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私企工人的苦难与斗争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年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网络民谣《感慨东莞》
我们饿了 我们要吃铁 我们要吃白米饭和大馒头 我们要吃人 ——霍小牙《我们是机器》
90年代初期，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1]，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就在中国迅速复活，并飞速扩大着范围。
据官方报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的管理就以野蛮著称，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厂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上厕所，福州某台资企业强迫“违规”的工人学青蛙跳、淋雨、暴晒。管理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2]，企业普遍不签劳动合同[3]、没有休息日、强制大量加班而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滥罚款以及乱收费[4]。车间的劳动条件多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了大量的工伤、职业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现象，在那个年月里已经开始蔓延[5]。
无论当时或现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来自贫困的农村，教育程度低，也没有国企工人过去积累的集体意识。他们出来打工，往往急于多赚一点钱寄给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苦难。在90年代中期，某外资企业的一个女工被外籍管理无故殴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几百元补偿，自己满意，同事也很羡慕[6]。
但反抗毕竟发生了，并不断扩大[7]。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入厂押金或者抗议老板搜身检查，有些工人以威胁跳楼作为抗议。因为罚款、工资结算不清或者厂里用假币发工资，出现了工人仇杀老板、管理的现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罢工。
一开始，拖欠工资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后来，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机会。罢工中，工人有时会痛打保安、打砸机器甚至掀翻警车，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厂里迫使他答应工人的条件。
2004年，东莞的一家大型台资鞋厂“台兴国际”发生数千人的骚乱，工人捣毁厂区、围殴台籍管理（即“台干”），与警方打成一锅粥。事后，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一名被抓的工人解释了他参与骚乱的原因：
“我是进厂两年的熟练工人了，但（按照厂里的升级制度）还是1级，三月份我只领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级，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500元，厂里答应补40元，也没有告诉员工这是什么钱，出事的那天我们发现这40元也没补下来。
2004年以前，工资都是准时在19号发，现在时间拖后了，老板也不向我们解释原因，春节回来后，很多工人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们宿舍有几位工人都在借钱生活。原以为今年的工资会好一点，结果还少了一大截。”[8]（二审前律师会见台兴厂被捕工人屈某的笔录）
除了赚钱少，台兴工人还要忍受来自管理的公开侮辱。骚乱过后，一位工人向访谈者控诉说：
“台干在车间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们。台干一般也不来车间，但只要他来车间，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工人在厂区见到台干还必须敬礼。台干经常骂的话就是‘大陆猪’，女工见了台干都不敢吭声的，那些台干都很下流，有的台干还在车间对女工动手动脚的，有些女孩为了升级（考核）什么也不顾了。”[9]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工人怒火终于喷发了，日渐频繁。2010年，中国发生了一次工人斗争的小高潮，表现为几个工业中心的众多罢工[10]，一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间全国工人工资的普遍增长。
罢工中，难免会有工人代表出现，他们有时是普工，有时是管理。从一开始，罢工中的带头人/发起人/工人代表/谈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国家联手防范的对象。在劳资纠纷中，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钱上让步，也要设法“枪打出头鸟”给代表一点颜色，目的是保持对工人的日常威慑。1994年广州某纺织厂拖欠工资引发纠纷，治安员闯入宿舍使用“催泪枪”恐吓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国劳务工人在境外发动中国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给项目管理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回国后，他因此被判刑两年。2015年，东莞某鞋类代工厂工人罢工要求补缴社保，厂方在对工人让步后，以旷工为由开除了5名工人代表，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配合。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脸。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带头挑战工厂秩序的人都得受罚。几年前，惠州某美资电子厂换了老板，员工希望按税前工资为标准计算补偿金，跟厂方谈不拢就罢工了。当时，几个组长特意做完了手头要发的货，才参与行动，但事后她们还是被处分了，其中一人被开除。在开除通知书上，厂方给那个组长罗织了一大堆可怕的罪名[11]，虽然她只是去办公室转了一圈找人交涉员工的要求。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一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着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几种类型的带头人实践略作总结。
一、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你站在哪一边，小伙子？ 你站在哪一边？
我一定要照良心作 并且尽我全力 ——Billy Bragg《你站在哪一边？》
近十年来，中国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断断续续地尝试加强在工人中的基层影响。在沿海主要的工业中心，全总增加了会员数量，也推动过关于工资待遇的劳资协商。确实，在个别利润特别大、工种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种协商是有存在空间的。比如说，深圳的盐田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区，2007年，它的几百名龙塔吊司机发动罢工，结束了工资十年不涨的局面。随后，司机们在工会的框架内进行了六年集体协商，平均每年工资递增不超过10%。2013年，他们嫌工资涨得太慢，又罢工了36小时，当年，资方立即同意涨30%。
当然，在绝大多数企业，工人无法像盐田的塔吊司机那样，通过工会谈判定期加工资。何况工会本来就没什么动力帮工人跟老板对着干，全总自己都承认“劳资矛盾激化和企业工会形同虚设有关，不少工会成了企业老板代言人。”（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12] 只有当上级工会愿意撑腰，又出现了敢于挑起担子的领头人，企业工会才可能有所作为。
上海某台资五金厂的工人小丁，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领头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时爱看书报，虽只是个普通员工，但人际关系搞的不错。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在厂里的好人缘：
“大部分工人每天一起吃住，在这个厂里面有不少是我的老乡，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么难处都会想到我，找我帮忙，我也很乐意给他们出点力。”[13]（2006年8月与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2003年，上海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台湾老板没有跟着加底薪，工人就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家厂的工人对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满。几年后，一位工人回忆说：
“（2003年停工抗议之前）有个工人连续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机器上睡了一会，结果被经理发现了罚了一百块钱。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没有一百呢！几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访谈）
工人选出了包括小丁在内的几位代表跟厂里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在小丁的提议下，工人给镇工会写了联名信，申请建立工会。同时，工人连续罢工三天，让厂里感到了压力。或许是罢工的刺激，或许也要完成增收会员的上级任务，不管怎么说，镇工会有反应了。最初，镇工会想让工厂所属工业园的工会主席兼职领导这家厂的工会，但工人拒绝了：他们了解这位主席，他一直替老板说话。最后，镇工会同意由员工与办公室人员按人数比例自行推举候选人，并在厂内直选。结果，小丁当选了主席，一位普工、一名仓管当选工会委员，行政部的人未能当选任何职务。
选上主席以后，小丁继续当他的员工，但从老板那里争取到了单独的办公室与每月三天的工会工作带薪日，还买了书籍钻研劳动法规。经过那次罢工，老板也略有让步[15]。随后的几年，虽然工会没有大动作，但只要有员工投诉，小丁还是尽量跟厂里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厌恶。2006年，厂内出现过匿名大字报，以员工的口吻咒骂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气个半死。后来，他感慨地说：
“我也想通了，他们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让我泄气。企业里面工会主席确实没有什么权力，我有时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讨好。”[16]
2007年，镇工会对这家厂进行了普法培训，让工人发现多年来加班费一直被老板克扣了一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后，小丁在车间召集了员工的临时大会讨论这事，多数人对追讨欠账没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后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厂里转达了员工的心声，但台湾经理拖了几天后，拒绝更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小丁又请镇工会出面周旋，结果加班费标准倒是变合法了，可以前的补贴变少了，宿舍收费涨了，工人的实际收入没增加。这时，镇工会闪到一边，任凭小丁怎么登门请示，一口咬定厂里有权利调整补贴金额，这方面上级工会帮不了忙，要不你们去仲裁吧！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小丁再次召开员工临时大会，这次工人有点火气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讨以前的加班费。
很快，小丁前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但劳监人员并不热心，敷衍地来厂转了一圈就没了下文。难道只能走劳动仲裁的路了吗？研究过相关条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对工人是不利的。他跟两个委员开始向区工会求援，几次三番找上门去。最终，在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劳监、工人与厂里协商解决了加班费问题，厂方给予了工人一定的补偿。再后来，台湾派来了新经理，对工会客气了许多，在员工待遇上的态度也软了一点。
显然，小丁是一个认真帮员工争取眼前利益的带头人，摸索出了一些门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注意不与老板、政府轻易闹翻，同时也有胆量反过来施加压力，用罢工对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态催促上级工会主动一点。面对来访的学者，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组织停工也就是为了对经理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能够尊重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级工会的关注，积极保护我们的利益。说实话，停工抗议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与工人一起商议的时候，他尽量利用员工临时大会这条渠道，形成明确的多数意见，让自己的一举一动有依循、有底气。用他的话说，“基层工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职工不站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另一方面，他并非是纯粹技术性的多数派传话筒。2007年，当镇工会在加班费问题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区政府门口示威，但小丁不赞成，他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规则，设法促使官方向厂里施加压力。看来，是他说服了厂里的工人既坚持与老板交涉，同时遵守了不游行、不堵厂门、不集体上访静坐的原则。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实践中，区工会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维权的认可，起了重要作用：
“（区工会法援）那里电话一打，果然监察大队的人就又来了，他们从公司找到证据，开出处理意见书，让经理限时处理。”[19]（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可如果上级工会不认可、甚至反对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而上级工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的态度，说到底反映的是当地政府的相关立场。
作为个人，小丁为工人说话的方式，是争取官方的理解。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工人普遍没有准备好与国家公开对立，更是一个基本事实。几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厂搬迁，工人发动了要求补偿金的行动，最后几乎一无所得。一位参与行动的工人后来反思说：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全部妥协签字了呢？就是听政府的人那样说（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没理了。所以说，政府的说法是很有决定性的。”[20]
确实，这些年来中国工人一直没有产生逆流而上、与现有秩序对抗的动力。但只要外部环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机会，工人还是很容易起来行动，也不忌讳利用工会或其它组织形式争取利益，只要还没遭到国家的禁止。除了工会这条渠道，随着中国大量出现品牌代工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验在国内开始流行，也给了一些工人在维权领域有所作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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