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先后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分析了毛泽东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与偶然，以及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读后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斗争形成一个全面、系统、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分辨是非，弄清事实真相，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该文，就是要拨开文革的云雾，透视真实的历史，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时期的斗争昭示于天下，从对文革的思考中透射未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

　　郭建波

　　目录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介绍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

　　(3)会议讨论与批判发言。

　　(4)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讲话。

　　(6)处理彭、罗、陆、杨问题。

　　2、“五一六通知”。

　　(1)为撤销《二月提纲》下发的通知。

　　(2)毛泽东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调。

　　(3)评析“五一六通知”。

　　(4)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编写及其意义。

　　(5)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6)“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成及其职能和作用。

　　(1)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背景。

　　(2)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构成。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职能及作用。

　　4、文革从导火线到全面发动的历程简析。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1、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

　　(1)政治挂帅的提出及其基本涵义。

　　(2)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

　　(3)政治挂帅的四个样板。

　　(4)在政治挂帅上的两条不同路线。

　　(5)政治挂帅的意义。

　　2、评析“五七指示”。

　　(1)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

　　(2)“五七指示”的内容及其剖析。

　　(3)、“五七指示”的意义。

　　3、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及其影响分析。

　　(1)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

　　(2)两条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4、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斗争。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1、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

　　(1)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

　　(2)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3)对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评析。

　　3、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问题的原因分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传播的范围及其销毁和下发的经过。

　　(2)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见的原因分析。

　　4、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的地位。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

　　2、军队内部的人事调整及其在党内地位的变动，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进行所采取的组织保证。

　　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组建首都工作组。

　　4、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部队部署情况。

　　(1)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日常工作机构。

　　(2)首都工作组谋划北京警卫方案。

　　(3)首都警卫方案快速进入实施阶段。

　　(4)首都工作组工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5)解散首都工作组。

　　5、首都工作组在文革发动之际的作用。

　　（五）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三个回合。

　　1、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

　　(1)山雨欲来风满楼。

　　(2)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

　　(3)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

　　(4)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

　　(5)两种根本对立的文革路线初见端倪。

　　2、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运动。

　　(1)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3)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

　　(4)文革向何处去?

　　3、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1)毛泽东回到北京。

　　(2)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3)校园里的文化革命。

　　(4)撤销工作组。

　　(5)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1)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

　　(2)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回顾。

　　(3)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原因。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性质。

　　(5)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

　　（六）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1)临时决定召开的中央全会。

　　(2)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2、到斗争的一线去。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

　　(1)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2)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酝酿及产生过程。

　　(3)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4、转折后的中央全会。

　　(1)毛泽东和林彪的表态。

　　(2)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3)张云逸、谢富治的揭发。

　　(4)会议出现的另一种现象。

　　(5)一个警醒的预言。

　　5、进行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情况。

　　(2)“十六条”的内容及其要点分析。

　　(3)评析“十六条”。

　　6、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1)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

　　(2)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3)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7、八届十一中全会评析。

　　（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实施方案。

　　2、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组织保证。

　　4、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在围绕《二月提纲》的制定、下发和撤销上展开，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以及吴冷西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斗争中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与其他方面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彭、罗、陆、杨的问题显现了出来。“五一六通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下发全党的。那么，这次会议又是如何召开的呢?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实，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突然的。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充分准备。因而我们研究这次会议就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起。

　　(1)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脉相承的，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后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党内程序上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以后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通过以后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是符合组织程序的。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由于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以后，地方领导人却对此毫无反应。[1]这表明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不仅仅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存在不同意见，而且地方高级领导层也是麻木不仁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有利于解决核心领导层的分歧;同时对于地方高级干部也是一个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因为文化革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他们来贯彻执行。因而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就是要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能够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先看一九六六年三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的问题。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谈了党的历史、学术批判、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批评《人民日报》、农业机械化问题，主要讲的是关于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2]

　　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在谈了文化革命的问题以后，他感慨地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3]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足足讲了三个小时。周恩来听后，经过两天考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四月二日，彭真看到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后，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检讨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4]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5]

　　这封由邓小平执笔，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联署的信件，和陈伯达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说：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6]

　　从中我们看到，三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毛泽东三月下旬和康生进行了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康生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率先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指示。而后，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会议，表示要批判《二月提纲》，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共中央通知稿，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批准。这表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央书记处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不仅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率先表态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指示的领导人，而且还主动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对中央一线常委接受毛泽东的指示以及文化革命的进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再看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后，进行了多次修改。

　　他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7]期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也在毛泽东指导下，对“通知稿”的文字和若干表述进行了修改。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和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多次修改后，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准。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要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处理彭真的问题。这个时候彭真对自己的问题似乎有所觉察。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乘飞机到杭州去参加会议时，对叶剑英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8]看来彭真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在四月十六日到达杭州后，请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转告，要求同毛泽东见面，只谈二十分钟。但无回音。[9]这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他、康生、杨成武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觉得事关重大，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应约与他进行谈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

　　这次毛泽东之所以没有答应彭真那怕只有二十分钟的谈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还要从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后彭真的作为说起。彭真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他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仅将毛泽东的谈话看作耳旁风，还制定了约束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不仅如此，还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将《二月提纲》下发全党。而后以《二月提纲》为“紧箍咒”，明确指出在批判中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影射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是“学阀”，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扣压政治批判的文章，对正在进行的批判“刹车”。在毛泽东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彭真又进一步反攻倒算，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1]正是因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使毛泽东认为彭真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解决彭真的问题也就势在必行了。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拒绝彭真提出的谈话请求的。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四月二十日出访回国后参加会议)、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12]

　　会上印发了揭发彭真、陆定一的七个材料。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出席会议的中央和中央局的部分负责人，分成三组同彭真谈话，解决彭真的问题。二十三日上午，叶剑英等同彭真谈话，下午李井泉等同彭真谈话。二十四日下午，彭真到林彪处，林彪同彭真谈了三个小时，主要是批评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而后彭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13]

　　“通知稿”经过反复修改后，与对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少量调整后形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一起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14]

　　从中我们看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解决彭真问题，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会前，毛泽东不仅没有答应与彭真见面，还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对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因为彭真在毛泽东反复告诫的情况下，仍然背离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这样从进行文革的大局出发，变动彭真职务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是在周恩来参加下，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以后，由陈伯达负责起草的。这说明在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问题上在中央一线常委及其相关成员之间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纵横两个方面谈到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从横的方面来说，修正主义不仅会在文化界出现，还会在党和军队里面出现，特别是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修正主义会更为严重。从纵的方面来说，修正主义不仅在中央、中央部门，还会在大区、省、市、自治区出现，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得多。[15]这样就不仅从广度还从深度上对修正主义出现的范围作了一个说明。

　　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主要观点写进了正在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中。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在向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吹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接受文化革命的观点，跟上文化革命的步伐，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主动、积极地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在用民主的方法来做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这样我们看到，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决不是盲目的、突然的，而是此前三月、四月特别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不论是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都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说明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已经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好了准备。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进行文化革命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好准备以后，于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情况指定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

　　这样我们看到，经过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举行，在党内核心领导层打通思想以后，五月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主题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对《二月提纲》性质的判断、解决彭真的问题以及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些问题上。这些问题是在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以后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因而我们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继续，这三次会议就解决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在会议的范围上有所不同，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扩大到了整个中央政治局层面而已。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介绍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

　　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与会人员不清楚近期开展的文化革命情况，为了使大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打通思想，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取得共识，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以便于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推向前进，因而会议决定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通知的起草修改情况，以及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来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情况。

　　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从五月五日至五月七日共开了五次，听取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讲话。[17]那么，在座谈会上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是如何介绍情况的呢?

　　①      康生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康生于五月五日下午和五月六日上午在座谈会上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起草的经过，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下面是康生讲话中若干段落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涉及到彭真在文化战线上用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长期对抗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路线，涉及到毛主席的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涉及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艺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和人民进攻，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钻进党内来，……不仅是吴晗《海瑞罢官》这样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样根本性的大问题。林彪同志说这个文件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在文化战线、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在十中全会以后，有两个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上海，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市委，从1962年起就抓文化、戏剧、电影、曲艺的革命，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另一个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主席的指示按兵不动，实际上是对抗。据张春桥说，1963年春中宣部开的一个会，实际上就是对抗主席思想的。正因为北京市委采取这样的态度，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给彭真、刘仁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加了一个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在1965年9月文化厅局长会上四次讲到第一位负责的是主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执行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为什么后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上海市委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从上海向北京打了电话，才同意转载。

　　11月10日到12月20日，是斗争的第一阶段，彭真是硬顶硬反。从12月20日以后，特别是22日、23日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彭真积极领导、抓，把运动纳入他的正轨，即“通知”上所说，“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因为这时主席说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

　　整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谈话中，关锋等人主张把“罢官”问题、庐山会议问题、彭德怀问题整理上去，田家英、胡绳反对，所以记录就有两个整理法。……彭真发给中央同志的是没有提“罢官”的那份。

　　12月23日，彭真同毛主席单独谈。回来后说法就变了。彭真说毛主席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现在要放。他摸到这个底态度就变了，变为积极的抓了，整左派。

　　彭真要许立群搞汇报提纲，大家以为是他个人要汇报，没想到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更没想到要作为党的文件发到全国。

　　2月6日，彭真把汇报提纲先发给毛主席。2月7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一道去毛主席处。汇报时，王任重也参加了。2月7日到2月10日，共谈了四天。谈了毛选，谈到卡斯特罗反华、印尼问题，主要是彭真汇报文化问题。……会上毛主席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当时毛主席有困难，以为汇报提纲是常委通过的，他不好多说话。提纲下发后，张春桥等觉得好像是纠偏的，又讲学阀，又讲要整风，整左派，没有传达。

　　因为许立群3月11日给杨永直的电话，又挑起了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到了快要爆发的时候了。……3月28日我去上海前，与总理谈了一夜。3月28日，我到上海，毛主席对我说，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组。在上海，毛主席同我谈了三次话，主要谈的是彭真的错误。第一次谈话，赵毅敏参加。第二次毛主席与我单独谈。谈话要点：一、中宣部、北京市包庇坏人，“提纲”是错误的，不分是非的，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只是说了对关锋、戚本禹的批评三年以后再说。……

　　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3月31日，康生返京。当时即把此纪要给周总理、彭真，又向周总理、彭真汇报了四个钟头。

　　4月2日，康生打电话到西安，叫小平速回。4月4日，小平回京。4月6日，周恩来也回来(到邯郸去的)。决定4月9日书记处开会，关起门来统一思想。4月9日、11日、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要求首先发言，讲他从来不反主席，没有包庇吴晗，只包庇了邓拓，错误就是主张“放”。第二天(按：似应为第三天)，康生发言批判彭真，从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说北京市连针都插不进。第三天(按：似应为第四天)，陈伯达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问题。

　　4月22日，在主席处开会。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谈了两次话。

　　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是惊心动魄的一段。

　　中央“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问题。

　　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毛主席告诉我们，对这场斗争，一方面要认识到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可不要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以为中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全一致。[18]

　　从前文的研究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康生忠实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说明了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真实情况。他在讲话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勾画了从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党内高级领导层围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状况，使人们认识到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重要性，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以及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处理彭真、陆定一问题的必要性。

　　康生在讲话中谈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以及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在“大写十三年”的争论和京剧革命的问题上具体表现了出来。

　　虽然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说第一负责的是毛泽东，但是却违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和指示。康生详细讲述了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以后彭真采取的抵制态度，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田家英和胡绳在整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时删除了要害是“罢官”的内容。彭真在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却仍然批准下发了这个删除要害是“罢官”内容的文件。康生又进一步介绍了彭真是如何组织人起草《二月提纲》并下发全党的，这个文件下发后对文化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如何讨论并最后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以及起草和修改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的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修改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的话是毛泽东亲笔所加。[19]

　　这样就使与会者对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革命上的斗争有了一个宏观印象，理清了这个时期进行文化革命的基本脉络，不仅弄清了“通知稿”形成的背景，同时进一步认识到“通过稿”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康生在讲话中提醒大家这个文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开始。他还转述毛泽东的话，要大家保持警惕，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不要以为会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成一致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进北京的问题上，周恩来听说后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三月二十八日康生去上海与毛泽东谈话前，与周恩来谈了整整一夜。毛泽东与康生进行了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康生三月三十一回京又向周恩来、彭真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经过两天思考，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信，表态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而后周恩来又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大家关起门来统一思想，批评彭真后，决定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批准。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②      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介绍情况，谈了六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十中全会以后”里说：1963年4月，中宣部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一大批人反对“写十三年”，攻柯老，即反对十中全会指示。陆定一主持会议，周扬、林默涵的讲话印了简报，不批驳。大会最后一天，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发言，提出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写十三年”的口号。为此，上海有人起而反驳。周扬总结，说只是“起一点小风波”。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指示，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伟大的动员作用。大好的形势吓坏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了1965年初，彭真同志刹四清的车。文化大革命他也要刹车，而且刹下来了。彭真同志等人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不是从批判吴晗开始的。

　　在第二部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情况”里说：1962年江青在戏院看了《海瑞罢官》，以后就提出了批评。北京市委是知道的。1965年春，林默涵到上海，我问过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批评这处戏很难。宣传海瑞之多之广，仅上海，作品目录有七页之多，一切宣传工具都用上了，因此非批评不可。批评哪一个?应从阶级斗争的全局考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觉得姚文发表，吴晗答辩，再写几篇文章，争论一阵，就可以转到其他问题去了。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当时对批判吴晗的意义是理解得太肤浅了。

　　在第三部分“姚文发表以后”里说：姚文发表前三天，先请周谷诚、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几个人提意见。他们对最后一部分(关于政治问题)，统统反对。这时我们估计到，斗争将是激烈的。文章发表后，反应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来稿来信达到一万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范瑾、沙英问背景;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2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总之，封锁得严严的，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这样布置?我们实在气愤极了。1965年11月25日或26日，罗瑞卿到上海，下飞机后从警卫人员中听了点消息，知道了对北京的意见。陈丕显先和罗谈了，罗打电话告诉彭真。陈又告诉了总理。文章在总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19天以后)，北京各报才开始转载。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里说：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他硬要把批判拉向右转。说姚文也要一分为二。说上海各报转载北京各报关于姚文的编者按，不该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放在第一篇，妨碍放。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里说：今年2月12日，彭真同志到了上海。“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已经出来了，他以为他的主张合法了，得势了。一到上海，就跟市委的同志讲，这个提纲常委讨论过，主席同意了，你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第六部分“许立群同志的电话”里说：所谓“学阀”问题，实际上不只是指姚文元，也不限于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主席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问题是“罢官”。许立群的这个电话，是彭真这个党阀的本质的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给曹狄秋同志打电话，……4月2日，市委书记处开会，认为这个电话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说过的话统统赖掉了。我们觉悟到，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20]

　　从张春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从上海进行文化革命的实际状况出发，回顾了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上海文化革命的斗争历程。他以确凿的事实在讲话中从六个部分进行了阐述，上海市委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着力进行文化革命却遭到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围攻和打击。这不仅表现在“大写十三年”的问题上，还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讲述了上海市委在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下，执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后，却在中宣部工作会议上遭到了围攻和批判的情况。而后又详细回顾了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遭到彭真的封锁和抵制，一时进不了北京，以及此后双方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在《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要求上海按《二月提纲》的要求进行批判，还进一步反攻倒算，利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向中宣部请问的机会，指责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经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的批准，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批评、诘责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当毛泽东要求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时，彭真虽然打了电话，却没有悔过的表示，就连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不是道歉，而是把他说过的话赖掉了。这表明直到这个时候彭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春桥在发言中鲜明揭示了上海市委执行党中央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却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指责和批评，以及双方在如何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表明批判彭真、陆定一并变动他们的职务成为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③      陈伯达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在五月七日上午的会上，由陈伯达介绍情况。他着重揭发彭真历史上的问题。[21]

　　我们注意到，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的发言不同，他是从历史上来揭发彭真问题的。这样就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与历史上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以此来说明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原因，进一步说明彭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从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康生是从中央进行文化革命的全局出发，全景式的展现了文化革命的斗争状况。张春桥是从上海进行文化革命的角度出发，展现了上海与北京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斗争状况。陈伯达则是从彭真的历史出发来进行讲述的。他们运用丰富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对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使人们对彭真、陆定一的问题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这就为对彭真和陆定一进行批判、变动他们的职务作好了准备。

　　(3)会议讨论与批判发言。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以后，与会人员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系统认识，于是转入批判发言、阅读文件和小组讨论阶段。

　　五月七日下午，萧华发言批判彭真。发言共分四个部分：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第四，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萧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插话批判彭真。

　　五月八日、九日，阅读文件。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开小组会。与会者在小组会上纷纷揭发批判彭真和罗瑞卿，有的人还作了自我批评。[22]

　　在阅读文件和小组讨论以后，人们对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和斗争逐渐明朗起来，认识到斗争的来龙去脉，这就为“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4)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对文化革命问题以及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而后又经过了分组讨论和批判发言。在此基础上，五月十六日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了这个“通知稿”。同时，还宣布停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23]

　　五月十六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本来在分组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曾从文字语法的角度对《通知》稿提了几处修改意见，由于这个“通知稿”是经过毛泽东和文件起草小组反复修改后，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定稿的，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康生担心这个时候的修改会有悖于文件的宗旨，从而会产生歧义，因而没有接受修改意见。

　　刘少奇作为会议主持人，显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个文件毕竟是在他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因而他也不便于运用职权来否定陈伯达、康生的主张，只好带有牢骚般地批评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因为《通知》中对彭真作了点名批判，刘少奇特意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说：“没有意见。”[24]关于刘少奇对彭真的态度问题，李雪峰后来回忆道：“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25]

　　从李雪峰的回忆看，刘少奇是同情彭真的，但似乎又是无可奈何的。由于这个“通知稿”是批判彭真的，因而刘少奇征求彭真对于这个文件的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看来，当时彭真确实说过同意的话。因而这个“通知稿”通过的时候，他还是举了手的。直到文革以后彭真也没有讳言他当时对于文件的态度。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26]彭真的这个说法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关于这个“通知稿”在会议上的表决情况，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曾经回忆道：“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27]

　　由此看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首先介绍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而后“通知稿”由会议一致通过并下发全党。这个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又简称“五一六通知”。由于下文我们还要详细研究这个通知，因而此处从略。

　　“五一六通知”虽然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但是与会人员是不是对这个通知有了深刻的认识了呢?

　　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如康生在座谈会上转述毛泽东话时说的那样，不要以为中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全一致。这从后来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28]

　　这里不仅使人感到疑问，既然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五一六通知”就通过了呢?

　　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是说这些人虽然从组织上举手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他的观点。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毛泽东这段话的疑问也就涣然冰释了。

　　这表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在会议上举了手，从组织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过关，没有真正搞清楚进行文化革命的意义。这在事后他们在工作组事件的问题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正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才反映出当时参加会议的不少领导人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主张的。

　　(5)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讲话。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他们在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态度和价值取向问题。

　　①      耐人寻味的常委讲话。

　　首先我们看五月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四位中央常委发表的讲话。

　　五月十七日下午，几个常委在会上讲话，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自己的认识不够，还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刘少奇说，他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周恩来也在讲话中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林彪也说：常委同志都检查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邓小平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的书记或候补书记)。[29]

　　这四位领导同志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报了自己的出身，邓小平则是对中央书记处彭、罗、陆、杨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共产党讲成分而不唯成分论，况且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和被改造后的资本家。家庭出身要讲，地富反坏右和被改造后的资本家也要批，但是这并非文革的重点，他们却纷纷说起了自己的出身，或者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虽然这样做体现了他们真诚、悔过的一面，令人赞赏，但是这里关键是对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如何呢?我们看几位常委随后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②      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来称为“五一八讲话”。林彪的讲话没有写成现成的稿子，而是搜集了一些材料，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会议上口头讲的。他的讲话是在会后整理成文下发全党的。

　　林彪在讲话开始时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

　　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一个是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

　　1)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从党内出现彭、罗、陆、杨的问题出发，论述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必要性。

　　林彪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