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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020-10-30 22: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301|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成及其职能和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设立的背景是什么呢?小组的人员、内部机构及其职能和作用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背景。

  我们知道,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形成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93]五位成员中有三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小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不但没有很好地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反而阻止政治批判文章的发表,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这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毛泽东都向彭真打过招呼,但是彭真却没有听进去,不仅仍然阻碍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还主持制定了阻碍文化革命进行的《二月提纲》。在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二月提纲》的情况下,就匆匆下发全党执行,给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带上了“紧箍咒”。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94]在修改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时,毛泽东写下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话。[95]

  (2)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的。这个小组的渊源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96]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在这个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对少量人员调整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批准后成立的。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97]

  我们注意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写入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这是中央文革小组设立的文字依据。

  从中我们看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确表述。这个小组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在对少量人员调整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通过后建立的。因而我们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成立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构成。

  既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成立的,那么这个小组的人员及机构组成如何呢?

  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员组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经过反复筛选、慎重考虑以后确定的,那么这个小组有哪些人组成呢?

  1)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党内下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通过,期间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又经过了个别调整,将小组名单报送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本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98]

  通知指出: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人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99]

  后来四大区派来参加的人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都是大区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这四个成员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过几次中央文革的会议,很快就离开了中央文革小组。[100]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与文件起草小组相比出现了少量调整,与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的名单也存在个别差异。王任重进入小组,担任副组长,张春桥由组员提为副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换成了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排除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去掉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加上了姚文元。由于华东的张春桥、姚文元,中南的王任重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因而按照党内组织原则也应该由其他四个大区派人参加。后来这四个大区也确实派出代表参加了小组,不过由于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原因还是离开了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中央、地方和军队代表组成的。这些成员中,有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闯将,也有军队和各地的代表,总的来说,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的左派占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了平衡,希望通过这个小组的人员能够协调各方的文化革命工作,指导文化革命的进程。

  后来,这个小组的人员及职权分工上又有一些变化。

  八月二日,中央任命陶铸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101]

  我们看到,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陈伯达病假和离京期间,为了不使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具体负责人而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进行,才发出了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的通知。这不过是从组织程序上明确了一下而已。

  2)姚文元为什么能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在原先的文件起草小组里面没有姚文元,但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最终却加上了姚文元,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主要还是由于姚文元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102]

  看来,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还是由毛泽东来作出决定的。五月二十一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103]

  从中我们看到,姚文元能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决定的。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困难重重,江青在北京竟然找不到人愿意写这方面的批判文章,到上海以后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姚文元。而姚文元自己也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愿意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姚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难看到,姚文元奋笔疾书,冲锋陷阵,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的大潮中,走到了文化革命队伍的前列。毛泽东主张在斗争中把左派队伍建立起来,因而姚文元尽管年纪轻、资历浅,又受到父亲姚蓬子脱党问题的牵连,最终还是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与讲成分而不唯成分论的政策一脉相承的。

  3)吴冷西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被除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吴冷西是被毛泽东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中除名的。六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104]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下发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中没有吴冷西,但是毛泽东在六月五日的批示中却说将吴冷西除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文革小组名单中除名这件事倒是确实的。

  当时吴冷西担任着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的领导职务。他是一九五七年取代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去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叮嘱他坚持新闻的阶级性,党报姓党,写社论要联系当前政治,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结果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没有严格把关,放“高产卫星”,对当时正在刮的“五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05]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吴冷西任总编的《人民日报》宣扬鬼戏,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06]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本来应该把宣传马列主义放在重要位置,发表通俗易懂的学术文章,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素养,可是政治新闻太多,迎来送往,会议连篇,有关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却很少,这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水平是不利的,《人民日报》任总编的吴冷西是在毛泽东反复批评以后才逐步改正的。《人民日报》在文风上具有比较浓厚的八股气息,也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才写出题目新颖、生动有趣、思想深刻的小品文的。[107]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吴冷西任总编的《人民日报》却没有积极站到文化革命的行列中。不仅没有在宣扬鬼戏上作出检讨,而且还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吴冷西在参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也是这样。在批判《海瑞罢官》 的问题上,他不但持抵制态度,即使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也是如此。他紧紧跟着彭真抵制姚文进北京,而且还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依然这样。在毛泽东批评他半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不思悔过,仍然我行我素,不顾别人的劝阻,也未送中央负责同志审阅,就由他个人自作主张,定稿签发《人民日报》系列社论,与《解放军报》发表的突出政治的社论进行论战。[108]这也就难怪后来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了。[109]

  虽然吴冷西参加过九评起草,在国际反修论战中作出过贡献,在宣传舆论工作中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鉴于他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一贯态度,从文化革命的发展出发,这个时候也就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除名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结束以后,吴冷西在党内兴起的非毛化逆流中,能够卓行独立,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坚守真理,而不随波逐流,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治学态度,费时十载写出《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还顶住压力,仗义执言,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事实真相(比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是在与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以后才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 [110]),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应该称道的。

  4)胡乔木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二十多年,担任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秘书,还在党内任过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负责宣传工作多年。长期以来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不仅负责过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不少有影响的文章。转战陕北初期,毛泽东得知胡乔木从陇东归队,竟然高兴地迎出门来。这个时候的胡乔木,精力旺盛,才思敏捷,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倚马可待。[111]毛泽东对他的文字水平作过高度评价,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112]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一年以后胡乔木就因病休养了。休养几年以后,胡乔木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文革发动之际要求参加工作。那么,安排胡乔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由毛泽东来作出决定。

  我们注意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批评过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没有参加会议)。[113]

  六月十日左右,毛泽东还应约与胡乔木在杭州见过一次面。这是他生病休养后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胡乔木在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当年约吴晗写海瑞文章的错误后,接下来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毛泽东看他这样,就叮嘱他:回北京后,少说多看,多了解情况。[114]我们注意到,胡乔木没有趁毛泽东与他见面的机会,表达自己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认识,也没有表示自己要投身于这场革命。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 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1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意安排胡乔木工作,发挥其所长,让他参加运动,做一些文字工作,但是并不赞成胡乔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用后来胡乔木自己的话说,是把他给“冷藏”起来了。[116]这是为什么呢?

  以胡乔木的资历、经历和文字水平,是足可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毛泽东却将胡乔木排除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也就是当时毛泽东认为胡乔木不适宜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还要从胡乔木过去处理的两件事说起。

  胡乔木在这两件事上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期间,对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这几大生产指标订得很高。陈云要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不要在公报上公布这些指标,胡乔木认为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因而没有向毛泽东反映陈云的意见。[117]这个时候纠“左”仍然在进行,第二年上海会议期间,四月二日胡乔木才向毛泽东提起此事。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胡乔木,因为是胡乔木自己主动讲出来的,又说他是一个诚实人。[118]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进行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要胡乔木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胡乔木感到不好写,对刘少奇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对胡乔木生气地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请彭真找刘少奇谈,决定不写了。一九六一年,胡乔木随毛泽东出席广州会议回京时,在路上向毛泽东说起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在这件事上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119]

  这两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乔木没有把两位党中央副主席的话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引发毛泽东的不满,他批评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120]

  毛泽东对胡乔木作出严厉的批评不是没有缘由的。这是因为从组织上来说不管胡乔木的动机如何,也不论陈云还是刘少奇的建议是否正确,作为毛泽东秘书和文件起草人的胡乔木,都没有权力来进行阻拦,可是他竟然这样做了,这样他就阻塞了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渠道,而使毛泽东难以通过详细情况的了解作出科学的决策。

  从政治敏锐性上来说,不论是陈云还是刘少奇的建议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后纠“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的建议都是按照纠“左”这样一个方向来执行的。庐山会议期间固然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纠“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如果在全党进行反右,就有可能中断纠“左”的进程,导致“左”的错误死灰复燃。

  从问题的严重性上来说,四大指标写入公报公之于众,最后又不得不修改指标,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刘少奇的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毛泽东,结果庐山会议后进行的反右中断了纠“左”进程,“左”的错误又迅速发展,造成了比一九五八年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处理上的失误,成为酿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对胡乔木批评的很厉害,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刘少奇。由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深,后来还多次谈到这件事,不仅批评胡乔木,也批评刘少奇。比如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在毛泽东与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谈到过这个问题。[121]这个教训异常深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反复强调不要因为搞阶级斗争影响了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四清”运动期间将搞好生产作为运动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还是在文革期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果断实行“三支两军”,都是汲取了这个教训的结果。[122]

  陈云和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提出问题,有他们自己的责任问题。但是胡乔木没有将他们提出的建议及时反应给毛泽东,不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政治敏锐性和造成的后果上来说,都是错误的。这些问题与他在文化革命上的消极态度及反冒进上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他的性格中又有着固执的一面,因而毛泽东才认为他不适宜于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了。[123]

  尽管如此,胡乔木毕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起草过不少党内文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了许多事,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继续重用他,但是对胡乔木的生活和处境还是关心的。比如,此前胡乔木因为神经衰弱休养时,毛泽东就写去曹操《龟虽寿》的诗予以劝慰,对胡乔木说要多休养几年,还让夫人谷羽陪伴他,并告之以休养的方法。文革期间,胡乔木受到冲击时,毛泽东还登门看望他。谷羽在患病期间被造反派隔离后,胡乔木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在毛泽东批示后谷羽得到了正常治疗。[124]

  由此可以看到,在对待胡乔木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政治上不让胡乔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就不对胡乔木生活和处境上关心,也没有因为生活和处境上关心胡乔木,就从政治上同意胡乔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把把政治和生活区分开来。这体现了毛泽东政治斗争的原则性和处理生活问题的灵活性。胡乔木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这从一九七五年胡乔木积极参加旨在否定文革的整顿上也可以反映出来。[1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选择是严格的。陈伯达、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是一个在文革小组担任组长,一个却连文革小组也没有进入。吴冷西和康生都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这次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吴冷西却被除名。姚文元即使受到父亲姚蓬子牵连,还是进入了文革小组。他们在是否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上境遇的差异,主要的还是由于在文化革命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

  ②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机构设置。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迅速行动,着手寻找办公场所,调配办公人员,组建办公机构,将工作开展起来。

  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座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区。

  中央文革小组设立了办公室,陈伯达先是让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换成王力来当办公室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戚本禹参与办公室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驻京军队领导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的运动情况报上来。这样就建立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126]

  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状况,将各地运动情况全面、及时、迅速地反映上来,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决策时提供参考,中央文革小组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机构,后来又在中南海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上访的群众,还办了《快报》和《文革简报》。这就需要选调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从中央办公厅、马列学院和中联部调了一些人,后来报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意后,不仅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还由杨成武从部队选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好些人还是团级干部,为了便于管理,又调来一位曾经当过模范团团长、笔头不错的师级干部徐学增来领导他们。这些记者和工作人员散到中央机关和各地,及时将文革信息反馈回中央文革小组。

  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王力是办公室主任,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当时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要二十四小时应对突出事件,随时准备加班。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中央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戚本禹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毛泽东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毛泽东是一直看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还在上面作过许多批示。毛泽东如果有什么批示,也会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

  通过《快报》和《文革简报》,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掌握全国动态,也能够及时地了解中央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戚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一九六七年三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构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负责的,但是所有的大事是在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以后执行的。江青要求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每天都要到她那里去一次,以便于及时沟通情况,安排小组内部的工作。[127]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及其成员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及其办事机构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后,报经中央批准以后选调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选配了工作人员,设置了办公机构,将记者派到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办了《快报》、《文革简报》、《要事汇报》、《信访简报》,将各地文革运动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上来,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决策时参考,同时还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方针来指导各地的文革运动。他们选调人员,设立机构,派遣记者,沟通联系,汇总信息,编印小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与各地联系的桥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职能及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展开工作,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秘书班子。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却没有决策权,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以后才能付诸于实行(日常重要的事务性工作可以报经中央碰头会或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后实行)。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执行机构。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动往往是因为违反其职能和作用造成的。

  从组织程序上来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与中央机关、省、市、自治区的联系,设立记者站和接待站,派出记者到各地采访,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迅速反映上来,直接上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便于他们及时了解各地文革情况。

  应该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可以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参加会议,还可以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方针政策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将这个方针政策传达给各地执行,只能在这个方针政策确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即使中央文革小组根据这个方针政策制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也要提交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后才可实行。

  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隶属关系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这从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争论上,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被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压制弄得组长陈伯达一度要求辞职上反映出来。后来,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得到了纠正。[128]

  这里要弄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处于领导还是指导地位,对于确定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是一些书生、知识分子,搞文化、宣传和研究是其长,从事实际工作则是其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难以放心地把领导文革的大权交付给他们。因而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处于指导地位而非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非在中央文革小组,而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正是因为这样,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领导还是组员,一旦触犯了这个规定就会犯错误,招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严厉批评,直到被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展开行动。如果小组的领导或组员违背了中央的文革路线,践踏了文革的方针政策,那么根据问题的性质及其造成的后果,就要对肇事人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往往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变动的。

  陈伯达、江青因为对陶铸点名批判没有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29]陶铸是由于在文革要不要扩大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130]刘志坚、王任重则是由于镇压造反派及转移斗争方向等因素,[131]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是由于在革命的三结合和大联合问题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132]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未经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就答复了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的请示电,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133]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态,从文革发展的实际出发,肯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动。虽然平息了事件,却超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给他的授权,违背了组织程序。由于张春桥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表态,又符合毛泽东下一步进行文革的部署,因而尽管他在实际行动中超越了授权,事后还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追认。[134]当然这是一个特例。

  尹达、穆欣是由于被本单位造反派揪走批斗而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135]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变动及其被批评虽然有着特殊性,但是从总的来说却是社会上的斗争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反映,是由于违背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造成的,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当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在不断提高的。不论是与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还是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态,都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认可,提高了它的声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陶铸、陈伯达、康生三位常委曾经一度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领导工作。在全面夺权开始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团体的贺电,批判“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这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只不过是其声望和地位得到了提高而已,其职权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里要搞清楚的是,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不同在于,有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成员参加会议,是否排除了阻碍文革的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并非停止了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况且前后这两个会议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碰头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还继续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因而说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136]

  当时中央碰头会变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参加会议,排除了若干政治局委员,不过是为了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集思广议,发扬民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文革能够顺利进行,并不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主宰碰头会,更没有取得文革的决策权。当然,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响力方面,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在文革进行过程中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支持造反派,宣传文革思想,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在工作组问题上受到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压制,也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二月逆流”的攻击,还遭到社会上保守力量的抵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顶住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的压力,坚决支持造反派,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央文革小组在造反派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虽然出现了不少失误,但是其功绩是巨大的,执着、坚定的精神是令人称赞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办事机构,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文化大革命。虽然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其职权是有限的,根本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那样“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137]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动,不过是对他们违背小组职能和作用后采取的组织处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做出的先斩后奏不过是特殊条件下的个例而已。这个小组在全面夺权的任务完成,正常秩序恢复,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就解散了。[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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