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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020-10-30 22: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297|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

 2)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林彪讲话中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问题。他在讲话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说明毛泽东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伟大领袖。

  林彪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指南。我们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武器,促进人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林彪批评了陆定一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作实用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论断,说明了毛泽东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威力。

  林彪在讲话中还从天才的角度论述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的地位。他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行了比较,说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复杂、激烈、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圣西门、黑格尔,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列宁也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在讲话中批判了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能动作用。他说,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思想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激发人们的热情,坚定不移地前进。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存在非常广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革命队伍中存在着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不断在人的头脑中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我们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讲话中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32]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这部分讲话中颂扬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运用恩格斯、列宁的话为例,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不仅如此,他还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言论绝对化,说毛泽东无论活到那一天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是与此前他提倡的“顶峰论”一脉相承的。如果从工农群众朴素的感情上来说,当然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从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上来说则是不恰当的。

  林彪在讲话中高度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发展中的伟大贡献,指出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领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屡屡遭到阻碍的时候,林彪发表这样的讲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执行文革路线,开展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分明看到,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讲话中的一些内容,是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观点不相同的。比如在天才问题上,虽然林彪引用了恩格斯、列宁的话,但是他用天才而不是正确的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于革命实践,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成,无疑是有局限性的。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就讲过,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不要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要崇拜掌握真理的人,谁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谁。他还批评了有人在会议发言时说的跟着毛泽东走就不会犯错误的言论,主张对他是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还进一步指出,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33]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关于毛泽东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言论绝对化的说法,是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抵触的。因而毛泽东是不会赞成林彪的这些说法的。

  总的来说,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这部分讲话,一方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在讲话中使用了一些绝对化的语言,又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观点和主张出现了不合。在当时的政治情景下,这还只是认识上的分歧。但是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他们的分歧逐步激化,这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乃至文革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是后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讲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和关于个人崇拜两个问题。在文革发动之际,林彪以革命家的视野,运用毛泽东文革的观点,从当时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才提醒全党同志要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同时,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党内高层有些人总是在敷衍塞责乃至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因而这个时候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申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后来也曾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34]从这里来说,林彪的这篇讲话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应运而生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部分关于阶级矛盾的两重性上,还是在个人崇拜部分关于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上,毛泽东和林彪还是存在明显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处于隐性状态,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却日益激化,最终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

  尽管如此,这篇讲话在文革发动之际,特别是高层有些领导人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抱着消极乃至抵制态度的时候出现,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正是因为这样,这篇讲话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中才这样表述: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权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35]

  ③ 周恩来发表讲话。

  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发表了重要讲话。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36]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和林彪一样谈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当然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语气是不同的,但是都是提醒与会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要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他在讲话中还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37]在文革发动的背景下,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处理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保持革命晚节,积极参加到继续革命的斗争中去,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④      朱德遭到批斗。

  我们没有发现朱德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因为会议期间朱德处境艰难,遭到批斗。

  《朱德年谱》中记载: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朱德在会上受到林彪等人的攻击,把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38]

  还有资料显示,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主持下,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毅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泽东。[39]

  从中看到,朱德似乎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遭到批斗的。难道这就是朱德遭到批斗的原因吗?林彪顶峰论的说法,毛泽东自己也不同意啊!再说,井冈山期间的朱、毛争论已成定论。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⑤      邓小平发表讲话。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议后,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贯彻这个决议,而是表现出消极乃至于抵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提议成立一个小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上海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邓小平还向彭真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在他与吴晗打桥牌的时候仍然要吴晗“乐观”,还表示要为吴晗“往前顶”,至于邓小平是否参与了北京拒绝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策目前还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二月提纲》的时候,邓小平不仅同意而且后来还是由他签批转发全党的。[40]当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在周恩来帮助下,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才提出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41]

  彭、罗、陆、杨的问题出现后,邓小平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自己也坐不住了。这是因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候补书记都出了问题,况且彭真还是常务书记,毛泽东又批评过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作为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着重检讨书记处的工作,承担了责任。他说:

  “我们书记处好多书记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没有察觉,失察的责任主要是我的。主席批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书记处工作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没有挡住。”“所以,老实说,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书记。应该从这些事情好好地衡量一下自己。”

  除此,他还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表示要加强学习,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他说:“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42]

  邓小平在检讨式的讲话中,承认自己对文革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要对中央书记处成员出现的问题负责任,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这些话倒是反映了他对待文化革命的真实态度,也表明了他内疚自责的心态。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主抓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却在八届十中全会确定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对文化革命表现出淡漠的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究竟为什么在文化革命问题上采取怠工乃至抵制的态度呢?虽然他在检讨式的讲话中说的是实话,也表态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但是究竟能不能吸取以前的教训,跟上文革的步伐,则还有待于他以后的实践来证明。因为判定一个人不仅仅是要看他的声明,更重要的是他的实际行动。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工作组问题上他又犯了错误。

  ⑥      刘少奇发表讲话。

  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刘少奇发表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对会议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根据毛泽东最近一系列指示开展文化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他在谈到自己的认识时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同周恩来一样,刘少奇也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检查回顾了自己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七年指导全国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关于山西互助组织的批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六二年对经济困难的估计和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问题上的错误。[43]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对陈云一九六二年提出分田到户提出了批评。他还说到:主席从揭露严慰冰匿名信时就讲政变,问少奇等会不会发生政变。七千人大会时,对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讲多了,讲过头了,后来出现的歪风邪气同这有关。田家英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44]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讲话中批评了陈云、田家英,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认在文化革命上是糊涂的,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看得材料很少,这些话虽然坦率直言,发自内心,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却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提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意见,而是表现出一种默然置之的态度,以淡然的心态去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抽象地对文化革命说了一些赞成性的话。这究竟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文化革命的立场上才存在这些问题,还是仅仅是认识的局限,值得深思。至于他说自己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到底是肺腑之言还是逢场作戏,还依赖于将来实践的证明。令人遗憾的是,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犯了错误。

  从几位中央常委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朱德当时处于被批斗状态。林彪在讲话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却在为文化革命摇旗呐喊,是积极支持文化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及此前的作为表明他是支持文化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表示要跟上形势,但是总的来说在思想认识上还是表现出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这对后来文化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6)处理彭、罗、陆、杨问题。

  从前文我们对彭、罗、陆、杨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除了彭真与陆定一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联系以外,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紧密联系的集团。不过是由于在中央所任职务以及他们的问题几乎同时发生的缘故,才容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罢了。

  彭真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革命的问题,在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上集中表现出来。罗瑞卿的问题主要是向党伸手、逼林彪让位、反对突出政治以及个人工作作风问题。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一个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杨尚昆的问题,一个是秘密录音和安置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露机密问题。

  其实,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此前召开的系列中央会议上,已经就如何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是将此前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在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予以确定而已。当然,彭、罗、陆、杨都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对他们的处理决定从法定程序上来说最终还是要获得以后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追认和确定。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五月二十四日又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下发县团级党委。[45]这样就以文件的形式将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作了通报,与前文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对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结合起来,使人们对彭、罗、陆、杨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彭真、陆定一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杨尚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彭真、陆定一又是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呢?

  我们先看彭真在会议期间的情况。

  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彭真在这次会议上的情况,李雪峰回忆道:“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46]

  从中看到,彭真在向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交待工作时,听到后面有人念自己的批判材料就发了脾气,说他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与材料中说的不一样,自己是拥护毛泽东的。随后这场争吵就被刘少奇制止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彭真对自己被处理的愤懑不平心理。彭真在做出检讨后就被停止出席会议了。

  在会议期间,彭真是如何进行检讨的呢?

  五月十九日会上,只允许彭真作五分钟的检查。彭真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坚决拒绝给他定的罪名。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47]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在检查中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否认对他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活动的指控,还恳请中央审查他与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这从客观上反映出他对于会议给他与罗瑞卿、陆定一之间关系的定性是持反对态度的。

  与会者对彭真的检查很不满意,认为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会场上出现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康生说,彭真的检查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上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彪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林彪说:“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你到处封官许愿,包庇坏人,实际上是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队伍,组织政变的力量。”

  陈伯达说:“在我们党里面的一个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叫‘彭、罗、陆、杨四大家族’。他们走的是高、饶的老路,对林总,对少奇同志,对恩来同志,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这三个人,千方百计地攻击他们。”

  贺龙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出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你就没有承认赫鲁晓夫,你是一个大党阀也不讲。”

  张鼎丞说:彭真“做十年坏事”,是“伪君子、野心家”,要“篡党、篡军、篡政”。

  杨成武说:“五人小组的提纲就是搞政变,如果不成,就用枪杆子搞政变。林总昨天讲的,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两种形式都可以搞政变,也可以联合起来搞政变。没有冤枉他。”

  李先念说:吴晗的要害是罢官,彭真的要害是政变。

  陈毅说:彭、罗、陆、杨要害问题就是搞政变,被发现了,抓住了大量事实。主席大半年的功夫抓了这件事。

  薄一波、刘少奇、廖汉生、聂荣臻、蔡畅、余秋里、钱瑛、周荣鑫、杨勇也先后发言,批判彭真,或提出一些问题要彭真考虑。[48]

  看来,彭真检讨后,在会议上受到了围攻。这些发言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存在不少过激语言,有些并不符合事实,况且有的发言者自己也未必真正认识到彭真问题的要害在哪里。这个时候之所以要处理彭真的问题,是由他不仅消极对待而且还有意识地抵制文化革命的行为所决定的。特别是在毛泽东几次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亦然如此。作为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工作的彭真却对抗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因而在会议上遭到人们的围攻和批判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选择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彭真不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自己遭受批判的时候似乎有难言之隐,心中有痛楚却难以表达出来。

  我们注意到,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和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的沙发上,他对毛泽东说:我脑子很乱,一时不可能把自己的问题理清楚。毛泽东比较平和地说:是呀,天下大乱嘛,就得乱一阵,你不要忙,给你时间,好好想想就清楚了。当毛泽东批评彭真《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多演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时,他却没有当场向毛泽东讲明原因,而是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说明了事情原委,说在《芦荡火种》演出的问题上,不但他没有错误,而且是他发现并纠正的。本来《芦荡火种》剧团演出是由文化部负责接待的。当他听剧团说只让演三天,不能延长时,就让万里安排北京市文化局出现接待,解决了剧团继续演出的问题。但是当周恩来问他为什么不对毛泽东讲明经过时,彭真却以“不好当面顶撞主席”为由转移了话题,将究竟是谁阻碍《芦荡火种》剧团演出的问题掩饰了过去。[49]

  在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真检讨到《二月提纲》的错误时,刘少奇、周恩来都说,那个汇报提纲我们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彭真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提纲错了,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他们没有也不应承担责任。[50]本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这几位一线常委是有责任的。但是彭真这样讲固然显示出主动代人受过维护党内团结的品德,但是在几位常委已经明确表态同意《二月提纲》的背景下还要讲这些话,从而阻止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调查,进而与此前批判《海瑞罢官》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仅如此,就是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彭真回京途中,有人建议彭真给毛泽东写封信,表示一下态度,彭真说自己“现在脑子还很乱,有许多问题一时还想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来”,因而在火车上写了几次也没有写出来。[51]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谁只准彭真做五分种的检查,彭真又为什么没有将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后出现的系列问题作一个深入的剖析,从而说明他与一线常委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呢?彭真没有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直到文革结束后,彭真仍然写材料说明自己在《芦荡火种》演出的问题上非但无过而且有功,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讲清楚到底是谁在幕后阻止了演出,也不提议让中央查明事实真相。在阻止批判《海瑞罢官》以及姚文进北京的问题上,以及当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制定了阻止进行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扣压左派的文章,这一系列问题到底是彭真个人所为,还是受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同意和支持,彭真也没有将这个问题完全讲清楚。从他在检讨时说《二月提纲》与几位一线常委无关来看,他是想极力撇开这些问题与一线常委的关系,由他自己将事情揽下来的。另外,我们再结合文革结束以后彭真说毛泽东原先想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问题,但是后来却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来分析,[52]他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意味深长的,看来他确有难言之隐,因而也就只好落入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的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陆定一在会议期间的情况。

  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一个是他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一家写匿名信的问题。由于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无中生有地造了许多谣言,还使用下流的语言攻击林彪一家,致使林彪一家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因而林彪就写了一个证明,印发会议。这个证明如下: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53]

  关于林彪写的这个证明,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54]

  看来,会议期间林彪确实写过这样一个证明,还印发会议。可以设想,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严慰冰采取匿名的方式,用信件和名信片来攻击、羞辱、骚扰林彪一家,搞得鸡犬不宁,给他们一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这个时候林彪写出证明说严慰冰是在造谣中伤,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愤慨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着严慰冰写匿名信的行为败露后,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同志纷纷在谴责严慰冰同情林彪一家遭遇,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林彪还写出这样的证明来印发会议确有画蛇添足之嫌,在党内高层政治生活中只会徒增笑儿。

  陆定一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的检查也很简短。陆定一说:我是高级干部,四十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六十一,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会搞政变吗?似乎不会。谈到匿名信问题,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那怕只有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55]

  陆定一检查后,林彪对陆定一说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感到蹊跷,于是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陆定一说:“很好。”林彪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56] “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回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林彪猛地拍桌子道:“你不老实!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陆定一顶了一句话:“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气愤地说:“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嘣死你。”[57]

  林彪说的显然是气话。林彪一家无故遭人恶意诽谤也着实令人同情,林彪对严慰冰匿名信给自己一家造成的精神伤害和家庭和睦带来的破坏表现出愤怒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党中央已经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林彪作为当事人,似乎没有必要直接去向陆定一发问。这不但无益于事情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还会损害自己的形象。这是得不偿失的。

  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邓小平找李雪峰谈话,要他和李富春一起向陆定一传达这个决定。对此李雪峰后来有一个维妙维肖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当时,我们还在外面没有走。陆定一则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我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58]

  我们看到,李富春和李雪峰在向陆定一传达这个决定时,彼此互相推让,都想把对方弄到前面,自己缩到后面。看来他们觉得这个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愿意自己走到前面,去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陆定一听到停止他出席会议的决定后,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了,于是向他们发誓表态说自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还希望能够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这就不仅使人产生疑问,既然如此,那么陆定一又为什么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呢?本来,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举措啊!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行为已经表明,他与他要搞的共产主义是南辕北辙的。这是令人可悲的。当然,如果考虑到这个时候他的赌咒发誓是为了表明态度,也就不必苛求于他了。

  最后,会议对彭、罗、陆、杨的问题作出了处理决定,同时还作出相应的人事变动。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59]

  从我们对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处理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后,才提交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为了使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又对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围绕要不要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作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期间常委们也在讲话中谈了自己对文化革命和当前形势的认识,作了检讨式的发言,朱德还遭到了批斗。林彪发表的“五一八讲话”,虽然起到了为文革发动摇旗呐喊的作用,但是其颂扬毛泽东的用语又是令人忧心的。当然这种忧心当时还处在隐性状态。会议是在通过各项议程以后才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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