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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争上榜,不是打工人

2020-10-29 00:0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732| 评论: 0|原作者: 子午|来自: 子夜呐喊公众号

摘要: 打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打工人与老板的差距就必然要拉大。“奋斗者协议”的被承认,企业家参与地方决策,马爸爸向金融系统发起猛攻,显示着老板们的权力仍然扩大,“打工人”仍在失语。  



打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打工人与老板的差距就必然要拉大。“奋斗者协议”的被承认,企业家参与地方决策,马爸爸向金融系统发起猛攻,显示着老板们的权力仍然扩大,“打工人”仍在失语。

  9月底开始,“打工人”这个词突然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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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层面相关介绍的文章已经比较多,在此不再赘述。

  “打工人”的段子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官媒的释义才姗姗迟来,一如既往地给“打工人”端出了一碗浓浓的“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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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工人日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对“打工人”释义的话语权争夺,下面这条网友公认的释义才是一针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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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无产阶级觉醒人群的雅称”

  在工人日报、中新网试图把“打工人”变成美称之后,网友发出“你为什么要‘打|工人’”的调侃,工人日报一本正经地发了一则断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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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嘛,你们还真以为群众不会断句了?在毛泽东时代全民扫盲、普及教育之后,是完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的,网友的调侃不过是对媒体试图把“打工人”美称化的抗议。

  “打工”这个词大约起源于50-70年代,资本主义“蓬(原)勃(始)发(积)展(累)”的香港地区,80年代随着三资企业在大陆的兴起而传入大陆。

  1976年,由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半斤八两》在港上映。许冠文的兄弟许冠杰为电影演唱的同名歌曲《半斤八两》,唱出了香港当时打工族的辛酸,被经久传唱。

  

  歌曲在结尾道出了“半斤八两”的涵义:“出咗半斤力,想话摞番足八两;家阵恶揾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

  转成普通话,大意就是:“出了半斤力,想挣回八两的工资(古时一斤为十六两,半斤即八两),哪有这么好的事?”

  这句歌词揭穿了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谎言,道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附带说一句,由于深受六七十年代红色中国大陆的影响,香港地区的文化界、文艺界有着强烈的左翼传统,这一传统随着80年代的局势骤变,右翼殖民主义文化才死灰复燃,重新占据统治地位。)

  打工——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刚刚传入大陆时,往往指的是那些从中西部地区到珠三角、长三角港资、台资厂做流水线工人的农民工,在当时市民阶层眼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当今基层劳动者的主力是我们这些70-90后,我们这一代的童年都曾经高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用的新华字典里的例句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然而,“班”没有接上,父辈们却都已经遭遇了下岗,公有变私有,工厂曾经的“主人翁”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经济学家眼中与一般生产资料处于对等地位的“劳动力”。弹指二三十年,骤然发现,我们都成了“打工仔”,不管你是流水线上月入三千的工人,还是办公楼里月入三万的程序员。

  谁也不必看不起谁,谁也不必有“小确幸”,你我就是个“打工的”。坐在夜深人静却灯火辉煌的大楼里加班的时候,还真以为自己是“奋斗者”,是在为了中华民族崛起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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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社畜”、“996ICU”、“大厂人”和“程序猿”等等戏谑的称呼一样,“打工人”的调侃热潮,是对“奋斗者”心灵鸡汤的拒绝,是对自身“雇佣劳动者”身份的确认,更是无产者阶级意识觉醒的萌芽。

  80年代以来,“阶级”这个足以揭示不平等本质的词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精英们翻新花样地向庞大的“待富”人群灌输:“贫穷可耻、致富光荣”,“教育改变命运”,将“待富”人群自身的不幸遭遇归咎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勤奋程度。再到后来,贫困代际传播、富裕也代际传播,于是连“能力”和“勤奋”的遮羞布都不需要了,“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

  正是因为“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打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大,少数人的富甚至以大多数人的穷为大家,“先富带动后富”也就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今年上半年,就在打工人还在为连连上涨的物价叫苦不迭的时候,就在打工人开始摆地摊的时候,就在人们惊叹“六亿人收入不足一千”的时候,先富们的财富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

  这个月几份富豪榜单陆续发布:

  10月7日,瑞银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2020年亿万富豪报告》,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内地共有415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财富在过去的四个月就增长了41%,而2018年、2019年的人数分别为325名、389名。

  10月20日,2020年的胡润百富榜发布,千亿级企业家人数比去年骤增一倍,达41人;百亿级的企业级则达到620位,比去年新增近200人,这意味着这一年平均每周都诞生4位百亿富豪;今年中国上榜富豪们的财富达到了十万亿人民币,是过去5年增量的总和。

  病毒来袭,对于“打工人”来讲是灾难、是危机,对于老板来讲却是机遇。这种状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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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打工人与老板的差距就必然要拉大。“奋斗者协议”的被承认,企业家参与地方决策,马爸爸向金融系统发起猛攻,显示着老板们的权力仍然扩大,“打工人”仍在失语。

  总体而言,“打工人”的自嘲仍然停留在“身份政治”的范畴;这种自嘲是阶级失语背景下的被动响应。任何试图将“打工人”再次鸡汤化、扼杀无产者阶级意识觉醒萌芽的行为都是极端无耻的。

  “打工人”的自嘲回归阶级议题的广泛讨论,回归马列毛才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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