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革命者》译者序、中译本序

　　《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

　　作者: [美] 伊登·梅迪纳

　　译者: 熊节

　　01　　作者介绍

　　伊登·梅迪纳　　

　　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副教授。她的研究使用科学技术史作为了解政治变革过程的一种方式。　　

　　02　　译者序

　　从接下这本《控制论革命者》的翻译任务起，我就开始乐此不疲地向朋友和同行讲述这个传奇的故事：“你知道吗，在1970年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曾经有一个叫做Cybersyn的IT项目，计划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计算机网络和大数据系统，用来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它的指挥室是这样的……”看到维基百科上那张“充满未来感”的照片时，听者无不发出惊叹：“这真的是四十多年前的项目?怎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IT行业不是一个记性特别好的领域。在这个行业里，大家更关心今天和明天，鲜少抽出时间来回顾昨天。不过就在今年，有两位经营全国最大的电商平台而大获成功的企业家先后说出“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观点，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市场”与“计划”之间最初的论战。1920年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仅仅是因为一个技术问题，即集中式的经济计算无法有效进行。今天，站在马云的角度，也许他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国家尺度上的供给与需求，只要通信和计算能力达到某个阈值以上，是有可能有效地计算和计划的。于是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个通信与计算能力的临界点究竟在哪里?四十多年前智利的这次尝试(考虑到智利国家的规模)，是否可能已经无意间逼近了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行的阈值?

　　可惜的是，这场大胆的科技实验没能持续太久。它仿佛是过去几十年众多左翼政治和社会尝试的缩影：描绘了宏伟而美好的愿景，但没能真正落地实现。但细读Cybersyn项目的曲折历程，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这个项目的成败，远非科技本身所能左右的。智利社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背后衬托出的始终是美国政府的巨大阴影。一种科技(乃至政治制度)的成败，并不单由它本身的优劣决定，更多时候恐怕要取决于地缘政治的角力。反过来，认为目前取得成功的科技就一定是“优越的”乃至“必然的”，甚至认为科技的发展本身有其必然路径、人只能被动跟随科技的发展，这同样可能是一种过于单纯的科技决定论视角。只有透过Cybersyn这样的异类映照出科技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才会留意到政治的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推动角色。

　　恰好在书写这篇文字的前几天，中国数亿网民每天通过手机使用的社交平台正在因其封闭而霸道的信息管理方式被猛烈批评。这不禁让我回想起1996年约翰·巴罗在《网络社会独立宣言》中对互联网充满乐观的期望。曾经被视为自由、开放、民主之代表的互联网，是何时、如何变成微信的封闭专制帝国?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Cybersyn的故事会从幽暗的记忆深处亮起一盏小灯，提醒我们：科技的变迁绝非理所当然，要去关注科技变迁背后权力与利益的推动。缺少了这种反思，我们又何从构建更好的科技?从“以史为鉴”的意义上，Cybersyn给我们这些IT从业者提供了一面明镜。

　　为此，我必须感谢本书的作者Eden Medina教授，是她把这个传奇的故事从尘封的故纸堆中发掘出来，为我们点亮了这盏历史的小灯。我还要感谢吴靖和王洪喆两位老师，他们把这本书的中译本引入“批判传播学书系”，使之能与中国读者晤面。邱林川教授在翻译过程中对我有很多指导，帮助我看到科技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我还要感谢家人的支持，让我顺利完成翻译任务。

　　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反复纠结是否应该把“Cybersyn”这个名字译为中文。在书中读者会看到，“Cybersyn”是组合“控制论”(cybernetics)和“协作”(synergy)新造的一个词。王洪喆老师曾把它译为“赛博协同”，我几番斟酌，还是觉得这个译法与原意有所出入，尤其“赛博”一词在当代语境中已经很难令人联想到“控制论”。而该项目的西班牙语名称“SYNCO”则是“信息与控制系统”(Sistema deInformación y Control)的缩写，照搬这个名字又太过平实，几乎无法与今天普及了各行各业的信息与控制系统相区别。左右衡量之下，我还是决定保留“Cybersyn”这个名字(以及项目中各个子系统的名字)不译，希望读者能在咀嚼这个生造词的时候，在脑海中浮现与当年的控制论革命者们同样的意象。

　　下面，就把这个传奇的故事交给读者吧，祝你阅读愉快。

　　熊节

　　2017年8月26日

　　03　　中译本序　　

　　《控制论革命者》序

　　作者：邱林川

　　这是个特别的国度。没有她，今日世界应当非常不同。

　　今日世界是信息科技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的世界。在这个科技网络覆盖的世界里，有人说，成王败寇、弱肉强食，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这些人往往言必称硅谷，把美国看成世界发展、科技进步的终极归宿。

　　我们要观注的这个特别国度，即《控制论革命者》的发生之处，是南半球的智利。她在地理位置上与硅谷恰恰相反，在南美与北美相对应的西部海岸。不仅如此，本书聚焦的是1970到1973年左翼执政时期的智利。在政治谱系上，她也与支撑硅谷模式的北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属于冷战时期与西方阵营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若无从前的智利，恐怕没有今天的硅谷，今日世界也因此会十分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一来智利是世界主要产铜国，光纤通信技术普及以前，各国通信体系主要依靠铜缆。可以说，没有智利的铜，当年先由英国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通信网络(主要是电报电话)估计要大打折扣。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第一代网民，很可能也不会有第一波1990年代的科网股泡沫，因为那时人们上网必须用MODEM(调制解调器)将个人电脑接入铜缆电话网。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若无智利的铜，恐难有硅谷的第一桶金。

　　二来智利堪称世界新自由主义发祥地。这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出的看法。新自由主义提倡私有化、“大市场、小政府”、减少管制资本、限制工人组织。这套理论1950年代就已出现，但在当时凯恩斯主义主导的西方国家长期无人问津。直到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民选产生的阿联德政府，实施军事独裁，才有了靠枪杆子打出的首个新自由主义政权。可以说，没有智利这个“后门”，新自由主义学说也许至今仍找不到进入核心权力结构的途径。那也就没有后来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以及当今与金融资本高度结合的硅谷模式了。

　　智利1973年“911”政变造成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入狱。集中营的酷刑令人发指。野蛮的恐怖使皮诺切特军事独裁得以延续十余年，催生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也终结了人类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Cybersyn。

　　这本书正是讲述Cybersyn 的故事，一个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互联网传奇，一段西方媒体与硅谷精英选择遗忘、甚至努力掩盖的历史。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原来资本逻辑与科技网络并非天然合体;原来美国曾扮演如此不光彩的角色，介入推翻民选政府，阻碍科技进步。假如智利1973年政变失败，我们今天熟知的互联网史恐怕要推到重写。这是智利这个国度之于今日世界的第三点特别之处。

　　第一次听说Cybersyn 是2005年，从我的老师曼威-卡斯特(Manuel Catells)那里。阿联德执政时期，他就在智利工作。73年政变，他也因此遭到放逐。不记得为什么他跟我提到Cybersyn 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非常诧异：真有这么个“史前”的互联网?如何了解这个项目当年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卡老师的回应是：你不懂西班牙语，还是耐心等待英文研究成果吧。

　　这一等就是十年。Eden Medina的这本惊世之作终于问世，再经IT工程师熊节之手从英文译为中文。今天的读者比当年的我真是幸运很多。

　　本书基于扎实严谨的历史研究，有丰富细致的档案资料基础，还有对当事人进行的访谈。其中有的关键人物已经辞世。这些材料因而弥足珍贵。

　　除了史料价值，《控制论革命者》更重要之处是它的史识。作者书写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科技史，让有志改造互联网文化的读者有更全面、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以后我们谈论网络，不用再言必称硅谷，也不用讳言社会主义。让来自智利的光，帮我们照亮前路。

　　再次感谢译者的辛勤劳动!