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③      对“五一六通知”的综合分析。

　　“五一六通知”从十个方面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批驳，这十个方面是：立场和世界观问题;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如何进行放的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政治和学术上压倒对方问题;破和立的关系问题;左派是不是学阀问题;要不要对左派整风问题;批判要有领导、谨慎、慎重问题;是否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通过这十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得出了结论，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与这个提纲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从形式上看，《二月提纲》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披着文化革命的外衣，表示要推进文化革命，确实很能迷惑人。但是如果对这个提纲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剖析，再结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系列动作来进行分析，那么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也就透过层层的迷雾露出了真容，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也就显露出来了。《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结晶而已。

　　“五一六通知”是在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导下起草的，毛泽东又对通知进行了多次修改。经他修改的地方，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将文化革命的主旨画龙点睛地阐述了出来。“五一六通知”阐述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毛泽东修改的内容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比较激烈，却非由感而发突然产生的，毛泽东此前的谈话、批示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都涉及过，已经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打过招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通知中的文字不过是将批示、谈话和讲话以犀利的文字表达出来而已。

　　“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系统的批驳，不仅指出了提纲的错误所在，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批驳中阐述了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指明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解决问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放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无产阶级放，无产阶级也不允许资产阶级放，在放的问题上抹煞其阶级性，就会丧失警惕性，走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真理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观。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丧失阶级意识的表现。政治和学术是统一的，但是政治又是占第一位的，从根本上说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破和立是对立的统一，破本身就是立，既要看到两者的联系，又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在文革发动阶段应该是破字当头，这个时候强调立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警惕左派成为学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要有领导、谨慎、慎重地进行批判，这是要束缚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打击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力量。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

　　“五一六通知”的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种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了长期斗争才形成的。通知对文化革命既有理论上的分析，又有实践上的总结，在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中阐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五一六通知”认为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对立的统一。文化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革命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文化革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叫作学阀。政治革命是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又叫作党阀。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当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会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破坏和阻碍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还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并坚决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阀)，还要进行政治革命，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阀)，把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统一起来。既要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阀)的命，也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阀)的命，而不能分开或割裂这两个革命。这里的革命是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有的则是撤销或调动他们的工作，而不是消灭其肉体。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构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五一六通知”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问题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这对于全党同志深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阶级矛盾虽然具有敌我矛盾的对抗性质，但是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76]在不同阶段强调阶级矛盾的不同属性，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代要求。

　　通知批驳《二月提纲》特别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的时候，措辞严厉，气愤犹加，以激烈的语言，锐利的锋芒，指斥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这样做，一方面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阶级矛盾中对抗性的一面占了明显地位的缘故。这个时候是要强调造反有理，敢于斗争，揭露矛盾，大胆进取，不然的话，文化大革命就难以发动起来。当着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经过全面夺权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中非对抗性的一面又会占了明显地位，就要强调善于斗争，化解矛盾，甄别平反，恢复正常秩序。

　　这就要求我们对阶级矛盾中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属性在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的表现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的斗争策略及其特点，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阶级矛盾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对抗性的一面占优势，如果这个时候过份强调非对抗性，则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真等人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斗、批、改阶段是非对抗性的一面占优势，这个时候如果过份强调对抗性，则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六八年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以深刻的思想性、精辟的理论性、严厉的批判性、强烈的战斗性，对提纲作了体无完肤的批驳，凝聚了文化大革命的共识，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打造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仅让人们知道 《二月提纲》的错误在哪里，又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如果不克服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这次将提纲与通知同时下发，就是要求全党县团级以上党委以及文化机关的党组织，通过对这两个文件的比较，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在党内斗争的实践上，认识到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4)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编写及其意义。

　　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同时，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还编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期间，文化战线上发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事件。这个两条道路斗争的备忘录，以事实再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历程。

　　“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是从理论上对《二月提纲》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而“大事记”则是以事实记述勾画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时期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脉络。如果将这两份文件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论点，而“大事记”则是陈述了论据，“大事记”的事实是为论述“五一六通知”的论点服务的。“大事记”作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在党内下发的。这样随着“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的下发，“大事记”不仅以真实的事实记录的方式论证了“五一六通知”的观点，还以生动的事例展现了党内围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传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大事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个别地方在文字表述上作了策略性的处理。

　　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不论是中央领导人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谈话还是会议记录以及相关文件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刚刚进行的斗争记忆犹新，参加斗争的当事人仍然在岗位上工作，从“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上来说，当时进行斗争的基本事实是不难搞清楚的。

　　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对文化革命认识的分歧上，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进行的斗争。只有真实的事实，才能够反映斗争的本质，说明文化革命是在冲破重重阻碍以后才得以前进的。这个时候如果在事实记述上出现了差错，那么不仅会使“大事记”本身的真实性受到质疑，还会严重影响到“五一六通知”的权威性，乃至于会使文化革命的正义性受到损害，给严肃的政治斗争蒙上阴谋化的色彩。况且这也是党内斗争所不允许的。因而不论从事实的来源上还是政治斗争的要求上，都需要“大事记”事实清楚，脉络清晰，论断精辟，文字简洁，以真实的记录反映当时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大事记”在个别问题的表述上，从政治要求和党内团结出发，也作了一些策略性的处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并批准下发《二月提纲》的责任问题，就在“大事记”中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当时从党内团结考虑，也为了争取其他同志转变过来，主要点出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责任问题。这种基于政治斗争和党内团结出发所作出的策略性处理，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事记”是为了向党内公开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真实状况，理解并接受“五一六通知”编写的一个备忘录。“大事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在个别地方予以了策略性处理。“大事记”不仅为当时人们认识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提供了事实依据，还为后来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革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因而“大事记”的编写不论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后来文革历史的研究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曾经写下“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文字，[77]这个“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令人颇为费解，到底是在暗示谁呢?

　　其实，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在看到“五一六通知”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不免纷纷猜测，谁是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有人望文生义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贺龙五月十九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这天的大会上批评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康生在发言中还主动检讨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写了反对刘少奇文章的错误，并颂扬“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78]

　　其实，五月十八日会见胡志明时，不仅刘少奇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是指彭真，周恩来、邓小平也是这样想的，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已经挖出来了。[79]由此我们看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康生都认为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彭真。不仅他们那样认为而且在与兄弟党领导人谈话和大会发言中即使当着彭真的面也是这样讲出来的。

　　我们再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张春桥、戚本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80]

　　我们看到，张春桥当时对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只是想到了彭真，没有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也觉得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好理解，搞不清楚具体指的是谁。看来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

　　张春桥当时虽然只想到了彭真，从他“没完全想到刘少奇”的话中反映出他的几分疑虑。周恩来也是这样。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81]

　　看来，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虽然在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问题上，只想到了彭真，没有联想到刘少奇，但是毕竟还是有着几分疑虑和猜测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中共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应该拥有与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相似的地位，同时从党内路线方针政策的斗争中会发现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似曾相似的内容。这可能是他们产生几分疑虑和猜测的动因。

　　这样我们看到，对“五一六通知”中“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段话的认识上，当时党内不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张春桥、戚本禹，都几乎一致认为党内的赫鲁晓夫是指彭真，而没有想到刘少奇。康生这个时候还为过去反对过刘少奇作了检讨。如果他认为当时是指刘少奇的话，是不会向刘少奇作检讨的。从中也让人觉察到，不论周恩来还是张春桥对此还是有着几分疑虑和猜测的。不过，也仅仅是疑虑和猜测而已。

　　那么，彭真在看到“五一六通知”中这句话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五月十六日，彭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后对女儿傅彦说：赫鲁晓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够格。[82]

　　彭真长期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解中央内部许多情况。他讲出这样的话，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我们联系到文革结束以后，彭真直到去世也不愿意讲出毛泽东为什么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来进行分析，[83]他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分析。彭真肯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是指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格，那么谁够格呢?彭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说话的意向。既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还不够格，那么够格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只有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去寻找了。联系到一九六○年以后党内不论对当时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存在的分歧，还是“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发生的争论，刘少奇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普遍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周恩来、张春桥不过是有一些疑惑和猜测而已。彭真却肯定地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是指他自己。那么，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到底是在指谁呢?

　　这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我们既不能因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解决彭真的问题，就说“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专指彭真，也不能因为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就说“五一六通知”中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专指刘少奇，而是要根据“五一六通知”中这段话的上下文及其语境并联系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此作出分析和解释。

　　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里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盘踞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不是特定地指哪一个人，而是泛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不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大小小修正主义分子的代名词而已。只要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属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范畴。

　　不管是彭真还是刘少奇，只要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就属于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彭真当时制定的《二月提纲》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提纲，[84]因而彭真属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支持“三自一包”，毛泽东批评“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85]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竟然连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还否认党内存在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86]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并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不铲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中国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却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将来一旦他主持全党工作以后，推行他倡导的那一套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改变颜色。[87]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是包括刘少奇的。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作党的接班人了，这只是在制定“二十三条”以后他个人的想法，没有跟别人交换过意见。既没有跟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谈到过，也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层面上酝酿过，因而在“五一六通知”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后，尽管此前刘少奇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也产生过一些疑虑和猜测，却没有联想到刘少奇，而是普遍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说彭真的。这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也是严格遵守党内组织程序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不过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一个修正主义的标签而已。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非是特指那一个人，而是泛指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彭真等人是以他们在党内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圈定到这个范围之内的。毛泽东这样做，不过是根据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要求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批判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促使他们转变过来，将死不改悔者清除出党而已。

　　(6)“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以后，随即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和文化机关党委，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过去报纸上的唇枪舌斗转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五一六通知”引发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其下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①      意义之一，是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当时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双方在能不能批判《海瑞罢官》、如何批判《海瑞罢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北京没有人写文章也无法发表文章的情况下，江青才到上海组织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在上海《文汇报》上首先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打破北京封锁的情况下，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出来的。[88]除去《解放军报》外，北京报刊是以学术批判的方式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这个时候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对《海瑞罢官》究竟应该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即使毛泽东向彭真等人讲了要害是“罢官”和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却仍然要求不能联系庐会议，警告左派不要成为学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压制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发表，甚至还责问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89]在这种情况下，“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停止和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这样就扫除了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开辟了道路。

　　②      意义之二，为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搞清楚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只有搞清楚了革命的范围，锁定了革命的对象，才能够打得准，打得狠，取得革命的成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五一六通知”指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范围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也就是学阀;政治革命的范围是政治上层建筑，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阀。这就是说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不能转移斗争方向。这对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五一六通知”还指出，必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胜败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胜利了，就会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清除掉，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失败了，就意味着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被清除掉，他们的势力会逐渐发展壮大，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会联手制造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那样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样“五一六通知”就不仅为文化大革命，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③      意义之三，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五一六通知”为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理论指导，既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宣扬中，又表现在对《二月提纲》进行的理论批判上。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用来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方式而已。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产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已经基本上形成，经过了“四清”运动的初步实践，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起草的，毛泽东进行的修改也是为了使文件能够将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以更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和修改的指导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又进一步促进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一理论的熏陶。

　　同时，我们还看到，“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二月提纲》的错误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批驳，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因而通知下发以后，人们就能够从通知和提纲的对比中得到启示，接受正确的观点，抛弃错误的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握文化革命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高人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这样我们看到，“五一六通知”不论是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方面，还是从对提纲批判的理论认识方面，都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④      意义之四，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合法程序。

　　根据党章规定，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工作。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来处理党内工作。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事，最终要获得中央的批准以后才能实行。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必须获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批准。

　　我们注意到，此前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在批判《海瑞罢官》上表现出来，也表现在《二月提纲》的制定和下发上。当时的焦点是究竟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实质是学术争鸣与政治走向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将党内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鲜明地展现了出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二月提纲》，获得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同意，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90]彭真就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没有经过毛泽东审批就将《二月提纲》在党内下发。[91]这表明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进行了三次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康生回京后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详细地传达了这三次谈话。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同年四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通过了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充分准备。[92]同年五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由此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是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下发党内执行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核心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层面上取得了合法程序。

　　⑤      意义之五，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并在党内下发，是对前一阶段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从中不难看到，斗争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左派文化战士及其组织者冲锋陷阵，冲破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重重阻力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发执行，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论从组织上还是从合法程序上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创造了条件。

　　“五一六通知”点明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扫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人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首先响应号召，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起来造反，由北京到全国迅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热潮，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在“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允许的。这种强烈反差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党内下发以后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得以发展的。

　　从文化大革命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后的不同状况可以判断，“五一六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展及其对文革进程的影响来看，“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标志。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在党内下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不仅表现在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还表现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合法程序，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五一六通知”虽然是为批判《二月提纲》起草的，却是对前一阶段文化革命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对其功过是非做出的论断，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