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豪赌提出中国气候承诺，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一场全球气候外交战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11月4日，拜登在推特发文表示，“今天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巴黎协定》，77天后拜登政府将重新加入。”  拜登宣布总统上任第一天重返《巴黎协定》，美中也将在气候谈判桌上再次交手。（路透社） 中国是全球最大煤炭消费国，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老大哥铁了心走上气候赛道，却立刻踢到了铁板。 拜登端出野心勃勃的绿能和气候政策，2030年前让美国电力业“去碳化”，2050年前达到净零碳排，并将砸下2兆美元发展干净能源计划，企图成为全球抗衡气候变迁的领军者。“拜登当选，是全球气候变迁的关键。”杨之远指出，“美国一旦参与协定后，对中国来讲，碳中和不是光说而已，压力并没有减轻。” 随着美国换党执政之后，“目前呼吁达到碳中和的国家，大约占了全球GDP总额的75%以上。”台湾能源转型白皮书专家团队、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理事长赵家纬博士分析，“这意味全球将2050年碳中和或2060年碳中和视作必然性的政策目标，虽然习近平宣布这项承诺，许多中程政策规划仍处于动态博弈的阶段，接下来要观察十四五的详细规划能否达到碳中和目标。” 在全球气候行动的主流共识成形下，杨之远认为，未来在国际气候谈判桌上，气候行动落后的国家会受到更大的压力，美国和欧盟可能联手对中国施压，要求落实碳中和进度，也将强化巴黎协定的执行力量。 中国要走出碳中和路径，十四五规划是关键时期。赵家纬表示，温室气体排放很大部分来自能源建设，目前中国电厂、钢铁厂的硬体建设，大多是十年以内的寿龄，在长期碳中和目标下，这个阶段必须大规模汰换，十四五的政策方向必须引导深度低碳转型，如果短期的投资决策没有充分符合长期减碳路径，未来要达到长期目标，势必增添很多不利因素。 十四五减煤力度有限  10月底，中国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初步框架嗅不到习近平提出的碳中和决心。（路透社） 从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来看，字里行间并未浮现强烈的碳中和决心。杨之远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第三十五条纲要提到“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内容包括“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等等，这些都是定性的描述，没有讲出数字和目标，并未彰显习近平承诺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而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支持能做的地方先做，这当然是留了一个后步。”杨之远解读，“中国是以燃煤发电为主的国家，每年煤炭消费量超过40亿吨，十四五阶段预料看不到明显的减煤力道，因为内部还是存在很多的争议和矛盾，再生能源业者和传统的煤电、化石燃料业者之间的利益纠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煤电规模扩张可能延续至2025年左右。” 赵家纬表示，中国计划在2035年之际温室气体逐步消减，不过，依照国际能源相关研究分析，中国必须在2025之前达到碳峰值，接下来在短短5年内，煤炭在一次性能源的消费占比要从58%降低至50%以下，到了2050年非化石燃料占能源结构85%以上，中国才有机会实现碳中和目标，因此，中国境内和海外一带一路都不应该再新增燃煤投资。 煤电抢建潮不利脱碳  中国是可再生能源大国，在传统的煤电能源结构下，绿能出力大幅受限。（路透社） 不过，今年在新基建的风口下，上半年中国核准大批煤电项目开工，3至6月新核准煤电机组超过20GW；地方政府宣布的重点煤电项目约100GW，其中新开工项目约48GW。赵家纬认为，面对新一波燃煤电厂的抢建潮，中国缺乏管制能力，各地方政府在疫情后又走老步，以大型建设案刺激地方经济，并未考虑环境代价。 中国拥有全球一半燃煤发电容量，这一场能源革命迫在眉睫，大疫年却拖缓了气候行动的步调。今年3月中国电力行业建议，2030年应将燃煤发电能力扩大到1300 GW，高于十三五规划上限 1100GW。赵家纬指出，煤电扩张不但加剧气候风险，这也跟疫后全球提倡的绿色复甦背道而驰，振兴经费不应该再投资高排碳建设项目，尤其要避免燃煤电厂。 “中国面临的能源结构调整，背后也是政治权力的调整。”赵家纬点出中国能源革命的挑战，“当前即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光伏电业者，也是离岸风力发展的重要市场，不过，这些可再生能源在电力行业的政策影响力，无法跟国营为主的传统煤电产业进行抗衡，而目前传统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不足，无法因应可再生能源上升的趋势。” 绿能和煤电的角力战  中国电力系统存在结构性矛盾，在深度减碳转型过程中，也牵涉政治角力。（路透社） 僵化的电力系统，衍生大量的弃风、弃光问题。今年10月绿色和平发布《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多元提升路径研究》，报告指出，2016至2018年，中国弃风弃光电量共计1389亿千瓦，相当于3000万千瓦煤电厂一年的发电量，2019年弃风弃光电量仍高达215亿千瓦，相当于450万千瓦煤电厂一年的发电量，中国以煤电为主的电力系统还没有为可再生能源的有效转入做好转型准备。杨之远斩钉截铁说，“如果中国无法克服这一点，碳中和将是遥远的距离。” 杨之远表示，中国有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电网，这两大公司控制电网、电力传输，传统煤电、化石燃料在合同优势下得以优先上网，日前中国发改委、能源局发布2020年光伏电平价上网通知，但是成效仍有待观察，中国要从根本解决可再生能源和传统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矛盾，否则无法像欧盟在再生能源使用上顺手，而且快速发展。 绿色和平的报告也指出，十三五的电力发展规划原定完成2.2亿千瓦的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目标，不过迄2019年底，改造完成度仅有四分之一，而短期继续增加煤电装机，这将不利于中国实现脱碳目标。 赵家纬说，中国煤电灵活性改造进度大落后，势必延缓可再生能源系统弹性增加的幅度，除了燃煤电厂的改造外，同时应搭配储能建设的布建，甚至大规模推动电动汽车，整个改变电网设置的逻辑，这样才能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有效支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生态极权主义的难题 中国当局以政策措施回应气候危机，也引来生态极权主义和绿色民主的治理辩论。“碳中和所需的系统转型，其实需要更完整的民主制度支撑。”赵家纬提出国际社会观察，他以英国和法国采取的民主参与为例，“近期他们召开气候变迁国民大会，由公民讨论碳中和过程中食物、交通运输等各方面所需的调整，再将提案送交国会参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50个提交意见中，他已经采纳了48个。” 反观中国，可再生能源急遽增长之时，公民权利大举限缩。赵家纬指出，决策者在政治博弈的战略下，宣布碳中和目标，这个目标在社会上可能缺乏稳固基础，以中国推动“煤改气”的案例来看，政府采取运动式治理，缺乏民众充分沟通和参与，反而削弱推动的力道。 “生态极权主义势必引来许多反挫。”赵家纬语重心长说，中国在低碳转型的路径上，最大的敌手或许是自己。 撰稿：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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