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③      民主革命同舟共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并不是什么夸张，已经成为党政军民的共识。[14]尽管如此，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把功劳归于个人，更反对别人神化自己，而是实事求是地谈到了当年他和全党同志一起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他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当年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如何肤浅，和全党同志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在谈到中共一大时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15]

　　毛泽东坦言自己当年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浅薄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是这样。在这次预备会议上，他还谈到了自己的错误问题，反对把功劳归于个人。他说：“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6]

　　在七大会议上，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上，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晋察冀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一个课本上说他从小不信神，10岁就反对迷信，他又指出：他小时候是信神的，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他还多次讲过，他曾信过孔夫子，信过资本家宣传的那一套。[17]

　　毛泽东认为他的著作，是对革命群众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应薄一波要求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毛泽东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18]

　　毛泽东在和外宾的谈话中坦言，自己没有别人说的那样英明。在革命斗争初期，自己也和城市工作的人一样，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是蒋介石枪杀中国共产党人，才使大家跑到乡村，拿起枪，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伍修权、赵毅敏、陈浚在座。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这就是说，要对一个国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1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既没有尊者讳的言辞，更没有文过饰非的话语，而是真实复原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回顾了自己和当时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在斗争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即使这个时候自己写的革命著作和文章，也是群众斗争经验教训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诗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

　　④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和平时期，毛泽东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主张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反对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制定了防止过分突出个人的措施，走在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前列。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但他决不轻易使用这个权利。就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里，凡重大问题，他都要找身边的和可能找到的中央同志研究。[20]这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防止夺权政权以后党内同志产生脱离群众、和平麻痹、安于享乐的思想，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

　　党内出现高、饶反党事件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规定，使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该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的态度。”[22]

　　毛泽东这样做，既是针对全党同志的，也是警醒自己的。毛泽东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将其中称颂自己的条文予以删除，他在会议上对此作了说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23]

　　为了进一步贯彻既定的方针，毛泽东后来又反复重申这些规定，拒绝为自己祝寿，要求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不要用人名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24]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为毛主席祝寿问题的报告，批示：“两种形式都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25]

　　不仅如此，毛泽东就是对于外宾的敬仰和恭维也是采取拒绝态度，说不能那样讲，自己站在人民一边，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陈忠经在座。当外宾谈到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26]

　　毛泽东在和外宾谈话时，当场否定了外宾的称颂，说自己是群众的学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杨秀峰等在座。在回答外宾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2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在党内作风方面不仅向全党提出了要求，而且自己也走在了作风建设的前列。当时制定的许多规定和制度，不仅是约束全党同志的，也是防止党员干部和群众称颂自己的。他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之中，以劳动人民的一员出现，始终做到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防止突出个人，脱离党员干部和群众。

　　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勇担责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尝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发起后由于没有经验，也由于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情绪，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规律，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喧嚣尘上，出现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全党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制定措施，调整指标，在纠“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但是，事与愿违，庐山会议却出现了变故。以彭德怀上书为导火线，将党内本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于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作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却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这样就中断了纠“左”进程，又在全国掀起了大干快上的风潮，最终成为酿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面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困难，痛定思痛，毛泽东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纠“左”的同时，还多次向全党检讨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28]

　　毛泽东不但在文章中坦承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许多错误，还进一步举例说明自己在那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坦荡的胸襟是令人敬佩的。随后，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还多次谈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态度真诚，平易近人，知错必纠，感人肺腑。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29]

　　不仅如此，毛泽东承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同时，还进一步领导全党同志孜孜以求地纠正错误。他在调研中发现，人民公社整顿以后，虽然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但是在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平均主义。于是，他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取消了公共食堂和分配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终于建立了和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中，谈到两个平均主义时写道：“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30]

　　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形成全党共识，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围绕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结合自己的经历，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又一次向全党同志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了一次党内集体民主生活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31]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坦言自己对于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大懂，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32]不仅如此，他又当着从中央到地方七千多位党员干部的面，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一次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33]

　　不仅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而后他又在党内不同场合进行了多次自我批评，提醒党内同志一定要牢记以前所犯错误的沉痛教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周恩来、余秋里、谷牧参加。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时任中共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我说不要搞三千万吨(这是原计划的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毛泽东年谱》编者注)，二千万吨有没有?我还同大区、省委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他们都主张二千二百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号，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当薄一波汇报会议开得不错时，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指31个新技术项目——《毛泽东年谱》编者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提出搞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你们过去不是也有奋斗目标吗?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会议总结了去年工作，怎样政治挂帅，如何紧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4]

　　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的紧紧跟上主席的思想当场予以了否定，明确表示不是要紧紧跟上他的思想，而是要紧跟客观实际，掌握客观规律。因为他也会犯错误。是否紧跟关键还是要看他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实际的就紧跟，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不要紧跟，不问是非盲目紧跟的作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与地方同志的谈话中，还坦言自己在高征购、瞎指挥方面所犯的错误，仍然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李葆华、李任之、王光宇谈话。他说：前几年高征购、瞎指挥，我也有一份，你们有，我也有。[3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既没有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没有因为要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更没有将错误诿过于人，而是领导全党同志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对自己和党内同志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多次坦言自己和全党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和全党同志一起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过程中，找到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⑥      社教运动砥砺前行。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同时鉴于苏共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为了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究竟如何，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起也在进行着探索活动。他在讲话和谈话中多次说，自己没有说的那么英明，他谈到的许多问题是群众发明的，是通过调查研究从群众那里得到的，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薄一波汇报说他最近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毛泽东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诉我的，是群众发明的。现在形势比较好了，农业、工业、商业、文学、艺术都动起来了，即阶级斗争都动起来了，很好。[36]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长沙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指基层领导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前十条》所讲的10个问题。——引者注)，都是别人告诉我的。[37]

　　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在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全党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不仅党员干部和群众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有人希望毛泽东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在总结大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几篇如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那样的报告，为社会主义发展指明方向。在建议面前，毛泽东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坦言他还没有经验，因而作不出那样有分量的报告。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38]

　　从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调研中从党员干部和群众那里发现的。他从工农群众的立场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做群众的学生，和全党同志一起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并不悔言自己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样没有经验，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通过实践的探索来加以解决。

　　⑦      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

　　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消灭了剥削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一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鉴往知今，感慨万千，为了使全党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党内斗争，处理好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向与会代表谈了自己经历的党内斗争，开了一场别有声面的民主生活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3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谈了自己在党内的经历，经受的挫折和打击，以及所犯的错误。在被戴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以后，并没有气馁，而是奋发图强，埋首书本，下苦功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最终弄通了马列主义。他不是站在领导的位置上，而是以同志般的赤诚，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平等的态度和与会代表交心，谈了自己经受的党内斗争打击等问题。他的话发自肺腑，真诚感人，言辞坦率，入情入理，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如同浩荡的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又如大旱的甘霖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深深地打动了与会代表的心，开了一次特殊形势的党内民主生活会。

　　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只是毛泽东自我评价的一部分。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论是在毛泽东起草的书信、文章、文件还是发表的讲话、谈话，乃至于与外宾进行的谈话中，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而是与全党同志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总结工农群众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逐步走上中国式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毛泽东说，毛选是血的著作，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发自肺腑，饱含深情，表达了对牺牲烈士的深切怀念。他把自己置于劳动人民之中，从不隐讳自己所犯的错误，一有机会就向党内同志讲述自己的错误，作出自我批评，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高尚品格。研究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为我们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具有重要意义。

　　(3)对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以上我们从毛泽东论述中考察了个人崇拜的内涵，同时又从若干文献资料的梳理中看到了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要研究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态度，只研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论述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还要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一开始对个人崇拜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在一九五六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个人崇拜由否定转向肯定，并进一步深化了个人崇拜的内涵。这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关于个人崇拜两点论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而后还在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个人崇拜的内涵比较复杂，包括真理、权威以及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等内容。个人崇拜并非是崇拜个人，而是有着特定的涵义。这里的个人是指掌握真理的个人，并不包括不掌握真理的人。在掌握真理以后，要想使真理能够践行于实际的行动，就需要必要的权威。因而权威就构成个人崇拜的另一涵义。权威是以个人的身份展开行动的，因而践行真理，行使权威，就要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这种个人作用的强调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度的，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不是离开人民史观或把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来孤立地强调个人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既要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又要防止将这种作用无限拔高，这样就形成了个人作用上的两点论。这个两点论来源于唯物史观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基本分析和判断。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领袖立足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在总结人民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向导。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他是和广大群众一起在探索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

　　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中可以看到，虽然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却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学生，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的所谓全知全能的领导人。他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自己不过是圣人的学生而已。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40]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他在与党内同志谈话中，要大家看看鲁迅的杂文。还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41]不仅如此，他在党内反复讲自己当年不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怎样的肤浅，毫不悔言自己所犯的错误，多次在党内会议和讲话、谈话中进行自我批评。他说，毛选是血的著作，是革命群众用鲜血写成的。毛泽东是以唯物的视野，平等的态度，谦逊的姿态，开阔的胸襟来处理领袖与群众关系问题的。

　　虽然他有时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是始终对不适当的称颂保持着警惕态度。这是因为他讲的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是有其具体内涵的。这个内涵也就是在掌握真理的条件下，为了践行真理需要必要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才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只坚持真理，而不强调权威和个人的作用，就会隔断将真理转化成群众实践活动的桥梁;离开了内涵的真理，片面强调权威和个人作用，就会走上专制和独断，滑入盲目崇拜的泥潭。只讲实施正确的个人崇拜，而不对此作出必要的限制，漠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会滑向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两点论;现在我们看到即使在正确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既赞成有一点个人崇拜，又防止超过必要限度的两点论。这样我们看到，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既可进行个人崇拜，又注意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这是因为只有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才能使真理变成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是保证正确的个人崇拜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即使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也要严防超过必要的限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背离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走向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因而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既要区分正确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又要注意对正确个人崇拜的实施，不要超出必要的限度。

　　我们在研究个人崇拜的时候，就要把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和自我评价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认识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既有掌握真理、形成权威和强调个人作用的内涵，又具有防止在权威形成和个人作用强调上超出必要限度的意义。这不仅是践行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行手段。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形成权威和强调个人作用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践行真理的手段。因而我们说，个人崇拜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行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真理、权威、适度强调个人作用而又反对过分突出个人，构成了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主张两点论：赞同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在正确个人崇拜问题上，既同意实行个人崇拜，又对此作出必要的限制。这是因为个人崇拜决不是崇拜个人，而是个人掌握着真理，为了践行真理需要一定的权威，权威总要有人去行使的缘故。只有将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论述与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结合起来，我们才可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观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政治斗争的大局上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个人崇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实行政治斗争目的而行使的具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