字劳动

　　1. 脸书时代的奴隶制

　　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法律地位，以及工人从事劳动的动机。奴隶的身体和思想是奴隶主拥有的私有财产。奴隶制是最具体化的劳动形式，这意味着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奴隶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而且法律允许杀死他们。所以奴隶工作的原因是害怕被杀或遭受身体暴力。在奴隶制中，“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53

　　虽然奴隶经常面临死亡的威胁，但雇佣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如此，例如工人被要求从事清理核废料等危及生命的工作。除了奴隶，雇佣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通过劳动的双重自由来描述雇佣劳动的不自由。现代劳动是自由的，因为它比奴隶更宽裕，尽管奴隶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继续存在。但雇佣劳动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只能被资本剥削，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阶级关系。与奴隶不同，无产者的头脑和身体不是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受“沉默的经济关系”胁迫，那就是市场的暴力。如果普通民众无法获得钱来购买维生的商品，他们就会死亡，这种市场的暴力迫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者。

　　有一部分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和缺乏经济来源的胁迫，迫使她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从事再生产劳动，并使她们不敢离开伴侣。因此，在家务劳动中，直接暴力是一种强制手段。但承诺、团结和爱也是再生产劳动的重要驱动力。家务劳动往往交织着爱与恨、痛苦与快乐、玩乐与辛劳、照料与暴力、自我实现感与疏离感。脸书上的劳动力通常不是受到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的胁迫，而是受到垄断权力的胁迫，这是结构性暴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脸书和谷歌占据绝对市场主导地位，同时推行限制性的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如果用户不想遭受社会和信息劣势胁迫，他们就必须使用这些平台。

　　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力的兴起终结了奴隶制，那就错了。虽然奴隶制比雇佣劳动更原始，但它仍然以特定的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中。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在《i奴再见：数字废奴宣言》(Goodbye i 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一书中提到了“i奴”(i Slavery)，以表明在21世纪奴隶制仍然是现实，苹果手机(i Phone)已经成为组织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邱林川对奴隶制的理解是基于1926年国际联盟的《禁奴公约》(Slavery Convention)。该公约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权作为奴隶制的主要特征。根据2012年的《贝拉吉奥-哈佛奴隶制法学定义指引》(The Bellagio-Harvard Guidelines on the Legal Parameters of Slavery)，对奴隶的所有权包括对奴隶的买卖交易权;剥削奴隶的劳动或性的权利;管理这种剥削性用途的权利;利用奴隶牟利的权力;将奴隶转让给他人(如继承人)的权利;在身体或心理上虐待奴隶的权利。这些定义与马克思对奴隶制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奴隶不自由的特性使其无法占有自己的身心。

　　该报告还对奴隶制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由于威胁、暴力、胁迫、滥用权力或欺骗，使得一个人不能拒绝或离开被剥削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此人的待遇类似于农场动物。”54根据这一定义，估计2016年世界上有4580万“奴隶”，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俄罗斯、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和缅甸都有大量的“奴隶”。

　　数字技术是以锡石、钶钽铁矿、金、钴或黑钨矿等矿物为基础的。大量的矿石是在刚果冲突不断的地区开采的。结果，叛乱分子和军阀奴役了村民，控制了大量矿山。用于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等的部分矿物是基于奴隶劳动和童工劳动生产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钴是用于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电池的重要矿物。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钴供应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5年4月和5月，非洲资源观察(Afrewatch)等非政府组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手工采矿区进行了调查，参观了5个矿区。长期暴露在含钴粉尘中可能导致一种潜在的致命肺病，称为“硬金属肺病”。许多矿工抱怨说，他们经常咳嗽，或者肺部有问题。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大约有4万名男孩和女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矿山工作，其中许多人从事钴矿开采。研究人员采访的孩子们描述了他们所做工作的体力要求。他们说，他们每天要在矿井里工作12个小时，搬运重物，每天挣1～2美元。55

　　一个人是否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充当奴隶?邱林川记录了那些制造iphone、ipad和其他数码产品的富士康工人在辞职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实习生被大规模地用作廉价的非自愿劳动力。他展示了在当今依据国际数字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IDDL)的制造业领域，存在着强迫劳动和缺乏离职自由这两种奴役形式。邱林川还记录了富士康公司拒绝支付工人工资、利用警卫暴力虐待工人，以及控制富士康工人的休闲和睡眠时间的做法。这个例子还表明，雇佣劳动也可以是奴役的一种形式。邱林川总结道，富士康的管理体系应该被视为“类似于奴隶制的制度和做法”56。这种奴役实施控制的形式包括身体暴力和结构性、制度性暴力(强迫实习、工资限制、不可终止的合同等)，因此强行剥夺了工人对劳动时间的任何控制(其开始和结束)决策权。

　　邱林川还将“自由”的消费劳动欲望视为一种奴役形式，他称之为“被制造的i奴”(manufactured i Slavery)。他的分析表明，广告资助了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的用户是脸书、谷歌等平台的奴隶，他们已经对广告、垄断、游戏以及商品和媒体消费上瘾，并受这种网瘾所强迫，为基于广告的媒体无偿工作。邱林川写道，被制造的i奴显示出了“自愿奴役”的行为，“上瘾变成了奴役”。57被制造出来的i奴是精神奴隶——即人的精神被统治阶级的逻辑所包围。

　　奴隶制是一个更严谨且更广泛的术语。马克思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一方面，他通过强调奴隶制是最不自由和最危及生命的劳动形式，看到了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纯粹奴隶制和其他阶级关系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例如，他将父权制描述为一种“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58的制度，并指出资本主义“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59。每一种阶级关系至少都带有奴隶制的痕迹和某些特征，因为它总是包含某种形式的不自由和强迫。奴隶制中包含着历史辩证法。

　　但不把奴隶制扩展到其他任何形式的剥削也是理由充分的。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使用脸书的劳动具有一种共性，它们都受到高度剥削，都是无报酬的劳动形式，所有的劳动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在拒绝劳动的困难程度方面，即在研究如何支配人类活动、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维度方面也存在不同。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收取固定工资的工人因为具有双重自由，他们可以离开其雇主的厂房或办公室。虽然为了挣到一份工资，他们不得不回去，但他们也可以选择寻找另一份工作，这是一种不自由中的相对自由。与拿工资的工人不同，刚果矿工在枪口下开采钶钽铁矿，如果不想被枪杀，就不能离开矿井。因此他是个奴隶。一些富士康工人不能离开工厂，因为他们被合同束缚住了，日夜守在工厂的围墙里。因此他们也是奴隶。

　　那么脸书的用户呢?也是奴隶吗?这些用户可能在这些平台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但也可以选择注销，故意关掉电脑和手机，以便睡觉、和朋友家人聊天、做爱、享受大自然中不受打扰的散步等等。脸书用户想拒绝在社会工厂工作，比刚果矿工拒绝工作要容易得多。虽然这两者都被高度剥削，只有后者是奴隶。但是，所有的劳动和所有的阶级关系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奴役成分，因为劳动者都是以特定的方式被强迫劳动的。对雇佣工人、奴隶、家务劳动者和脸书用户的剥削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可比性。被跨国公司剥削和奴役的人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他们必须共同拒绝劳动并寻找替代品，这样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和奴隶制。

　　家务劳动者和数字工人有可能成为奴隶，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务劳动者和数字工人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如果一个家务劳动者经历了暴力却由于恐惧无法结束这一段受虐待的关系，那她就是一个奴隶。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数字工作者被债务束缚，被迫在游戏公司做打金工，因此不能选择离职，那么他就是数字奴隶。

　　奴隶没有政治和社会权利。雇佣劳动者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工会代表方面有特定的社会权利。家务劳动者只有有限的社会权利，例如在儿童福利方面。作为一名脸书劳工，用户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社交权利，而且在隐私和数据保护方面，用户的法律权利非常有限。虽然雇佣工人有合同上和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权利来获得劳动报酬，但奴隶、家务工人和脸书劳工没有这样的权利，这使得他们作为无薪劳动者受到剥削。但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和家务都是无偿的。其中部分工作以契约劳动的形式进行。拿薪水的护工和清洁工就是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典型的低薪劳动，通常由移民和妇女从事。再生产劳动和雇佣劳动往往具有种族化和父权制的共同特征。

　　2.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数字劳动

　　在国际数字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Digital Labour,IDDL)中，非洲人和亚洲人从事着受剥削最严重和最不稳定的工作。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高薪的软件工程师，数字劳动者之中的贵族，往往以男性和白人为主。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对种族主义的挑战也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运作。一方面，种族主义利用了社交媒体，比如，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一天后有这样一条推文：“#特朗普卐#美国白人种族灭绝的终结。#纳粹#胜利万岁。”“特朗普总统想知道你有什么遗言吗，索罗斯先生?#甜蜜的复仇#白人种族灭绝#强奸圣战#特朗普(附有纳粹枪杀犹太人的图片)。”另一方面，反种族主义也活跃在社交媒体上，2016年12月，“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推特账户(@blklivesmatter)拥有约19.5万名粉丝，其脸书群拥有约24万名粉丝。

　　商品拜物教将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视为社会的自然属性，并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维护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常常为奴役和歧视劳动者的做法辩护。性别歧视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并扩大性别收入差距。在脸书劳动和家务劳动中，存在反向的商品拜物教。工人的直接工作过程不是生产商品，而是创造社会关系。正如杰瑞特所说，数字劳工在网上有朋友。60而家务劳动者往往是照顾他们所爱的人。商品形式隐藏在社会形式背后，因此商品拜物教倾向于呈现一种倒置的形式：对于家务劳动者和脸书工作者来说，他们不能直接体会到，他们正在为脸书等社交平台生产商品。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意识形态可以为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白人男性，创造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这种方法是如何与数字劳动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呢?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提出了性别化的受众商品的概念。广告业倾向于将广告建立在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并歧视商品受众以外所有的人，他们的目标受众是18～34岁、说英语的、异性恋的、高档的男性。61

　　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类发展报告》，挪威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而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拉维是最贫穷的三个国家。2014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52947美元，挪威为64992美元，中非共和国为581美元，刚果民主共和国为680美元，马拉维为747美元。根据这个变量，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拉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三个国家。表5显示，脸书由此计算并提供了该公司在向特定国家、特定性别用户展示广告时应提取的最大点击成本。

表5.脸书针对18岁以上用户基于位置和性别分类的点击成本建议62

　　数据显示，脸书的算法是基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逻辑，它假设较贫穷国家的用户和较贫穷的用户是缺乏价值的消费者，即与男性用户和富裕国家的用户相比，这些人不太可能点击广告和购买广告商品。脸书的数据商品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数字家务劳动者不仅受到了剥削，而且这种剥削还与父权和种族主义算法歧视结合起来了。这种整合的歧视认为，贫穷的人和女性数字家务劳动者要次于男性或富有的数字家庭主妇。因此，脸书假设“劣等受众”一次点击的价格应该低于一个“优等受众”的价格。

　　四、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

　　前两部分的分析表明，在脸书大行其道和数字劳动时代，阶级、父权和种族主义是重要的维度。数字家务劳动是受众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受众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是构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就像家务劳动一样，没有报酬却遭受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商品。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字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交媒体、数字劳动力、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等，是发达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一部分。元种族主义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在其中。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构成了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洲和亚洲的矿工和装配工人尤其需要得到关注。结构性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塑造了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中，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从事着受剥削最严重、最不自由、最不稳定的劳动，而高薪的软件工程师这类数字劳动贵族主要是白人和男性。在美国，高技能、高收入的管理和知识工作主要由白人主导，而低收入、不稳定的服务性工作则主要由黑人从事。算法往往会重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歧视有色人种。算法假设他们是穷人，因此不如白人用户有价值。当代的种族主义在社交媒体上既被传播和也备受挑战。

　　鉴于这种分析，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本文认为，我们必须超越交错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交错性理论是理解各种压迫形式之间关系时最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组织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认为，“主要的压迫体系是环环相扣的”，这些统治形式包括“种族压迫、性压迫、异性恋和阶级压迫”。63基于这种影响，交错性理论“主张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由种族、社会阶层、性别、性、国家和年龄体系等因素共同构建的”。64

　　种族、性别或阶级这些社会分工标准无法单独塑造不平等和权力体系，不平等和权力体系是许多相互影响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交错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研究权力关系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构建的。种族、阶级、性别、性、能力、国家、宗教和年龄都是分析的类别，这些术语都涉及重要的社会划分。65

　　伊芙·米切尔(Eve Mitchell)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交错性理论进行了批判。她写道，以交错性方法判定身份政治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然化的“资产阶级政治”66。交错性理论忽视了被压迫者的物质共性，即劳动的重要性，所有被压迫的群体和个人都是人类。米切尔指出：“身份政治在宣称‘我是一个黑性男人’或‘我是一个女人’时，忽略了矛盾的另一面：‘我是人类’。”67米切尔指出，交错性理论的确提供了对压迫的连锁维度的一种分析范式。但是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反映这些维度是如何建立的。其结果是一个相对主义的压迫理论。

　　威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对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批判可以与米切尔对交错性理论的批判相媲美。奇伯不认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更不认为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必须与源自西方的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普遍的驱动力，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但也塑造了他们的压迫和斗争的普遍共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产生了一种“跨文化的、东西方普遍适用的”批判。68东西方将见证普遍主义的两股力量——“资本的普遍逻辑……和社会成员对其福利等普遍利益的争取，这种普遍利益促使他们抵制资本的扩张逻辑”。69可以说，和米切尔一样，奇伯强调，社会成员对人道主义社会的追求将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将为这样一个社会而进行的斗争称为社会主义。

　　我们如何系统地思考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才能同时避免还原论(如经济还原论和身份政治还原论)和二元论(如交错性理论)?如何超越后殖民主义和交错性理论的相对主义?

　　大卫·罗迪格(David Roediger)在《白人的工资》(Wages of Whiteness)一书中说，一部分白人工人所实行的种族主义不是一种愚蠢的形式，而是一种战略机制的形式。罗迪格以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作为白人获得的快感可以作为白人工人的‘工资’。也就是说，种族所赋予的地位和特权可以用来弥补异化和剥削的阶级关系。”70对戴维斯来说，“白人的工资”是“某些人从持续的种族主义中获益的特权”。71罗迪格并没有过多注意到并非所有白人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资本家中有白人也有非白人。他也没有过多地关注白人反种族主义、非白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反对男性至上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之间的关系”。72

　　但是，罗迪格的“白人工资论”对于探讨阶级、性别和种族主义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角度来说，“白”可以理解为资本在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使白人工人能够将自己与黑人区分开来。男性气概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它使男人区别于女性和同性恋(LGBT)群体。作为意识形态的白种人特性和男性气概有助于积累声誉、地位和社会差异，这些构成文化资本。作为意识形态，它们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说存在生产和再生产白种人特性和男性气概的劳动。男性化和白人化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生物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使人体成为政治领域，充当文化资本积累的领地。如罗迪格所示，男性化、白人化、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的动机，往往是一种必须通过制造和复制压迫来弥补疏离感和剥削的感觉。这样做的效果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无法与“真正的”敌人进行斗争。从压迫和剥削中获得的快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工资”。从压迫和剥削中获得的政治优势形成了政治“工资”。但除了社会差异之外，还有一个维度。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泛滥的社会和组织中，关于白人、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还存在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意识形态资本可以被用来获得经济资本或政治资本，即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工资、薪水、收入和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些情况下，包括白种人特性、民族主义、男子气概在内连同其他意识形态也扮演着经济和政治工资的角色。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意识形态可以创造经济、政治和文化剩余价值，也被视作“工资”，更确切地说，应是布迪厄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资本主义、白种人特性、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结合在今天不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与特朗普一起成为一种直接的统治力量，推动资本主义在美国和世界政治中构建某种形式的威权。

　　马修·希卡鲁·德桑(Mathieu Hikaru Desan)认为，布迪厄对资本的理解有限，没有充分地将经济资本理论化，“经济资本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理论化”。“布迪厄似乎只是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某种资源，通过它可以产生权力……最后，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所缺乏的不仅是一种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缺乏将其作为剥削的理念，一种特定的权力运行的理念。”尽管“布迪厄对阶级冲突很敏感，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从占有剩余劳动力角度论证剥削理论”。73

　　德桑并没有得出马克思和布迪厄不能结合的结论，而是暗示这种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尝试过这样的组合。他将阶级的概念建立在剥削的概念上，并加入了技能和权威的概念，这两种概念与布迪厄的文化和政治/社会资本概念相近。莱特和布迪厄都强调了所有权、技能和权威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性。区别在于，在这些方法中有两种不同的优先级顺序：“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顺序是所有权、技能、权威;布迪厄基于文化的阶级分析的顺序是技能、所有权、权威。”74对赖特来说，阶级剥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方面，但他认为技能和权威会导致“技能剥削”(skill exploitation)和“忠诚租金”(loyalty rent)。把这个论点与罗迪格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权威、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转化为货币盈余工资。和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一道，剥削和压迫可能导致某些个人和团体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得社会优势，这种优势或者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工资(快乐、享受和地位的盈余)和政治工资(政治影响力的盈余)。布迪厄和马克思的分析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强调积累逻辑是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社会并带来不平等的。赖特和罗迪格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对这种分析进行了扩展，他们认为，第一，意识形态、文化和权威导致了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出现;第二，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是一种积累制度，政治和文化的剩余也在这种制度中进行着积累。

　　意识形态所能产生的剩余，不仅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快乐和享受，还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剩余。杜波依斯在这方面做出分析：

　　必须记住，白人劳工虽然工资很低，但他们得到的部分补偿是某种公共和心理上的工资。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在公共场合受到尊敬和礼遇。他们可以和各个阶层的白人一起自由地参加公共活动、使用公园和进入最好的学校。警察是从他们的队伍中抽调出来的，而法院也依赖他们的选票并对他们网开一面，从而助长了不法行为。他们能投票选出政府官员，虽然这对经济状况影响不大，但对他们的个人待遇和他人对他们的尊重有很大影响。白人学校在社区中是最好的，位置也很显眼，他们的人均费用是黑人学校的两到十倍。报纸专门报道吹捧贫穷的白人的新闻，除了犯罪和嘲笑之外，几乎完全忽略了黑人。75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可以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找到不同劳动形式的交错点。这些劳动形式包括了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再生产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维度就是，资本主义需要并创造了剥削环境来维持盈利能力。资本主义努力通过将劳动力成本最小化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资本积累。劳动力的多样化是追求利润的结果。非标准形式的劳动，如奴役、不稳定劳动、自由职业、无报酬的用户劳动或家务劳动，就是这种多样化的表现。其结果是，跨国数字媒体公司正在获取高利润。2016年，苹果公司实现利润537亿美元，是世界第九大跨国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排名第12位(利润132亿美元)，威瑞森(Verizon)排名第15位(180亿美元)，微软排名第23位(102亿美元)，谷歌排名第27位(170亿美元)。76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占有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由于工作日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组成，即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资本主义的一切劳动都包含无偿劳动。最大化无偿劳动时间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过度剥削的正常化。其反面则是一种倾向于强化界限的阶级斗争”。因此，维持和创造一种劳动形式可以由完全无薪的劳动时间或大部分无薪劳动时间构成，也是资本主义使过度剥削正常化的方法之一。无报酬的数字劳动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之一。巴里巴尔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质疑‘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区别’这一公理。”77数字劳动理论与再生产劳动理论一样，都是为这一努力添砖加瓦。

　　马里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提供了一个有14个维度的类型学分析框架，这些维度与资本主义劳动的制度分析相关。78这些维度可以按照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生产结果和国家的作用等类别进行分组。表6就是基于桑多瓦尔的类型学理论。本文的分析使用了桑多瓦尔类型学理论的简化版本，并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维度来关注于那种对于某种具体的劳动形式的剥削是如何合法化，是如何出现并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表6中使用的类型学理论侧重于劳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维度。该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做一总结。

　　对劳动的控制和强迫具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政治经济手段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垄断权力、社会暴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暴力。讨论表明，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意识形态压制表现出特定的形式。

　　传统的商品拜物教不能让工人和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所有构成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剥削形式。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就像在家务劳动中一样，存在着一种反向的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通过强调社会性来掩盖商品的作用。使用社交媒体不像是劳动，而确实是一种创造利润的无偿劳动。用户的数字劳动创造了一种大数据商品，数字媒体公司将其卖给广告商。大数据商品既有性别特征，也有种族特征。大数据算法基于这样的假设：西方的白人男性用户是真正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购买许多商品并花费大量金钱，而其他人则被认为是劣质消费者。“基于性别或其他刻板的阶级、种族、民族和年龄特征，而对广告目标受众群体进行分类，并对这些不同的目标市场赋予不同的价值，具有一种歧视的作用。”79

　　经典的意识形态和大数据算法的意识形态一道创造了一种矛盾的局面：在有偿的数字劳动中，白人男性主导着就业结构，可以获得白人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资。相比之下，有色人种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从事的是受剥削程度最高、最不稳定的工作。与此同时，基于融汇到大数据算法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白人男性也是在线广告和无薪数字劳动的目标剥削对象。新的种族主义为剥削、排斥、支配或消灭外来群体提供了理由。人们可以区分“灭绝或消除的种族主义(‘排他性’种族主义)与压迫或剥削的种族主义(‘包容性’种族主义)”。80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我们既可以找到排他性的种族主义，也可以找到剥削性的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