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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四)

2020-12-3 15:44|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11338| 评论: 0|原作者: 李星|来自: 西西河

摘要: 2014年出狱后,老吴成为某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维权工人提供法律咨询。201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斗争逐渐落潮,国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劳资协调实践。重重阻力下,老吴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老板的钱,经常穿上制服

变成警察和官员

用法律当作盾牌站成一线

——徐平《采访笔记 罢工干部素描》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一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里,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一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一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一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一个记录。

 

老吴是湖北人,上过专科,出来打工二十多年。他是个爱动脑的人,追求上进,跟他一起在其它厂打过工的工友回忆说:

 

“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里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1]

 

2004年,老吴进了这家港资家私厂。厂内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见的非打即骂型。据工人讲,它的老板亲手打过“犯错”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称二老板)很喜欢罚工人的款,原有的一些节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厂,哄骗了一批老厂工人过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一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2](老吴)

 

老吴性格温和,喜欢交朋友,轻易不会惹事。有时他实在看不惯,也会站出来:

 

 “有一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你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3]

 

2007年他受了工伤,在病房接触到某劳工服务机构,颇感新奇。他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依法辞工。2012年,在这家机构的鼓励下,老吴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厂里的违规行为(食堂强行收费、不发工资条、不给员工缴社保),有些效果。作为报复,老板一度不让他加班[4]。厂方的排斥没有吓倒老吴,2012年后,他经常在工厂附近做普法宣传,厂里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

 

2013年春节过后,厂里传出风声,老厂要关闭了,机器和人员都去惠州新厂。一群老员工和产线组长开始串联应变,想从一贯吝啬的老板手里争取到经济补偿金。老吴也参与了。同年四月,四五十个工人、组长开了一次会,统一了诉求[5],决定只要老板把机器装上车,就罢工。三天后,当老板真的派人搬机器,罢工就开始了。

 

由于事先打下了基础,代表的现场产生是很简单的:

 

“(罢工第一天)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6]

 

老吴在内的八个代表还指定了20个联络员,负责跟工人的日常联络,开会时常常是二三十人一起参与。罢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来装机器的货车,组织人手把守厂门,同时在厂里张贴“告工友书”,派人去劳动部门、工会上访。

 

对罢工初期的情况,老吴回忆说:

 

“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7]

 

罢工开始后,工人积极参与搞行动、守厂门,也提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8]

 

发生罢工后,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辞工或者复工,工人不听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厂了”,工人回答他:“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然后,老板躲起来装了几天死,这期间有人自称“警察”去厂里吓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会闲汉出现在厂外。但工人还是很齐心,而且一直扣着老板租的货车。发现一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之后,资方终于和缓了口气,答应给补偿金,只是数目需要好好商量。听到这番话,工人代表开始急于向厂方表示和解了,当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货车。回忆起这个决定,老吴显然有些后悔:

 

“(资方律师对我们说)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9]

 

需要指出,罢工期间,当地基层部门对工人的态度是繁衍、装糊涂以及维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实质的工人要求上,始终袖手旁观。看到这些场景,有的代表难免心生顾虑,担心太强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10](货仓部员工代表)

 

当时,有些老员工反对放掉货车。她们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处,要他拿出钱来是千难万难。她们表示:

 

“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11]

 

但面对代表的疑虑,比如“政府嫌我们不通融,翻脸怎么办?老板生气了不愿谈怎么办?”,这些老员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对策。

 

不管怎么说,放走货车后,老板就变脸了,不再理睬工人。罢工前,老吴与串联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较乐观:“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一批货要出。”[12] 如今发现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开始涣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员工不再参与守厂门,转头跑电动车拉客、在家里做手工。有关部门也对老吴施加了压力:不许他发微博直播罢工新闻,他的亲属被动员来游说他洗手不干,出租屋的房东要他搬家。

 

面对老板和国家的联合阵线,工人的情绪焦躁起来了,更加倾向于尽快行动,早点解决。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搞点动静出来,政府就可能重视自己的事。虽然嘴上不声张,但代表们暗地里默许工人冲两下,指望着如此这般可以让政府给老板一点压力。一位女工说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们以前看到过(堵路)。有个电子厂,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那些人就堵马路,一直堵到万联商场那里。堵了半个小时,那个老板就给钱了。”[13]

 

在这场二十多天的罢工中,工人前前后后已经搞了不少行动,希望加快问题的解决:为了给工人代表助威,包围过劳动站;谈判不成就在厂外示威、去街道办静坐、堵路。在这些行动中,他们有不少人挨过治安人员的打,也蹲过派出所。最后,他们决定游行去市政府请愿,结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殴打、抓捕,老吴被关了起来。罢工在这一天失败了。

 

 

 

作为代表,老吴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长期磨练,让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较谨慎,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不会轻信什么人。所以罢工期间,工人往往不会那么迷信代表,担心他们反水(当然,工人一哄而散抛弃领头人的事也不新鲜)。一位女工这样解释自己对代表的观望态度:

 

“(以前)有一个家私厂要倒闭了,选了一个代表,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没拿到钱呐,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14]

 

罢工之初,老吴成为代表,并不是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权威,而是他平时喜好结交人,有事别人容易拉着他一起搞。那几年与劳工服务机构的接触,也促使老吴对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认识。此外,与多数同事相比,他好歹有点斗争经验。

 

罢工开始后,老吴的作用逐渐突出。这里边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一个小心思:既然这家伙这么热心,就让他多出头、分担风险吧!那几天大家去工会、劳动局上访,留的全是老吴的电话……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个吴某某在“指挥工人”。当国家最终决定镇压罢工,他自然难逃“出头鸟”的厄运。

 

更主要的是,老吴的能力、责任心,让他很容易影响罢工的进程。他的法律知识、表达能力,在谈判时派上了用场,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一位工人回忆说:

 

“他讲法律是一条一条地讲。那个厂里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老吴反应快,不冲动,能主持公道,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说他‘多管闲事’。”[15]

 

当局面陷入僵持后,他主动维持大家的士气,不让集体放任自流地涣散下去。这方面,其他代表显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就安慰我们,跟员工代表坐在一起,说说话,劝导我们一下。”(烫金部某组长、工人代表)[16]

 

共同斗争中,老吴这样对工人有责任感、能跟资方对话而不落下风的代表,自然会赢得一定的拥戴。老吴被抓后,一位工人对来访者讲:

 

“我平时跟(老吴)代表没来往,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不知名字。这次罢工才认识,一辈子也忘不掉。我内心讲,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

 

在谈判时,老吴与其他代表都主张对资方“释放诚意”,事后证明是中计了。当然,相比老练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劳资对峙的历练了。但这一错误的要害,不在于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经验,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氛围,长期处于一击即走、不搞严酷对抗的“轻快”节奏中,也就难免在行动中容易倾向于跟老板妥协。

 

2015年,当老吴出狱不久,一位观察者总结说: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18]

 

这样的状态中,工人难以对代表的经验、见识和决心有严格的要求。老吴获得自由后,也对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一天两天能产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则罢工那一两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资方收买。”[19]

 

在笔者看来,所谓“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在工厂日常的摩擦、抗争中,促使出现工人斗争积极分子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在发生群众行动的时刻,有可能产生善于推动斗争集体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狱后,老吴成为某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维权工人提供法律咨询。201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斗争逐渐落潮,国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劳资协调实践。重重阻力下,老吴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20]……

 

 



[1]“很多代表害怕了,不敢再去。我不怕……”——货仓部员工访谈(自印版《2013 搬厂 罢工》)

[2]吴代表访问记(自印版《2013 搬厂 罢工》)

[3] 同上

[4]调岗后,没有班加收入下降,老吴跑到劳动部门向领导直接投诉,迫使厂方恢复了他原有的岗位。

[5]工人的要求是:经济补偿,高温补贴,养老保险,年假,法定节假日工资。

[6] 同注释36

[7] 同注释36

[8] 同注释36

[9] 同注释36

[10] 同注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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